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搜了一下關於冉阿讓的人物分析，很有意思。

冉阿讓並不是一個抽象的人。從出身、經曆、品德、習性各方麵來說，他都是一個勞動者。他體現了勞動人民各種優秀的品質，他是被壓迫、被損害、被侮辱的勞苦人民的代表。他的全部經曆與命運，都具有一種崇高的悲愴性，這種有社會代表意義的悲愴性，使得《悲慘世界》成為勞苦大眾在黑暗社會裏掙紮與奮鬥的悲愴的史詩。

這種人道主義同情還推動雨果進行尖銳的社會批判。他把下層人民的苦難，明確歸之於“法律和習俗所造成的社會壓迫”，他整部小說的目的，就在於揭露這種壓迫如何“人為地把人間變成地獄，並且使人類與生俱來的幸運遭受不可避免的災禍”。在《悲慘世界》裏，與對勞動人民深切的同情同時並存、水乳交融的是，作者對黑暗的社會現實的強烈抗議。在這裏，雨果的人道主義思想，不僅是他同情勞動人民的出發點，也是他進行社會批判的一種尺度。

不僅如此，雨果還把人道主義的感化力量視為改造人性與社會的手段，小說中的卞福汝主教與後來的冉阿讓就體現了他的這一思想。卞福汝是小說中一個理想的人道主義的形象，冉阿讓後來也是大慈大悲的化身，他們身上不僅有無窮無盡的人道主義愛心，而且他們這種愛，還能感化凶殘的匪幫，甚至統治階級的鷹犬，並在悲慘世界裏創建了濱海蒙特勒伊這樣一塊窮人的福地，真正的“世外桃源”。於是，人道主義的仁愛在小說裏就成為了一種千靈萬驗、無堅不摧的神奇力量，這種近乎童話的描寫，倒正是雨果天真幻想的流露，是他的一種局限。

這是高昂的民主主義激情的體現。誰都會注意到小說中對一八三二年人民革命運動與起義鬥爭的出色描寫與熱情歌頌。在整個西方文學中，我們還沒有見過有什麽作品象《悲慘世界》這樣，對一次革命起義作過如此正麵的、完整的，如此規模宏大，如此熱情奔放的描述，其畫麵都是以壯麗的色彩、細致的筆法繪製出來的，具有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女神引導著人民》那種輝煌的風格。作品的這一舉足輕重的部分，無疑給《悲慘世界》定下了革命民主主義的基調，其中的民主主義革命思想觀點，事實上也突破了人道主義的框架，彌補了作品的天真幻想的一麵。

這就是《悲慘世界》的四種素質、四個方麵。就《悲慘世界》在內容上的豐富、深廣與複雜而言，它無疑在雨果數量眾多的文學作品中居於首位，即使是在十九世紀文學中，也隻有巴爾紮克的巨著《人間喜劇》的整體可與之比美。對於它厚實的藝術容積，也許隻有借助巨大的森林、遼闊的海洋這一類比喻，才能提供一個總體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