如果說一個星期沒讀汪曾祺，那是有可能的。但是，一個月不讀汪曾祺，在我多年裏，是沒有過的事。長時間不讀汪曾祺，對文字的感覺變得不敏感，下筆會感到生澀，滯重。更主要的，是會生出有一種深重的依念之感。
初次讀到汪曾祺，還是多年前在學校的時候。當班上同學在化學結構的”烏龜殼”裏轉悠，在三羧酸循環的”麻花”中打結，在統計學公式的“樓梯”上翻滾的時候，哥兒幾個不務正業的夥伴，下午放了學，就忙著去看新潮畫派的畫展，去電影院門口賣了糧票看電影。晚上，躺在寢室裏討論沈從文、宗璞、白樺、張潔、顧城、舒婷、北島……
一天，雜誌上突然冒出來一個姓汪的，不知道是何路神仙。汪曾祺？又一位沒聽說過的。
一讀到他的小說《受戒》，當夜幾個人就在臥談會上叫好：小說竟有這種路數的，沒見過。
嘿！
一篇一萬二千字的寫和尚愛情的小說!幾乎沒有什麽故事情節，但是,卻那樣迷人，那樣美，那樣有詩意。小和尚明海和農家少女的初戀，被描寫得如詩如畫，醉人心田。
請允許我抄一點書。你看看！
……
她一眼就看見了明子。隔著一條護城河，就喊他：
“明子！”
“小英子！”
“你受了戒啦？”
“受了。”
“疼嗎？”
“疼。”
“現在還疼嗎？”
“現在疼過去了。”
“你哪天回去？”
“後天 。”
“上午？下午？”
“下午。”
“我來接你！”
“好！”
……
再請看！
……
劃了一氣，，小英子說：“你不要當方丈！”
“好，不當。”
“你也不要當沙彌尾！”
“好，不當。”
又劃了一氣，看見那一片蘆花蕩子了。
小英子忽然把槳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邊，小聲地說：
“我給你當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說話呀！”
明子說：“嗯。”
“什麽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聲地說：“要！”
“你喊什麽？”
明子小小聲說：“要——！”
“快點劃！”
英子跳到中艙，兩隻槳飛快地劃起來，劃進了蘆花蕩。
……
有一次，一位鄉村幹部親口告訴汪曾祺，說，一次他們那兒開農村幹部會，第二天收拾會場時，看見一塊桌布上，竟然全是明海和小英子的對話，一人一句，全都背下來了！
《受戒》的稿末，有兩行小字：
一九八零年八月十二日，
寫四十三年前的一個夢。
一個靜靜的深夜，又一次讀到這兩行字，我突然非常感動，一種痛惜的溫暖回環在胸，不覺眼
眶濕潤。
剛接觸到汪曾祺的東西，一種說不出的模模糊糊的感覺。是一種陌生的驚喜？還是一種平靜的愉悅？說不清。總之，覺得他的東西有“嚼頭”！有一種和以前讀過的東西不相同的滋味。一種可以長時間地咀嚼、慢慢地品味的東西。
故事人人會編，細節有人會寫，至於語言，不是下過極大的功夫和某種天賦，可能達不到汪曾祺的這種高度。
一直覺得，寫小說，一是寫語言。二是寫細節。散文呢，詩呢，恐怕語言和意境、感覺，都重要。
寫東西，主要不是寫故事，主要不是寫大道理。故事人人會編，當然有人講得有趣一些，有人講得乏味一些。至於道理麽，好像古今中外的書上，就是那些，翻來覆去地講，把人講得更糊塗了。其實，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汪曾祺的第一貢獻，我覺得是語言。
很少華麗的詞藻。他很重視語感，重視用詞的準確性。他的孫女“批評”他的文章說：不好，“沒詞兒！”
