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阮永鬆（上海）
泰國氣勢洶洶的“紅衫軍”示威者4月11日上午將東亞首腦峰會會場團團包圍，導致東亞領導人係列峰會被迫取消。泰國潑水節本是泰國吸引國際遊客賺取外匯的最佳時機，可是泰國政府被迫宣布首都進入緊急狀態，未來局勢發展令人憂心。
（編按：紅衫軍終被泰國軍隊驅散，而4月17日清晨，“黃衫軍”人民民主聯盟領袖林明達則在汽車內遇亂槍襲擊，頭肩中彈。）
泰國作為一個篤信佛教的國家，人民一向溫和淳樸，為什麽發展到今天魚死網破的局麵？
法治不彰生亂象
從根本上說，泰國的危機是城鄉矛盾和階級對立的反映。達信執政之前，泰國的人均GDP雖然已超過2500美元，但由於泰國80%以上的人口在農村，社會財富分配嚴重失衡，大部分人長期掙紮在溫飽線以下。
達信上台後，采取了傾向窮人的平民政策，包括補貼公共衛生項目，向農村地區的窮人和村民小企業發放低息貸款等。盡管達信家族被指控有嚴重貪汙嫌疑，但是泰國農民依然認為達信是唯一照顧他們的領袖。
長期以來，由於城市中產階級與農村草根階層在利益和價值觀方麵缺乏交流和諒解，導致社會日趨對立。
此外，最近幾任泰國執政者放任支持者以暴易暴，也是原因之一。去年黃衫軍不顧國家利益，強行占領曼穀國際機場，之後卻不受法律製裁。紅衫軍如法炮製，衝擊國際首腦高峰會。
這樣的情況在任何國家都不能容忍的。民主與法治是一輛車子的兩個輪子，缺一不可。執政者選擇性執法，法治的缺失也是泰國民主的致命傷。
城鄉平衡與社會和解
據筆者看，泰國危機的教訓值得中國重視，尤其是以下兩點。
一、城鄉均衡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同樣也是農業大國，農民占總人口70%以上，在文化、教育、醫療、就業、養老等福利方麵，城鄉之間形同兩個中國。
一些學者專家到農村走馬觀花，看見一排排樓房拔地而起，認為中國農村仿佛換了人間。這往往是外界觀察中國農村的盲點。農村表麵的繁榮掩飾了深層次的危機。
筆者調查發現，農村地區的中小學老師，無論是教師的理想熱情、文化素質、授課能力，都遠遠低於20年前，稍微出色一點的老師都跑到城市去了。農村學生各方麵都處於絕對弱勢。
溫家寶總理說，他自己大學時代，80％的同學來自農村，而現在重點大學中農村學生隻占13%，溫總理自己也想不通。
國家的長治久安取決於國民之間的文化素養和良性互動。中國農村新一代獨生子女與城市出生的子女在個性上已經沒有差異，“自我中心”將是中國未來新人類的主流特征。他們不可能像長輩一般繼續扮演“二等公民”的角色，未來兩個階層如何對話？
近年來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農村問題，筆者呼籲政府必須加大文化教育的力度，傾聽農民的聲音，向農村推銷家電的同時，更應該推動教育人才下鄉，提高農村地區教師的福利待遇，強化農村文化教育設施的投入。
二、推動公民教育和社會和解。當下中國社會所有問題的症結在於無法解決權力製約問題。
一個地方官員是否貪汙腐敗，當地民眾最清楚。今天中國應該著手推進公民教育和社會自治，開放言論自由，讓各階層人民學會和平對話、理性溝通。信息不對稱必然產生蠻橫的貪官和偏執的國民。
今天中國民眾基本上沒有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地方政府不鼓勵人民參與公共事務，這不是中國的優勢，相反卻是社會的脆弱之處。
三鹿問題奶粉事件之後，人民除了選擇與奶粉絕緣，竟然找不到更好的辦法，偌大的中國竟然連一個獨立的民間乳業協會和消費者協會都沒有。一些誠信經營的廠家縱使千呼萬喚，消費者也是半信半疑，猶抱琵琶半遮麵。
社會信任比物質財富更加寶貴。沒有自治的社會，也就不可能有信任和秩序，更談不上善治。
各個階層互不諒解的現實
麵對泰國的社會危機，中國人不能隔岸觀火，更不應對自己的落後體製沾沾自喜。今天中國大致維持相對穩定，是因為政府凍結了人民的公民權利（比如言論自由、辦報自由、結社自由、集會自由、遷徙自由、選舉自由等）。
當英國失業者在倫敦首腦高峰會期間砸碎銀行玻璃強悍抗議時，中國靠擺攤謀生的失業者還在城管的威嚇下委屈求生。
下一代我行我素的獨生子女，是否會如此逆來順受呢？互聯網時代信息四通八達，依靠限製公民權利如何能鏟除腐敗、維持穩定？這種管理體製能持續多久呢？
臣民與暴民隻有一線之隔，隻有公民才能理性冷靜地討論問題，國家在遭遇重大危機時才能平穩渡過。
除了“天才領袖”金正日先生，世界上大概沒有哪個政府敢說：本黨天縱英明，永不犯錯，無須監督問責，本國人民無須討論公共問題，無須關心公共事務，本國人民除了鼓掌歡呼，不配享受公民權利。
目睹一些上無片瓦、下無寸土的上訪怨民萬念俱灰的神情，聽了北大教授孫東東“上訪怨民99%是精神病”的發言，再看大批網民群情激憤一麵倒地圍攻孫東東教授，筆者對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互不諒解的現實深感憂心。
拖延改革，隻會將危機留給後代。為了國家好，也為了中共好，開展現代公民教育、開放言論自由已經是刻不容緩的事了。
作者是文化企業主
