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時候，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們有的被弄壞了，有的則忙不過來，於是就鼓勵百姓告密，那時候叫檢舉揭發。當然是揭發反革命，也揭發壞人壞事。機關學校工廠街道，路邊牆上大門後頭都能看見檢舉箱。一個木頭盒子掛上把小鎖，門上一道縫，反革命或者壞人壞事就被從這道縫裏檢舉進去。每天來來回回走在這些箱子下麵，我對這些箱子就充滿好奇，很想弄開一個看看，究竟誰是反革命。不過我沒有這個膽子。
說起來，檢舉箱上的那道縫我也是用過的，而且是真地出於正義的憤怒。就是說，我也曾經檢舉過。我檢舉了一個大孩子，他搶了我的彈弓，而我肯定打不過他。我希望這種正義而陰損的辦法能夠給我找回公道。結果當然就是沒有結果。我沒有成為一個檢舉的受益人。但是沒有多久，我卻成了檢舉的受害者，而檢舉的人竟就是我自己。
那個時候，正是造反派動粗的時候，我的父親和著另外一兩個人連同一台吉普車，跑得找不見了。所以我的情況就有些被動。在某一月的某一天，我在某個廁所大解，那是一個無聊的過程。我坐在抽水馬桶上隨便檢視牆上各種各樣的口號和標語，忽然看見門柱的腳上有用鉛筆寫下的小而清晰的毛主席三個字，還打上了叉。這原本和我沒有關係，但是讓我看見了，就和我有了關係。既然時代考驗了我，我就不能不去找居民區的王老虎，做出報告或說檢舉。
王老虎並不是個居民幹部，連城市戶口也沒有，但是王老虎是造反派的，是居民區裏唯一能說話算數的人。都說文革時候的造反奪權是血雨腥風，是“暴力的行動”，其實到了每一個地方也不盡然。王老虎的造反和奪權連大聲說話都不需要，她一個中年女流，能有什麽暴力？
王老虎的老頭也是七兵團的南下幹部，因為不識幾個字，雖然南下了卻不能真的當幹部，整天腰裏別個小手槍騎著邊三輪送文件，是個機要通信員。大概就是因為通信員，別的南下幹部的鄉下老婆都早就遷了戶口進了城有了工作，王老虎卻是等到文化大革命開始，才把戶口丟在山東鄉下，帶著一兒一女下了江南。王老虎不識字，說一口山東土話，可是南下才幾天就能找著居委會傅爺爺的家，敲敲門進去拿了居委會的圖章，奪了權。後來傅爺爺說，他當時以為是個想要當保姆的。
王老虎聽了我的告密，興衝衝地找來北山派出所的片警小劉。小劉勘察了現場，當場表揚了我，我很高興，以為這件事就算了了。誰知道過了好幾天，王老虎竟然拿不下這個反動標語案，轉過身聯合著小劉來找我談話。王老虎的邏輯無懈可擊，王老虎說，那麽小的字，那麽暗的光線，那麽個地方，為什麽別人都沒有看見，就你看見了？
現在想起來，我的身上或許就是有共產黨人的遺傳？也可能是電影上的共產黨人教育了我。我除了堅持真理，告訴他們那不是我寫的，其他一概都是“不知道”。他們找我談了兩次話，每次都談到半夜。其實大家都是坐著，都不說話。最後他們叫我回去思考，還說要去我的學校調查。喝！這個我倒真的不怕，我不僅是老師信得過的好學生，是紅小兵，更要命的，我還是紅哨兵。你總聽說過黨衛軍裏還有衝鋒隊的吧？
我的案子到現在也還沒有結論。雖然我並不經常地想起這件事，但是這件事給我的心靈還是造成了不可磨滅的影響，以至於我現在一看見“朱一刀”或者“王貴”，小劉愁眉苦臉的樣子就會浮現在我的眼前。
說實話，我挺喜歡林永健的戲的。
九年六月二日
雙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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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來，檢舉箱上的那道縫我也是用過的，而且是真地出於正義的憤怒。就是說，我也曾經檢舉過。我檢舉了一個大孩子，他搶了我的彈弓，而我肯定打不過他。我希望這種正義而陰損的辦法能夠給我找回公道。結果當然就是沒有結果。我沒有成為一個檢舉的受益人。但是沒有多久，我卻成了檢舉的受害者，而檢舉的人竟就是我自己。
那個時候，正是造反派動粗的時候，我的父親和著另外一兩個人連同一台吉普車，跑得找不見了。所以我的情況就有些被動。在某一月的某一天，我在某個廁所大解，那是一個無聊的過程。我坐在抽水馬桶上隨便檢視牆上各種各樣的口號和標語，忽然看見門柱的腳上有用鉛筆寫下的小而清晰的毛主席三個字，還打上了叉。這原本和我沒有關係，但是讓我看見了，就和我有了關係。既然時代考驗了我，我就不能不去找居民區的王老虎，做出報告或說檢舉。
王老虎並不是個居民幹部，連城市戶口也沒有，但是王老虎是造反派的，是居民區裏唯一能說話算數的人。都說文革時候的造反奪權是血雨腥風，是“暴力的行動”，其實到了每一個地方也不盡然。王老虎的造反和奪權連大聲說話都不需要，她一個中年女流，能有什麽暴力？
王老虎的老頭也是七兵團的南下幹部，因為不識幾個字，雖然南下了卻不能真的當幹部，整天腰裏別個小手槍騎著邊三輪送文件，是個機要通信員。大概就是因為通信員，別的南下幹部的鄉下老婆都早就遷了戶口進了城有了工作，王老虎卻是等到文化大革命開始，才把戶口丟在山東鄉下，帶著一兒一女下了江南。王老虎不識字，說一口山東土話，可是南下才幾天就能找著居委會傅爺爺的家，敲敲門進去拿了居委會的圖章，奪了權。後來傅爺爺說，他當時以為是個想要當保姆的。
王老虎聽了我的告密，興衝衝地找來北山派出所的片警小劉。小劉勘察了現場，當場表揚了我，我很高興，以為這件事就算了了。誰知道過了好幾天，王老虎竟然拿不下這個反動標語案，轉過身聯合著小劉來找我談話。王老虎的邏輯無懈可擊，王老虎說，那麽小的字，那麽暗的光線，那麽個地方，為什麽別人都沒有看見，就你看見了？
現在想起來，我的身上或許就是有共產黨人的遺傳？也可能是電影上的共產黨人教育了我。我除了堅持真理，告訴他們那不是我寫的，其他一概都是“不知道”。他們找我談了兩次話，每次都談到半夜。其實大家都是坐著，都不說話。最後他們叫我回去思考，還說要去我的學校調查。喝！這個我倒真的不怕，我不僅是老師信得過的好學生，是紅小兵，更要命的，我還是紅哨兵。你總聽說過黨衛軍裏還有衝鋒隊的吧？
我的案子到現在也還沒有結論。雖然我並不經常地想起這件事，但是這件事給我的心靈還是造成了不可磨滅的影響，以至於我現在一看見“朱一刀”或者“王貴”，小劉愁眉苦臉的樣子就會浮現在我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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