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央視的春晚在南方越來越受到冷落，從央視自己公布的資料看，春晚在南方各省的收視率都小於10%，海南的收視率全國最低僅1.3%！而春晚的寵兒——小品，這幾年一直被東北軍團牢牢控製著，趙本山寶刀未老，小沈陽又嶄露鋒芒，雖然“趙氏幽默”獨具特色，但南方觀眾還是難以接受。同樣，近期紅遍浦江兩岸的周立波雖然在大上海人氣超過了小沈陽，但是北方觀眾卻不認可，其中原因，除了南北文化差異之外，語言的差別也是造成這種隔閡的重要原因。
不管是小沈陽還是周立波，如今語言小品的一大特征是大量使用方言，這就客觀上造成了這些作品的地域性限製。中國不是有“普通話”嗎？為什麽不用這“普通”的話來表演，讓大家都能接受呢？
不行，因為我們的“普通話”並不普通，它是“以北京話為基準音”製定的一種半“人工”語言，就連北京人說的話也不是普通話，誰又能說好“普通話”呢？
回顧曆史，在400多年前的明朝，當時的北京話有大量入聲字卻沒有zh、ch、sh等翹舌音。作為明朝官話的北京話其實是當時屬於吳語的南京官話！即使清朝定都北京初期，南京官話仍然是清代官場和知識分子階層的主流官話。滿人征服了漢人但不能征服漢族的語言，於是，學講漢語成了滿人唯一的選擇，八旗貴族們開始邯鄲學步，他們學講的蹩腳漢語（滿式漢語）就是早期的普通話（Mandarin，其中man就是滿族的意思）。
但是滿語對比漢語有它先天的殘疾，首先，入聲字一下子就全丟了，這就是漢語同音字增多最根本的曆史原因。可笑的是，道光、慈禧們用滿語套學漢語發音說一口“標準普通話”，成為了真正的普通話之父（母）！
難怪有人說：把普通話納入漢語的範疇都有些牽強附會，就像把旗袍和京劇列為中國的國粹一樣荒唐。中華五千年文明不可能僅僅濃縮在滿族人的統治之中吧？
到了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首屆國會中曾有人提議廣州話為國語。不過，身為廣東人的臨時大總統孫中山顧全大局，勸說粵籍議員放棄以粵語為國語。在討論“國語”的標準問題時，與會的南北方的代表發生了激烈的爭執。北方代表堅持以北方話為基礎，南方代表則堅決反對，理由是北方話中喪失了太多的傳統語音，簡化得太厲害，而這些音仍保留在南方各方言中。雙方僵持不下。一位江蘇代表說了一句：“黃包車”，被一位北方代表誤聽為“王八蛋”，卷起袖子就要動手，這位南方代表憤然離場，再也沒有回來。後來大會隻得靠投票表決，結果，北京話以一票之差壓倒廣州話成為國語，至今仍讓一些廣州人遺憾不已。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其中一項任務就是研究漢語拚音方案。1958年2月1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準公布漢語拚音方案，該方案進一步鞏固了普通話作為“國語”的地位。奇怪的是，參與漢語拚音方案及其前身製定的絕大多數是南方人：吳玉章（1878－1966，四川自貢人）、胡愈之（1896～1986，浙江上虞人）、韋愨（1896～1976 ，廣東香山縣）、丁西林（1893～1974，江蘇泰興人）、林漢達（1900～1972，浙江鎮海人）、羅常培（1899～1958，北京人)）、陸誌韋（1894～1970，浙江吳興人）、黎錦熙（1890～1978，湖南湘潭人）、王力（1900～1986，廣西博白人）、倪海曙（1918～1988，上海市人）、葉籟士（1911～1994，江蘇省吳縣人）、周有光（1906～，江蘇常州人）。這雖然和江浙在全國的文化比重是一致的，但是漢語拚音卻沒有一點吳語發音的痕跡，不能不是一個遺憾。
有趣的是，這些人當中許多並不是研究語言的，如丁西林是物理學家，林漢達是曆史學家，陸誌韋是心理學家，周有光是經濟學家。
正是這些半路出家的南方語言學家們製訂了漢語拚音方案，於是全中國的人也不得不向滿人那樣卷著舌頭說話，八旗子弟的後裔們便堂而皇之地把說吳語的人列為不入流的小市民了。
“普通話”原來應該是方便全中國的人，可是這全然不顧南方方言，違背南北兼顧原則的“普通話”反而加深了南北隔閡，雖然一夜間讓“二人轉”紅遍大江南北，卻使越劇評彈、上海滑稽走入冷宮。更叫人遺憾的是，由於受滿語影響的“普通話” 發音生硬刻板，使得學習者困難重重，推廣起來非常艱難。
據報道，國家教育部從今年起將向各省提出要求，報考國家公務員普通話應達到三級水平，不達標可能下崗。另據報載，北京10萬公務員測普通話，多數北京人說不好普通話！
說標準的普通話的確不容易，日常生活中有誰把zh、 ch、 sh、 z、 c、 s 和in、 ing分得那麽仔細呢？“重新” 是 chongxin，是congxin，或是congxing，還是chongxing？“風”為什麽一定是“feng”而不可以是“fong”？普通話容得下許許多多的同音字，為什麽把翹不翹舌，前後鼻音規定的那麽死板呢？普通話的這種刻板的規定客觀上妨礙了普通話的推廣，對海外漢語教學尤為不利。
