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兒五四運動已經發生九十周年了。
中國主流學術界一直把五四運動作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中國近代史和現代史的分水嶺。五四運動後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無論是在武裝奪取政權還是維持政權的年代，都沒放下五四的旗幟。人們不禁要問，五四的旗幟何以會長久飄揚呢？
五四運動是 1919 年 5 月 4 日爆發的大學生上街遊行的著名曆史事件。
1919 年 1 月 18 日，一次大戰的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中國以戰勝國身分參加和會，提出取消列強在華各項特權，歸還大戰期間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去的山東各項權利等要求。然而，巴黎和會在列強操縱下，不但拒絕中國的合理要求，而且在對德和約上，明文規定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轉讓給日本。在“強權戰勝公理”，“弱國無外交”的險惡國際局勢中，北洋政府竟準備在“和約”上簽字，這就激起了中國各界人士的強烈反對。
5 月 4 日，北京大學等十幾所大學的 3000 多名學生跑到天安門前示威遊行，他們打出“還我青島”、“收回山東權利”、“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廢除二十一條”、“抵製日貨”、“寧肯玉碎，勿為瓦全”等口號，並且要求懲辦親日派交通總長曹汝霖、貨幣局總裁陸宗輿、駐日公使章宗祥。遊完行，學生們的要求也沒得到政府的回應，便接茬兒要到東交民巷外國使館示威，卻遭軍警阻攔。這就大大激化了愛國學生和政府的矛盾。學生們非要討個說法兒不可，一怒之下，就近跑到趙家樓曹汝霖家，沒找到曹汝霖，卻撞見正在曹家串門兒的章宗祥。學生一哄而上，給這位公使先生一頓臭打，並放火燒了曹宅。這就是著名的“火燒趙家樓”事件。大批軍警聞訊趕到趙家樓，逮捕了一些還在現場的學生。
聽說學生遊行鬧事，還燒了高幹住宅，毆打政府官員，北京政府立馬頒布嚴禁抗議活動的公告，大總統徐世昌親自下令鎮壓學生運動。但是，學生的抗議活動卻得到社會各階層的廣泛支持。全國各地以罷課，罷市，罷工聲援學生的愛國行動，並要求政府釋放被捕學生。就連軍閥吳佩孚，也於 6 月 9 日致電徐大總統說：“士為四民之首，士氣即民氣也。此次外交失敗，學生開會力爭，全國一致，不約而同。民心民氣，概同相見。……”公開表示了對學生的同情和對政府處理此次事件的不滿。
麵對強大壓力，北京政府不得不做出讓步，曹、陸、章相繼被免職，總統徐世昌也提出辭職。 6 月 12 日以後，工人相繼複工，學生停止罷課。 6 月 28 日，是巴黎和約簽字的日子。中國留法工人和學生包圍了中國代表住所，迫使其不能赴會簽字。軍閥政府在全國人民的抗議聲中沒挺多久便認栽了。政府和民眾在對抗中都未采取極端方式，避免了大規模流血鎮壓。從這點上講，五四運動是很值得紀念的。把五四運動定性為偉大的愛國主義運動，也說明愛國不能和愛政府畫等號。
懲辦賣國賊，拒簽和約，標誌著由學生示威遊行引發的五四運動取得了曆史性勝利。這一勝利表明，學生和民眾基於民族利益幹預政府內政外交政策的製定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當然，後來的政府往往並不這樣認為。政府權力大了，遇到這種事情就會不高興。這就是為什麽後來出現“ 3.18 ”慘案和“ 6.4 ”彈壓學生的重要原因。
今天人們提及五四，往往不是特指這次愛國運動，而是將當時的新文化運動相提並論，統稱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簡而化之，就是五四。
五四是一個時代的象征。譬如說， 某人是五四青年，並非是說這個人就一定參加過當年的示威遊行，很大程度上是說這人思想新派，追求個性解放，進步，愛國，多少還有點兒憤青的勁頭兒。說起五四，人們往往就會提到“民主，科學”這兩麵旗幟，這顯然是把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混為一談了。從狹義的角度講，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是有區別的。在性質上，前者是一場愛國主義政治抗議活動，而後者則是知識界發起的文化革命。然而，二者之間也確實存在著內在的邏輯聯係。新文化運動為五四運動提供了思想武器，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五四運動的發展方向，五四運動是新文化運動孕育的必然結果。在這個意義上講，將二者統稱為五四，也未嚐不可 。
