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之所以成為一部有名的禁書，就是因為它是“古今第一淫書”。它那赤裸而又放肆的對於男女性行為的大量描寫，實在是空前少見，驚世駭俗的。今天，人們要出版、閱讀、研究它時，誰也不能回避這個問題。
本來，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古往今來，世界上哪間房屋裏不發生這等事情？因此，流傳至今的周代的鼎盤、漢朝的刻石、唐代的鑄錢，都有如此這般的造形。元代喇嘛教所鑄的
歡喜佛之類的裸形交合的神像，今天仍可見之於北京的雍和宮。生民之初不明白生殖機能的科學意義，這就十分自然地對這一人類賴以生存、延續的行為感到既神聖又神秘。在先秦兩漢時代還有不少專著來加以研究，如《漢書·藝文誌》中所列的《素女經》、《容成子》等就有好多種。但是，後來我國被以講究“禮義廉恥”的儒教所統治，這等事情也就慢慢地成為可做而不可說了。隻偶爾在《漢書》、《晉書》、《唐書》之類的正史中略見幾筆，有《飛燕外傳》、《遊仙窟》、《迷樓記》等小說稍作鋪敘，以及零星的幾則筆記、有數的幾幅畫有所泄露之外，一般都避免提到它，更不去描摹形容它。假如一定要提及，也往往用“雲雨”、“敦倫”、“房事”、“人道”等字眼來加以取代。就是有關不正當的性行為也有代稱，如亂嫖稱之為“尋花問柳”，奸暴則曰“狂蜂采蕊”，諸如此類文雅又含蓄的名詞，使人讀了不至於臉紅。然而，《金瓶梅》卻一反常態，竟大寫特寫其男女苟合，乃至種種亂倫滅理的濫交。於是，有人對照現代西方的某種頗為時髦的風氣，禁不住驚歎：《金瓶梅》宣揚的是“性解放”，而且在當時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金瓶梅》真的是宣揚“性解放”嗎？在《金瓶梅》產生的年代裏，人們對於性與淫是有嚴格區別的。性指正當的夫婦生活；淫則指無度，亂合。《金瓶梅》的作者對於與“食”並列的“性”顯然不是簡單否定的。屠隆在《與李觀察》信中就談到自己的性欲“其根固也”，“若頓重兵堅城之下，雲梯地道攻之，百端不破；”這是因為“父母之所以生我者以此，則其根也，根固難去也”。在《金瓶梅》中，對於符合名分的生理上的要求，往往並無非議，通常隻是用“是夜在(其妻妾)房中歇了”之類一筆帶過，對於並不貪淫的吳月娘、孟玉樓等人也並不流露多少貶斥之意。因為這是“性”，不是“淫”。那麽作者對於在性的問題上“自由”、“解放”的態度如何呢？顯然，他認為這是淫，是必須否定的。
否定的表現之一，是在總體設計上把那些貪淫的主角置於批判的位置上，讓他們遭到報應，不得好死。淫棍西門慶，最後因亂服春藥下邊毒腫“遺精溺血”而亡；蕩婦潘金蓮因淫作孽，成了刀下之鬼；李瓶兒貪那“醫奴的藥”，結果被“精衝了血管”，死於“崩漏之疾”；春梅也“淫欲無度”，得了“骨蒸癆病”，暴死於“性解放”之時。讓這批追求“性自由”的角色遭到如此下場，豈不是最嚴厲的誅伐？同時，這些人“淫”字當頭，壞事做盡，不但害己，而且害人。西門慶從誘奸潘金蓮開始，殺人奪妻，貪贓枉法，奸巧騙錢，無不與“淫”字相關。聰明能幹的潘金蓮先親手毒殺武大郎，後設計驚死小官哥，在西門家妒心大發，口角不斷，也不是“淫”字在作祟嗎？本來溫柔善良的李瓶兒，一變而為心狠手辣，活活氣死丈夫花子虛，接著又迫不及待地再嫁蔣竹山，然後又一腳將他踢開，死心塌地倒在西門慶懷裏，不也是因為貪求床間的“狂風驟雨”嗎？春梅由婢作夫人，也因為她“貪淫不已”，接連葬送了陳經濟、周勝、劉二、孫雪娥、周義等五條人命。《金瓶梅》就是這樣告訴人們：貪淫無好死，萬惡淫為首！