他說散文的大忌是作態。他說中國的散文一壞於楊朔（代表作《荔枝蜜》，《茶花賦》），二壞於劉白羽（代表作《長江三日》）。過度抒情，過度雕琢，讀起來有“女郎詩”的味道。他說，有一種模式，不論搞什麽題目，最後都要結到歌頌祖國，歌頌社會主義，卒章顯其誌，有點像封建時代的試貼詩，最後一句總要頌聖。
他還說，中國人經過長期的折騰，大家都很累，心情浮躁，需要平靜，需要安慰，需要一種較高文化層次的休息。
我們真是很需要對汪曾祺這種自成一家的精美語言的享受！
讀東西，我自己的體會，有三個層次。一是，知曉。學到了東西，得明白了的快樂。二是引起思考。深化了一層，從快樂過渡到擴展開來的感覺，豁然開朗。三是品味，玩味，吟詠，反複的咀嚼，回味無盡。有欣賞元明青花瓷中的好看的寫意人物的味道，和極樂不同，是一種慢慢地融進自己血液和滲透到身體個部位的久久存留的感覺。
他的語言，如果放在上世紀三十年代，那就是算許多好中的一個，但是在八九十年代，就是相當地突出的好了。
他對往事的眷戀，或濃或淡的離愁別緒，和著鄉愁，以及對朋友鄉親的友情，他都用他的特殊的文字風格，恰到好處的表現了出來。
他對事物的描寫非常傳神貼切，就是一道普通的家常菜，也會被他寫得“味透紙背”。(其女兒汪朝語)
汪曾祺再度寫作時，因為文革中搞“樣板戲”的問題（說過江青的好話，不是一般的話。這事容我以後慢慢講來。）被再度審查，事沒完，人被晾在了那兒。他的西南聯大的同學李榮、朱德熙（後為北大副校長）為此不平，他們在工作中和當時管事的胡喬木（當時胡好像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吧？）有來往。李榮對胡喬木極力推薦說：“此人文筆如果不是中國第一，起碼是北京第一。”李榮何許人也？話敢說得這麽大？取出你手邊的《現代漢語詞典》看看，主編之一就是這位中國社科院語言所的所長、世界著名的語言學家——李榮。胡還為汪調動的事寫了條子。（後未進行。）
汪曾祺很敬佩他的老師沈從文，認為沈是他見過的真正淡泊的作家，這種淡泊，不僅是一種品德，而且是一種境界。汪曾祺也是甘於淡泊的人，他才可能把他內心真正感受到的東西，寫出來，傳達給了讀者。
沈從文曾經對人說過，汪曾祺的文章寫得比他自己還要好。
汪曾祺曾在北京文聯做過幾年編輯。北京文聯的領導老舍曾說，他在北京文聯隻“怕”兩個人，一是端木蕻良，一個是汪曾祺。這個怕，不是說他們有多厲害。而是說，汪曾祺在文學上青出於藍，定能有所成就。
還有，當時的文聯、作協的領導人、詩人郭小川說過，他記得汪曾祺說，別人這樣寫過，我就盡量不這樣寫。
這就是為什麽汪曾祺能夠獨樹一幟，創造出一種與別人不同的文字風格。
汪不但能寫戲，還能演戲，不但能寫小說散文，還能寫舊詩。
上世紀四十年代初，西南聯大在昆明巫家壩上演《家》，鳴鳳鬼魂下場後，汪曾祺扮演的老更夫在昏暗的舞台中間，敲起了鑼，鑼聲和報更的喑啞聲回蕩在劇場裏。幾十年後，作家宗璞還記得老更夫的模樣，說，汪曾祺的聲音，至今還還響在耳邊。
1997年5月，汪曾祺到四川參加“五糧液筆會”，多喝了幾杯，因為肝硬化引發的消化道大出血，於5月16日上午10點30分在北京去世。享年77歲。
他1920年3月5日出生於江蘇高郵。
汪曾祺在他寫的京劇劇本《裘盛戎》裏，有這樣一句悼念京劇藝術家、花臉大家裘盛戎先生的唱詞：“昨日的故人已不在，昨日的花，還在開。”
是的，人已遠行，但是汪曾祺留下的文字，如同不凋謝的鮮花一樣，長久盛開在中國文學史上，盛開在一代代讀者的心中。
2009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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