新文化運動是一場由知識分子發起的旨在批判傳統文化，創建新文化的運動，往往被人們喻為中國的思想啟蒙運動。盡管梁啟超，嚴複等人在傳播西學，創建新文化方麵起到開拓性作用，主流曆史學家仍然認為新文化運動的開端是以 1915 年 9 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為標誌的。其實，雜誌創辦不久，陳獨秀就受聘到北京大學教書，雜誌也隨著遷到北京，改名為《新青年》。其主要撰稿人如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新派知識分子都在北大任教，因此，說北大是新文化運動的搖籃，也不為過。
新文化運動中的知識分子大多是受過新式教育的或留過洋的海歸，趁著北洋政府對文化教育領域控製不嚴的機會，他們在思想文化領域大搞自由化。政府提倡“尊孔讀經”，他們喊起“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政府已經采納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國策，他們卻提出“全盤西化”；他們抨擊綱常明教，批評時政，提倡民權，自由，平等，不但籲請“德先生和賽先生”，還把西方的種種主義，諸如自由主義，實用主義、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等等都一古腦兒引進中國。如果說這些新派知識分子為中國的啟蒙運動做出了貢獻的話，那麽，北洋政府的寬容大度也是值得表揚的。不然的話，就憑他們這麽折騰。一個個被打成“右派”，“自由化分子”，開除公職，送去勞改，新文化運動也早就被扼殺在繈褓之中了。現今的史學家論及五四，每每忽略這一事實，實在是有欠公允的。
盡管新文化運動中的一些口號顯得幼稚，激進，但是後期的“東西文化”論戰還是很精彩的。論戰各方在冷靜的討論中，不乏真知灼見，其互相尊重，平等探討問題的精神，也堪稱後人的典範。遺憾的是，這種探討尚未產生什麽結果，新文化運動就因政治和社會革命的興起而不了了之了。 20 年代初，由於多數新文化運動的主將投身於現實政治鬥爭和救亡運動中去了，這場文化啟蒙運動便悄然終止。因此，有些學者將這一曆史現象稱之為“救亡壓倒了啟蒙”。
為什麽新文化運動沒能產生什麽結果便無疾而終呢？如果把新文化運動放在中國現代化曆史過程的大背景下來觀察的話，就能比較清楚地看到其中的原因。
中國近現代史是一部中國人追求現代化的曆史。中國的現代化是受到西方的衝擊後出現的，其大致過程是從經濟、政治、到文化層麵逐漸深入展開的。梁啟超先生在其《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對這種現象做過詳盡分析。
中國早期的現代化走的是模仿現代西方，即西方化的道路，這對持有“華夏中心”觀念的中國文化人來說，是迫不得已的痛苦選擇。
曆史上，中國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華夏中心”觀念，認為中國文化最為優秀，化外之邦皆為蠻夷。然而，西方人攜堅船利炮來了，一場鴉片戰爭打下來，咱技不如人，隻好放下身段，認可洋槍洋炮的厲害，承認蠻夷國家的平等地位。打了敗仗，您還跟洋鬼子說什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就顯得不那麽與時俱進了。現實是殘酷的，洋槍頂在腰眼兒上，不承認也得承認。
麵對現代西方的挑戰，中國的直接反映是富國強兵，抵禦外侵。這便是中國步入現代化曆史進程的原動力。當時有幾個聰明人，提出“師夷長計以製夷”的策略，曾國藩，李鴻章這些比較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封疆大吏，思想比較開放。知道要跟鬼子鬥，先得跟人家學造洋槍洋炮不可。等自己有了這些家夥，再可勁兒整治這幫蠻夷不晚。此時的西方化主要還是從器物上感覺不足，模仿西方主要局限於器物層麵。
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洋務運動是中國向西方學習，走向現代化的第一步。但是，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政策束縛下，剛剛誕生的“實業”受到僵化的政治體製的諸多限製，“官督商辦”的政策不僅使中國工商業缺少競爭性，也為政府官員貪汙腐敗提供了可乘之機。搞經濟改革而沒有相應的政治改革，是洋務運動的先天不足。結果，甲午戰爭中擁有亞洲最大戰艦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洋物派實業救國的宏偉計劃無從實現。
甲午戰爭的失敗使中國有識之士從製度上感覺到了不足。他們認識到中國要富強，不僅要學習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而且要在政治上效法西方，對傳統的政治體製進行改革。瞧人家日本國搞了個明治維新，才幾十年功夫，一下子從一個蕞爾小國竄升成為世界列強。這是現成的榜樣嘛！因而，嚴複，康有為等人旋即提出政治改革主張。然而，以慈禧太後為首的清廷保守派人物首先考慮的是，政治改革可能危及其既得利益。於是，他們利用手中權力鎮壓了戊戌變法運動，這就大大激化了國內矛盾。由此可見，在中國，政治改革遠比經濟改革要艱巨得多。