所以，在中國大概隻有播音員才能說真正的普通話。除了發音生硬刻板之外，普通話的同音字也是一個問題，雖然許多南方方言不分N和 L（男、藍），或缺少某些輔音，如上海話很少有H音（黃、王不分，喝茶為吃茶，害人為愛人），但是普通話的發音更為簡化，同音字遠遠多於大多數的方言。例如，“南”和“難”在上海話中是不同的，而在唐代它們一個發‘nan’，另一個發‘nam’。再如“期、欺、七、妻、棲”等在吳語中也是異音字。吳語中結構最簡單的上海話，單音素有50個，普通話僅37個。普通話清濁聲母不分，故“弟、帝”、“定、訂”不分；舒促聲調不分，故“一、衣”、“做、作”不分；“w、v”聲母不分，故“萬、腕”、“ 紊、穩”不分；以及“菜、蔡”不分等等。
從曆史演變來看，南方各方言才是中國“國語”的代表。廣東話曾被比喻為中國語言的活化石。例如廣東話中“吃”為“食”，“走”為“行”；吳語中的“哉、弗、吾、勿”等都是古語的再現。所以用吳語讀唐詩，抑揚頓措，十分富於音樂感。相比之下，用語音係統已大大萎縮的“普通話”讀唐詩就乏味多了，隻能通過字形體會意思。
雖然中國早期文明以北方為主，但北方文化事業屢遭戰亂破壞，大量知識分子因避戰亂南遷，包括王羲之、辛棄疾等。自東晉以來，中國文化中心就開始逐漸南移，南宋以後的中國文學創作主要是在吳方言地區完成的。以四大名著為代表的大量名著是江浙人寫的。施耐庵、羅貫中、毛宗崗等本是說書藝人，馮夢龍、金聖歎等是蘇州才子，大多數名著原來是蘇州評書的腳本。僅《水滸全傳》中吳語詞匯就不下兩百多，了解這些詞匯可提高對作品的理解層次。
從某種意義上說吳語是一種高雅的文化語言，官話則僅是一種政治語言。
語言做為文化的載體，其價值往往體現在文學的繁榮程度上。以近代而言，從馮夢龍的《山歌》，到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再到現代的一大批海派作家，吳語的文化價值盡顯無疑，現在普通話中的常用詞如“尷尬”、“煞有介事”、“齷齪”、“愜意”等等，甚至連佳句如“月亮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都來自江浙一帶的吳語。我們今天使用的大量成語來自馮夢龍修訂的《東周列國誌》，而當時不帶入聲調的北方話還沒完全形成。可以毫不誇張的說，吳語是中國文化價值最高的方言。
所以我認為，真正的“普通話”或許應該是以中原官話為基礎，以吳語發音和詞匯為參照標準同時兼顧北方方言的一種語言體係，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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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及：
一場推廣普通話運動走入了極端，“人人會說普通話”的推普目標，變成了“人人隻說普通話”，使得當今的中國兒童都不會說本地方言了，以上海為例，過去流行於弄堂街口膾炙人口的童謠，現在現在還有多少孩子會唱？
1） 小三子， 拉車子， 一拉拉到陸家嘴。 拾著一包香瓜子， 炒炒一鍋子， 吃吃一肚子， 拆拆一褲子， 到黃浦江邊解褲子， 畀了紅頭阿三看見仔， 拖到巡捕行裏罰角子。
2） 山裏有隻廟， 廟裏有隻缸， 缸裏有隻碗， 碗裏有隻蛋， 蛋裏有個小和尚， 嗯呀嗯呀要吃綠豆湯。
3 山啷有隻老虎， 老虎要吃人， 拿伊關垃籠子裏。 籠子壞脫， 老虎逃脫， 逃到南京，逃到北京， 買包糖精， 擺垃水裏浸一浸， 密西密西拉胡琴。
4） 啷啷啷，騎馬到鬆江， 搖搖搖，搖到外婆橋, 外婆叫我好寶寶。 月亮亮，家家小囡出來白相相……
5） 本來要打千千萬萬記，現在辰光來不及，馬馬虎虎打十記，一、二、三、四……
6） 篤篤篤，賣糖粥，三斤蒲桃四斤殼。張家老伯伯垃拉坐,，問儂討隻小花狗。
7） 一歇哭，一歇笑，兩隻眼睛開大炮。一開開到城隍廟，城隍老爺哈哈笑。
8）賴學精，白相精，書包摜垃屋頭頂，看見先生難為情!
9） 湯司令到， 機關槍掃， 熱水瓶爆， 癩蛤巴跳。
10）我的一個臭屁， 震動了大地。 大地的人民， 拿起了武器， 趕走了美帝。
11） 同誌們──捉牢伊——， 投機倒把販賣洋山芋。
12）落雨了，打烊了，小八臘子開會了……”
百年童謠之最的《搖啊搖》，誕生與江浙鄉鎮中，流行與上海弄堂裏，它有三個不同版本：
第一首：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外婆叫我好寶寶。 糖一包，果一包，外婆買條魚來燒。 頭不熟，尾巴焦，盛在碗裏吱吱叫，吃了肚裏豁虎跳。 跳啊跳，一跳跳到賣魚橋，寶寶樂得哈哈笑。
第二首：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外婆叫我好寶寶。 請吃糖，請吃糕，糖啊糕啊莫吃飽。 少吃滋味多，多吃滋味少。
第三首：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外婆叫我好寶寶， 我叫外婆洋泡泡，外婆罵我小赤佬！
現在的上海小赤佬啊，你們是否還能把上海話這艘破船繼續搖下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