泰國氣勢洶洶的“紅衫軍”示威者4月11日上午將東亞首腦峰會會場團團包圍，導致東亞領導人係列峰會被迫取消。泰國潑水節本是泰國吸引國際遊客賺取外匯的最佳時機，可是泰國政府被迫宣布首都進入緊急狀態，未來局勢發展令人憂心。
（編按：紅衫軍終被泰國軍隊驅散，而4月17日清晨，“黃衫軍”人民民主聯盟領袖林明達則在汽車內遇亂槍襲擊，頭肩中彈。）
泰國作為一個篤信佛教的國家，人民一向溫和淳樸，為什麽發展到今天魚死網破的局麵？
法治不彰生亂象
從根本上說，泰國的危機是城鄉矛盾和階級對立的反映。達信執政之前，泰國的人均GDP雖然已超過2500美元，但由於泰國80%以上的人口在農村，社會財富分配嚴重失衡，大部分人長期掙紮在溫飽線以下。
達信上台後，采取了傾向窮人的平民政策，包括補貼公共衛生項目，向農村地區的窮人和村民小企業發放低息貸款等。盡管達信家族被指控有嚴重貪汙嫌疑，但是泰國農民依然認為達信是唯一照顧他們的領袖。
長期以來，由於城市中產階級與農村草根階層在利益和價值觀方麵缺乏交流和諒解，導致社會日趨對立。
此外，最近幾任泰國執政者放任支持者以暴易暴，也是原因之一。去年黃衫軍不顧國家利益，強行占領曼穀國際機場，之後卻不受法律製裁。紅衫軍如法炮製，衝擊國際首腦高峰會。
這樣的情況在任何國家都不能容忍的。民主與法治是一輛車子的兩個輪子，缺一不可。執政者選擇性執法，法治的缺失也是泰國民主的致命傷。
城鄉平衡與社會和解
據筆者看，泰國危機的教訓值得中國重視，尤其是以下兩點。
一、城鄉均衡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同樣也是農業大國，農民占總人口70%以上，在文化、教育、醫療、就業、養老等福利方麵，城鄉之間形同兩個中國。
一些學者專家到農村走馬觀花，看見一排排樓房拔地而起，認為中國農村仿佛換了人間。這往往是外界觀察中國農村的盲點。農村表麵的繁榮掩飾了深層次的危機。
筆者調查發現，農村地區的中小學老師，無論是教師的理想熱情、文化素質、授課能力，都遠遠低於20年前，稍微出色一點的老師都跑到城市去了。農村學生各方麵都處於絕對弱勢。
溫家寶總理說，他自己大學時代，80％的同學來自農村，而現在重點大學中農村學生隻占13%，溫總理自己也想不通。
國家的長治久安取決於國民之間的文化素養和良性互動。中國農村新一代獨生子女與城市出生的子女在個性上已經沒有差異，“自我中心”將是中國未來新人類的主流特征。他們不可能像長輩一般繼續扮演“二等公民”的角色，未來兩個階層如何對話？
近年來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農村問題，筆者呼籲政府必須加大文化教育的力度，傾聽農民的聲音，向農村推銷家電的同時，更應該推動教育人才下鄉，提高農村地區教師的福利待遇，強化農村文化教育設施的投入。
二、推動公民教育和社會和解。當下中國社會所有問題的症結在於無法解決權力製約問題。
一個地方官員是否貪汙腐敗，當地民眾最清楚。今天中國應該著手推進公民教育和社會自治，開放言論自由，讓各階層人民學會和平對話、理性溝通。信息不對稱必然產生蠻橫的貪官和偏執的國民。
今天中國民眾基本上沒有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地方政府不鼓勵人民參與公共事務，這不是中國的優勢，相反卻是社會的脆弱之處。
三鹿問題奶粉事件之後，人民除了選擇與奶粉絕緣，竟然找不到更好的辦法，偌大的中國竟然連一個獨立的民間乳業協會和消費者協會都沒有。一些誠信經營的廠家縱使千呼萬喚，消費者也是半信半疑，猶抱琵琶半遮麵。
社會信任比物質財富更加寶貴。沒有自治的社會，也就不可能有信任和秩序，更談不上善治。
各個階層互不諒解的現實
麵對泰國的社會危機，中國人不能隔岸觀火，更不應對自己的落後體製沾沾自喜。今天中國大致維持相對穩定，是因為政府凍結了人民的公民權利（比如言論自由、辦報自由、結社自由、集會自由、遷徙自由、選舉自由等）。
當英國失業者在倫敦首腦高峰會期間砸碎銀行玻璃強悍抗議時，中國靠擺攤謀生的失業者還在城管的威嚇下委屈求生。
下一代我行我素的獨生子女，是否會如此逆來順受呢？互聯網時代信息四通八達，依靠限製公民權利如何能鏟除腐敗、維持穩定？這種管理體製能持續多久呢？
臣民與暴民隻有一線之隔，隻有公民才能理性冷靜地討論問題，國家在遭遇重大危機時才能平穩渡過。
除了“天才領袖”金正日先生，世界上大概沒有哪個政府敢說：本黨天縱英明，永不犯錯，無須監督問責，本國人民無須討論公共問題，無須關心公共事務，本國人民除了鼓掌歡呼，不配享受公民權利。
目睹一些上無片瓦、下無寸土的上訪怨民萬念俱灰的神情，聽了北大教授孫東東“上訪怨民99%是精神病”的發言，再看大批網民群情激憤一麵倒地圍攻孫東東教授，筆者對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互不諒解的現實深感憂心。
拖延改革，隻會將危機留給後代。為了國家好，也為了中共好，開展現代公民教育、開放言論自由已經是刻不容緩的事了。
作者是文化企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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