由於中國的政治傳統，政治中心對社會變革具有決定性影響。既然體製內改革的道路被暫時封死，以孫中山為首的平民體製外改革派逐漸對 " 體製內 " 改革失去興趣，最終選擇了以革命的手段改變政治中心的途徑來推動中國社會發生變化。現在看來，用革命的方式來推動社會變革是否可取？值得認真研究。但是，在當時內憂外患的形勢下，這種激進的方式還是相當有吸引力的。
雖說辛亥革命把兩千多年的皇權政體換成了共和，可換湯沒換藥，民主共和這洋玩意兒在中國玩不轉。袁大總統本人過了一把當皇上的癮 ，一命嗚呼後，辨帥張勳還演了齣清室複辟的鬧劇。這時候，一些喝過洋墨水的海歸總算找到原因了，原來都是中國傳統文化惹的禍。他們發現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人權概念，不講生物進化，缺少個人自由和民主。於是，鉚足了勁兒向孔家店扔炸藥包，恨不能把傳統文化連鍋端，好把德先生賽先生請到家裏來。這時候，他們是從文化上感到了不足，要趕上西方現代國家，必須在思想觀念上徹底轉變，培養一代新人，實現文化革命。因而，陳獨秀以《新青年》為陣地，大力鼓吹現代西方文明，成為一代青年的精神導師。胡適剛回國任教時就公開表示二十年不搞政治，一門心思推動新文化運動。
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為什麽不能長期堅守新文化運動的陣地呢？這是由於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文化傳統造成的。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一直被動挨打，到十九世紀末，國家麵臨著被列強瓜分的危險。因而，民族主義便成為凝聚國人的最強烈的意識形態。和伴隨著現代西方民族國家興起而產生的充滿自信唯我獨尊的民族主義不同，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在國家遭受屈辱的曆史環境中誕生的，有著強烈的悲情色彩。更由於中國民族認同體的核心是政治中心，“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亡國滅種的危機感使中國的文化人很難遊離於以救亡為主題的政治運動之外而專注於文化創新活動。連長期堅持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理念，堅決反對國民黨獨裁專製的胡適，也於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出任民國政府駐美大使，暫停對國民黨的抨擊，一致對外。
傳統的力量是很難抗拒的。就拿鼓吹個人自由最賣力氣的胡適來說，在美國讀書時和一個叫韋蓮司的美國女同學墮入愛河。盡管兩人愛得死去活來，無奈胡博士的娘不同意，硬是給他找了個僅粗通文字的小腳女人江冬秀為妻，他不也就順從母命，在新文化運動中完婚了嗎？
甭看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嘴上喊著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但在靈魂深處他們還是很中國的。比較一下印度的情況，對這個問題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同為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受害者的印度，在其步入現代化的過程中，也曾產生過思想啟蒙運動。這個運動就顯得比較從容，持續了很長時間，對後來印度知識分子階層的誕生，民族主義運動的走向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十八世紀，印度讓英國給滅了，成了大英帝國的殖民地。印度的文化人麵對這種局麵，就沒有那種“亡國滅種”的危機感，不少人都說這不挺好的事兒嘛，讓英國人統治比莫臥兒王朝還強。不就政治中心換了人來統治嗎？印度社會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本來就不是合在一起的，政治中心變了顏色，無所謂！因此，人家就沒有救亡壓到啟蒙的問題。
在傳統中國社會裏，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合二而一。政治中心垮了，對文化的信心就容易動搖。這就是為什麽一些五四知識分子看到國家積貧積弱被動挨打，麻利地拿傳統文化開刀，幻想著通過一場文化革命，全麵接受西方文化，一攬子解決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原因。中國沒有像印度那樣徹底淪為西方國家的殖民地，但卻麵臨被瓜分的威脅。這就更使中國文化人產生將要“亡國滅種”的幻覺，迫切要求在短時間內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五四知識分子繼承了中國讀書人的傳統。在傳統社會，讀書人 ---- 士 ---- 穩居中國社會的上層，並且為國家輸送了大量幹部。科舉製度為儒家意識形態確立其在中國文化中的主導地位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有話語權的讀書人也為鞏固發展這一文化傳統也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社會發生巨變的五四時期，中國讀書人的身份也在發生變化，即由傳統的“士”向現代的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轉變，但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還受著“士”的文化傳統的影響。
