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版主的這段故事，又是下礦井，又是數糧票的，讓俺想起了幾件至今仍然記憶猶新的往事兒。
俺沒當過礦工，但下過煤窯。當年北京的知青下兵團，去哪個兵團也有說道兒，要看出身，紅五類的可以去內蒙兵團，因為那裏是半現役，就是從連級官員往上都是現役軍人。當然生活條件，待遇都要比東北兵團強。東北兵團的營以上的官兒才戴紅領章。到了兵團分到哪種連隊，又要分個三六九等。出身最紅的，革幹，革軍，工人（少）去戰備連，每人都發支槍； 次紅的，工人，貧雇農，沒解放，但問題不大的革幹，到工業連，像團部的機修廠，車隊，獸醫站，醫院，雞廠，還有各種礦業連隊；俺們這些出身不紅帶點黑的，中農，城市貧民，自由職業者，摘帽右派等等，就隻有去耪大地的農業連；純黑出身的（地，富，反，壞）到好了，哪個兵團也難去，幹脆和有病的一起留京了。那年頭很少有幾個不受老毛“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忽悠，想在家當家蹲的， 那是當時的“另類”，很沒麵子嘞！哪像當今的人這麽有思想，打破腦袋也往另類裏鑽。另類有廣告效應啊，香的，臭的都能撈錢！臭美的芙容姐姐，爛嘴的宋祖德，不陰不陽的小沈陽，搖頭愰腦，裝傻充楞的郭得剛，還有那快得陽梅大瘡的陳冠希，數不勝數。當年俺的中學老師是個有頭腦的人，兩口子都是上海來的，剛工作沒幾年的大學生，平時對俺不錯。到俺家，說隋唐的身體不好，出身也不紅，就甭去兵團了。可俺好歹不分，說死說活也要去，看著那麽多哥們都要撒出去玩了，心裏頭能不饞嗎？老師，家長也不敢硬攔，怕攔出個反革命帽子戴。就這麽著，俺放飛了。在風風雨雨中掙紮著飛了兩年，再回到的北京去看老師，才明白當年老師的一片苦心。要說這人呀，要是沒個頭腦（愚民政策的產物），甭說有可能狗咬呂洞賓--好壞不分，還興許來個恩將仇報呢！
一撤就撤遠了，還是回到煤窯吧！ 俺在的農業連就在小興安嶺餘脈的山根底下，離俺連不遠的山裏有個挖煤的工業四連。俺有個中學同胡同住，又同班的同學，就分到了那個連。一天這位同學的哥哥從外地趕來看他老弟，找到了俺們連，一來俺們連是進山的必經之路，二來他也知到俺在此地，就找了上來。雖說山不高，也不太大，但叉路不少，那時也沒什麽路牌，全憑著一個“熟”。俺當通訊員，整天東跑西顛，附近的幾個連隊，俺都到訪過。二話沒說，俺請了假，帶他進了山。到了工業四連，老哥倆正如久旱逢甘雨的澇的火熱，忽然傳來”嗞兒，嗞兒“刺耳的警報聲。隻聽俺那位同學說了聲”不好！ 井下出事兒了” 就一鍵步竄出了 屋。 俺和他哥也緊跟在後。隻見外麵灰土爆塵，滿山窩子裏的男，女，老，少都朝一個方向猛跑。跑到了一個大山洞口，所有的人都停住了，黑壓壓的圍了個裏三層外三層。大家都瞪大了眼睛往洞裏望，還不停的四下打問著，“咋地啦？”，“出啥事兒啦？”亂哄哄的人聲響成了一片。不一會從洞口抬出一副擔架，上邊的人蓋在一張黃毛毯下，抬擔架的四個人一路小跑，登上了他們連的那輛蘇聯嘎斯老卡車，直衝山下，奔50裏外的的團部醫院急馳而去。後來得知，是個小塌方，一塊大石頭砸到了一位女生的 腰部。那位女生是俺們同校的，但不同班，在學校裏見過，有個印像，個兒不高，白淨的小尖臉，満秀氣的。很快就聽說，這位女生的腰殘了，送回了北京。其實，俺並沒看見過受傷的她，但每每想到她那麽嬌小的身材被大石頭，在女人最重要的部位，腰上，砸了一家夥，至今這心都還是一揪一揪的，好像老是看到她痛苦的臉。
第二天，俺要回連前，那位同學提議帶他哥和俺下井看一看。俺們倆就跟他帶上安全帽，背上礦燈，穿上水靴到了洞口前，先是坐著空煤車一路斜下，然後又乘了一架鐵籠子式的電梯直著往下走， 到了黑咕隆咚的井底， 想著昨天發生的事故，俺們心有餘悸，沒走兩步就回轉了。
