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家玲(台灣大學)
五四新文化與新文學運動中，北京大學師生的作用與影響向為眾所公認。無獨有偶，1945年台灣光複，在“台灣需要一個新五四運動”的呼聲中，台灣大學同樣為戰後台灣新文學的生成與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它的重要，不隻是先後培育了白先勇、王文興、朱天心、黃錦樹等作家，以及李歐梵、王德威、陳芳明等文學研究者，更重要的是，早自台灣光複以來，台大就在語言文學教育方麵多所用心，對當代文學的生產與傳播，發揮了深遠影響。早年台大的師資多來自北大，台大學生也每每以繼承“五四”精神與北大學風自命。然而，時移勢易，傳承之外，轉化與創新之處尤其更值得注意。它所關涉的，至少包括“語文教育”與“文學傳播”兩個麵向；落實到具體的實踐方式，則包括三部分：一、《大學國語文選》與戰後台灣的語文教育；二、校園刊物與校園文藝青年的養成；三、學院與文壇的互動─《文學雜誌》及其後續。
其中，《大學國語文選》是戰後初期台灣大學所使用的語文教材。它由台大中文係教授魏建功編選，吳守禮注音，1947年出版。當時主要的作用，是在台灣光複之初，協助推行校內國語運動。魏建功畢業於北大中文係，本身是語言學家。早年，他曾任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助教，協助北大教授劉半農“語音樂律實驗室”的工作。1946年來台前，曆任北京大學教授、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常務委員、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是當時中國“國語”政策的重要推手。《大學國語文選》由他主導編選，所意味的，乃是中國大陸的大學教育與國語政策，已隨同渡海而來的學者，進入台灣高等教育界，並發揮實質影響。而注音者吳守禮為台灣地區人士，畢業於帝國大學，是典型的台灣本土學者，他們借由“從方言學習國語”，再由國語體會“(新)文學”之美的做法，把原先的“日語台灣”改造成“國語台灣”。兩人合作，所體現的，既是不同文化傳統之間的交會互動，也是“從北大到台大”教學實踐之空間位移，並為日後台灣新文學的創作，奠定基礎。
校園刊物方麵，早自1950年起，台大即有《青潮》、《海洋詩刊》、《新潮》等學生校園刊物先後刊行。《青潮》、《海洋詩刊》分別由台大詩歌研究社與海洋詩社學生創辦，專門針對詩歌進行創作與研究。至於《新潮》，是台大中文係學會的刊物，創刊於1961年5月4日，刊名訂為《新潮》，正是向當年北大《新潮》諸子致敬，創刊號的《代創刊詞：“五四”再生！》，也表明了台大學生，特別是中文係學生，對“五四”精神自覺性的承續與發揚。
台大的校園刊物雖然蓬勃，但真正開始對台灣的當代文學發揮影響，則仍要從夏濟安及其所創辦的《文學雜誌》說起。夏當時任教於台大外文係，憑借台大文學院的力量，以台大中、外文學係師生為主要作者群，創辦純文學性的刊物《文學雜誌》，一方麵刊載優秀的純文學創作，一方麵譯介西歐重要文學理論、經典作品。
整體看來，這份由夏濟安所創辦的《文學雜誌》，無論雜誌命名還是編排方式，實際上其來自─它的取法對象，正是上世紀30年代北大教授朱光潛等人所創辦的《文學雜誌》。所不同的是，朱編版堅持不收翻譯作品，夏編版則不僅一開始便說明在稿件征用上，歡迎“各種體裁的文學創作與翻譯，希望海內外作家譯家，源源賜寄，共觀厥成”；而且還特別表示：“文學理論和有關中西文學的論著，可以激發研究的興趣；它們本身不是文學創作，但是可以誘導出更好的文學創作。這一類的稿件，我們特別歡迎。”這一點，不僅是二者最大不同處，更是夏編《文學雜誌》得以別於朱編，在戰後台灣文化與文學史產生重大影響的關鍵。
白先勇《〈現代文學〉創立的時代背景及其精神風貌》一文，即曾清楚指出台灣大學、夏濟安與《文學雜誌》和《現代文學》的關係：
那時我們都是台灣大學的學生，雖然傅斯年校長已經不在了，可是傅校長卻把從前北京大學的自由風氣帶到了台大……台大外文係當年無為而治，我們乃有足夠的時間去從事文學活動。我們有幸，遇到夏濟安先生這樣一位學養精深的文學導師，他給我們文學創作上的引導，奠定了我們日後寫作的基本路線。他主編的《文學雜誌》其實是《現代文學》的先驅。
由此，也正可見出：在台灣當代文學的發展過程中，“大學”的文學教育是如何介入了當代文學生成、發展的過程，並產生了積極的作用；而台灣大學，又是如何因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發，以及對於北大學風精神的傳承轉化與創發，對台灣當代文學做出一定貢獻。
(編輯：張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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