由於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中國士階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擊。廢除了科舉，讀書人一下子找不著北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立馬泡了湯。他們除了讀經趕考，手無縛雞之力，還能幹什麽呀？走街串巷當中醫，或者，再念個大學當專業人士，都是出路。但是，深受傳統文化影響的中國知識分子依然像他們的前輩們一樣，有“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自認為是社會精英，他們的認同對象仍然是政治中心。因此，他們身上那種強烈的民族主義精神和高尚的愛國主義情懷是不容置疑的。
在傳統的一元化的思維框架之內，當民族救亡成為社會主旋律的時候，知識分子不可能超然地追求多元價值。在國家受到外國列強威脅的條件下，民族主義很容易演變成為一種宗教。就這一點來講，中國的思想啟蒙運動實在是生不逢時。
一百多年來，民族主義成為中國的一種最主要的意識形態。八十年代中國再次出現思想啟蒙運動，當時不存在外來威脅和民族存亡問題，可《河殤》的主旋律依然是以建立一個強大的民族國家作為中國走向現代化的訴求。過分相信國家力量，為了國家利益犧牲個人自由，很容易為政治極權主義開辟道路。當國家權力無限膨脹時，個人便無其他 選擇，隻能充當國家的奴隸。文革時期極權政治給中國社會造成的悲劇和五四時期的救亡壓倒啟蒙的曆史現象有著內在的聯係。
中國官方史學界認為，五四運動在思想上和幹部上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準備。這話不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確為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做出了巨大貢獻，五四知識分子選擇馬列主義和他們不自覺地受傳統支配以及對現代西方的態度有很大關係。
“亡國滅種”的危機意識和西方文化的衝擊將“以天下為己任”的中國知識分子置於尷尬境地，他們在心理上對現代西方又愛又恨。當年，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樂於接受馬列主義的一個主要原因是，這種意識形態和中國的傳統文化有許多相似之處。它一攬子解決所有社會問題的理論正對具有一元化思維方式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胃口，老馬既是西方人又反對西方主流意識形態也滿足了他們對現代西方既愛又恨的複雜心理訴求。再說，列寧的革命黨的組織形式和中國傳統的精英政治也非常合拍。中國知識分子選擇走蘇俄式的道路，不僅熟門熟路，而且還使他們在社會轉型的失落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中國搞共產主義運動，還得靠知識分子帶頭兒。工人階級人數少，不成氣候；農民兄弟覺悟不高，群龍無首，沒有陳獨秀，張國濤，毛澤東這些知識分子發動工農是根本不行的。這下，中國讀書人又成了事實上的領導階級。怪不得當年共產國際派代表去印度發動共產主義運動無功而返，在中國卻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呢。這就是文化傳統的巨大作用。
中國政治體製的保守性導致社會變革中產生的內部動蕩遠遠甚於印度等國家，五四時期的全盤 西化和全麵反傳統的激進傾向也表明中國社會內部變革渠道的狹隘以及缺乏對現代化作多種選擇的機製。西方化從來未能在中國真正實行，因而，它對中國的知識分子的吸引力就更為強烈。越是得不到的東西就越吸引人。
現在，中國已經崛起，五四知識分子麵臨的救亡使命早已完成，但創建新文化還是個未完成的課題。文革結束後，中國社會出現文化傳統的斷裂，產生三信危機。改革開放後，隨著市場經濟的普及，拜金主義風行，癡迷於現代文明的人們自以為是。啟蒙對大多數人來說已非題中之意，而創建什麽樣的新文化將會成為紀念五四的永恒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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