幾年後，為了給紀念紅軍長征勝利40周年的展覽提供當今紅軍路狀況的照片，俺有機會去了趟當年紅軍舉行巴西會議後，由川入甘住紮的第一縣，迭部。俺們已經餐風宿露，饑一頓飽一頓的，步行了一個多月，正好路過當時迭部縣裏的第一大國企，xxx礦（做原子彈的鈾礦）。俺父親的一個學生正在此礦當醫生，俺們就跑到他那去混頓好飯。到那才知道，原來這個礦裏的職工並不是本地的藏民，大都是來自上海中專技校的畢業生。他們的收入比普通的同級工人多一些，但每天都要穿很沉重的鉛衣下井。因為幅射的原因，這周圍的出生率很低，得癌的人比例頗大，可想而知下井的受害程度就更大了。今天在網上古歌了一下，說是那個礦在2002年“政策性關閉了”，還有人堅執19年上告汙然問題而受到迫害。當年那些生龍活虎，二十多歲， 和俺差不多大的上海小夥子們也不知都咋樣了？
說起糧食控製時期的糧票，俺就想起當年俺在農機廠的工友，老樊， 一位文革前老高一的學生，在俺以前的小文中也講到過他。老樊和俺一個宿舍住著，俺是車工，他是鍛工，就是打鐵的。他整天煙熏火燎，汗流夾背地掄大錘，可一日三餐吃的隻有烤得黑乎乎的青稞鍋盔，連一口鹹菜都沒有。他父親是拉糞車的，家中住的像非洲土人的窩棚，點一盞小煤油燈。 別看老樊家中一貧如洗，但宿舍裏他的書可是一大堆。從毛選， 馬克思的資本論到黑格爾的邏輯學， 蘇格拉底的對話錄，還有康德的什麽著作，應有盡有，都是有關哲學方麵的。在毛選裏，俺沒看到有什麽圈圈點點，但在馬克思，黑格爾等人的書中布滿紅紅藍藍的批注。在那麽惡劣的生活，學習條件下，他能如此的刻苦功讀，俺當時是佩服的五體投地。看到他沒細糧吃，俺家副食多，主食吃不了，俺就從家裏“偷糧票”給他，每月二，三十斤。家裏糧食雖說吃不了，但每月的糧票也是有數的，俺媽問過俺一次，家裏的糧票怎麽少了， 俺告訴了她，從那再也沒人問過。一下四年，直到俺上大學。 果然不負苦讀， 文革後，這位仁兄進了州立博物館，專做文史研究。八十年代中，還上北京俺家來了一趟，讓俺轉一篇他的研究文章給著名的考古學家夏鼎先生。 每當說起糧票，俺就想起這檔子事，俺就為自己的當年所為而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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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沒當過礦工，但下過煤窯。當年北京的知青下兵團，去哪個兵團也有說道兒，要看出身，紅五類的可以去內蒙兵團，因為那裏是半現役，就是從連級官員往上都是現役軍人。當然生活條件，待遇都要比東北兵團強。東北兵團的營以上的官兒才戴紅領章。到了兵團分到哪種連隊，又要分個三六九等。出身最紅的，革幹，革軍，工人（少）去戰備連，每人都發支槍； 次紅的，工人，貧雇農，沒解放，但問題不大的革幹，到工業連，像團部的機修廠，車隊，獸醫站，醫院，雞廠，還有各種礦業連隊；俺們這些出身不紅帶點黑的，中農，城市貧民，自由職業者，摘帽右派等等，就隻有去耪大地的農業連；純黑出身的（地，富，反，壞）到好了，哪個兵團也難去，幹脆和有病的一起留京了。那年頭很少有幾個不受老毛“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忽悠，想在家當家蹲的， 那是當時的“另類”，很沒麵子嘞！哪像當今的人這麽有思想，打破腦袋也往另類裏鑽。另類有廣告效應啊，香的，臭的都能撈錢！臭美的芙容姐姐，爛嘴的宋祖德，不陰不陽的小沈陽，搖頭愰腦，裝傻充楞的郭得剛，還有那快得陽梅大瘡的陳冠希，數不勝數。當年俺的中學老師是個有頭腦的人，兩口子都是上海來的，剛工作沒幾年的大學生，平時對俺不錯。到俺家，說隋唐的身體不好，出身也不紅，就甭去兵團了。可俺好歹不分，說死說活也要去，看著那麽多哥們都要撒出去玩了，心裏頭能不饞嗎？老師，家長也不敢硬攔，怕攔出個反革命帽子戴。就這麽著，俺放飛了。在風風雨雨中掙紮著飛了兩年，再回到的北京去看老師，才明白當年老師的一片苦心。要說這人呀，要是沒個頭腦（愚民政策的產物），甭說有可能狗咬呂洞賓--好壞不分，還興許來個恩將仇報呢！
一撤就撤遠了，還是回到煤窯吧！ 俺在的農業連就在小興安嶺餘脈的山根底下，離俺連不遠的山裏有個挖煤的工業四連。俺有個中學同胡同住，又同班的同學，就分到了那個連。一天這位同學的哥哥從外地趕來看他老弟，找到了俺們連，一來俺們連是進山的必經之路，二來他也知到俺在此地，就找了上來。雖說山不高，也不太大，但叉路不少，那時也沒什麽路牌，全憑著一個“熟”。俺當通訊員，整天東跑西顛，附近的幾個連隊，俺都到訪過。二話沒說，俺請了假，帶他進了山。到了工業四連，老哥倆正如久旱逢甘雨的澇的火熱，忽然傳來”嗞兒，嗞兒“刺耳的警報聲。隻聽俺那位同學說了聲”不好！ 井下出事兒了” 就一鍵步竄出了 屋。 俺和他哥也緊跟在後。隻見外麵灰土爆塵，滿山窩子裏的男，女，老，少都朝一個方向猛跑。跑到了一個大山洞口，所有的人都停住了，黑壓壓的圍了個裏三層外三層。大家都瞪大了眼睛往洞裏望，還不停的四下打問著，“咋地啦？”，“出啥事兒啦？”亂哄哄的人聲響成了一片。不一會從洞口抬出一副擔架，上邊的人蓋在一張黃毛毯下，抬擔架的四個人一路小跑，登上了他們連的那輛蘇聯嘎斯老卡車，直衝山下，奔50裏外的的團部醫院急馳而去。後來得知，是個小塌方，一塊大石頭砸到了一位女生的 腰部。那位女生是俺們同校的，但不同班，在學校裏見過，有個印像，個兒不高，白淨的小尖臉，満秀氣的。很快就聽說，這位女生的腰殘了，送回了北京。其實，俺並沒看見過受傷的她，但每每想到她那麽嬌小的身材被大石頭，在女人最重要的部位，腰上，砸了一家夥，至今這心都還是一揪一揪的，好像老是看到她痛苦的臉。
第二天，俺要回連前，那位同學提議帶他哥和俺下井看一看。俺們倆就跟他帶上安全帽，背上礦燈，穿上水靴到了洞口前，先是坐著空煤車一路斜下，然後又乘了一架鐵籠子式的電梯直著往下走， 到了黑咕隆咚的井底， 想著昨天發生的事故，俺們心有餘悸，沒走兩步就回轉了。
幾年後，為了給紀念紅軍長征勝利40周年的展覽提供當今紅軍路狀況的照片，俺有機會去了趟當年紅軍舉行巴西會議後，由川入甘住紮的第一縣，迭部。俺們已經餐風宿露，饑一頓飽一頓的，步行了一個多月，正好路過當時迭部縣裏的第一大國企，xxx礦（做原子彈的鈾礦）。俺父親的一個學生正在此礦當醫生，俺們就跑到他那去混頓好飯。到那才知道，原來這個礦裏的職工並不是本地的藏民，大都是來自上海中專技校的畢業生。他們的收入比普通的同級工人多一些，但每天都要穿很沉重的鉛衣下井。因為幅射的原因，這周圍的出生率很低，得癌的人比例頗大，可想而知下井的受害程度就更大了。今天在網上古歌了一下，說是那個礦在2002年“政策性關閉了”，還有人堅執19年上告汙然問題而受到迫害。當年那些生龍活虎，二十多歲， 和俺差不多大的上海小夥子們也不知都咋樣了？
說起糧食控製時期的糧票，俺就想起當年俺在農機廠的工友，老樊， 一位文革前老高一的學生，在俺以前的小文中也講到過他。老樊和俺一個宿舍住著，俺是車工，他是鍛工，就是打鐵的。他整天煙熏火燎，汗流夾背地掄大錘，可一日三餐吃的隻有烤得黑乎乎的青稞鍋盔，連一口鹹菜都沒有。他父親是拉糞車的，家中住的像非洲土人的窩棚，點一盞小煤油燈。 別看老樊家中一貧如洗，但宿舍裏他的書可是一大堆。從毛選， 馬克思的資本論到黑格爾的邏輯學， 蘇格拉底的對話錄，還有康德的什麽著作，應有盡有，都是有關哲學方麵的。在毛選裏，俺沒看到有什麽圈圈點點，但在馬克思，黑格爾等人的書中布滿紅紅藍藍的批注。在那麽惡劣的生活，學習條件下，他能如此的刻苦功讀，俺當時是佩服的五體投地。看到他沒細糧吃，俺家副食多，主食吃不了，俺就從家裏“偷糧票”給他，每月二，三十斤。家裏糧食雖說吃不了，但每月的糧票也是有數的，俺媽問過俺一次，家裏的糧票怎麽少了， 俺告訴了她，從那再也沒人問過。一下四年，直到俺上大學。 果然不負苦讀， 文革後，這位仁兄進了州立博物館，專做文史研究。八十年代中，還上北京俺家來了一趟，讓俺轉一篇他的研究文章給著名的考古學家夏鼎先生。 每當說起糧票，俺就想起這檔子事，俺就為自己的當年所為而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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