作者否定淫的表現之二，是在具體描繪那些細節時，往往與罪惡、貪欲緊密聯係在一起，並不單純地為寫淫而寫淫。有人作過統計：全書描述男女同宿共一百零五處，其中大描繪者三十六處，小描者三十六處，根本未描者三十三處。可見“根本未描者”占有相當比例，加上“小描者”一共約占三分之二。有時即使寫西門慶與潘金蓮比較放縱地作樂，也隻是用“是夜兩人淫樂無度”一句輕輕帶過。凡是“大描大繪”處，十九是作者加以巧妙地穿插，將其淫行與其他醜行交織在一起，以增強批判力量。例如最荒唐的“醉鬧葡萄架”一節，就是為了表現潘金蓮的嫉妒和西門慶因此而故意將她一再懲罰，以致搞得那“婦人”目瞑氣息，微有聲嘶，舌尖冰冷，四肢收嚲”，昏厥了過去，充分地暴露了這個性虐狂的嘴臉。
與此有關的，緊接著秋菊被潘金蓮罰在三伏天烈日之下頭頂大石，跪在當院；小鐵棍被西門慶拳打腳踢，“死了半日”，進一步鞭撻了西門慶與潘金蓮白日宣淫的醜惡行徑。而當西門慶與宋惠蓮、王六兒、如意兒、賁四嫂等苟且時，大都寫財與色相互作交易，一邊說：“你若依了我，頭麵衣服隨你揀！”一邊討：“你有銀子，與我些兒。”(第二十三回)這就使兩“貪”相映，倍增其醜。因此，《金瓶梅》的寫淫，總的來說不是出自欣賞，而是重在譴責。“蓋為世戒，非為世勸也。……奉勸世人勿為西門之後車可也。”(東吳弄珠客《金瓶梅序》)
作者既然把“淫”放在批判的位置上，那麽為什麽在“大描大繪”之中往往寫得那麽客觀細致，甚至津津有味呢？這與作者對於用文學作品來表現性欲問題的特殊看法有關。屠隆認為，文學作品要達到“示勸懲，備觀省”的目的，就有必要“善惡並采，淫雅雜陳”(《鴻苞·詩選》)，而不必對“淫”躲躲閃閃。更何況當時的社會在皇帝的帶動下，淫風充斥，不要說士大夫縱談房中之術習以為常，就是官宦人家的年輕媳婦，也居然“春宮尤精絕”(徐樹丕《識小錄》)。就文學作品而言，稍前的《如意君傳》、《金主亮荒淫》、《張於湖誤入女貞觀記》，以及同時代的《繡榻野史》、《弁而釵》、《宜春香質》等書，多少也有性行為的描寫。就是需要表演的戲曲作品，如屠隆的《修文記》以及徐渭的《四聲猿》、湯顯祖的《還魂記》、陸采的《南西廂》等，也免不了淫穢的筆墨。特別是那些市井間的戲謔文字，更有不少圍著“性”字轉。《金瓶梅》的作者耳聞目濡，也就往往不以為穢，隻是把它當作人生現實中的一種客觀存在，像描寫其他現象一樣，隨筆寫來，細加描摹。殊不知這下闖了大禍，它因此而被加上了“淫書”的惡諡長期打入禁宮。
如今看來，這樣一部傑作禁是禁不住的，毀也是毀不了的。那麽，對於那些“穢詞”怎麽辦呢？有人主張刪，刪去了仍“不失為一部偉大的名著”，而且“也許‘瑕’去而‘瑜’更顯”。然而，這些穢褻描寫，除個別的或許是照搬現存的作品而稍顯遊離情節外，多數則是表現主題、刻畫人物的有機組成部分，刪去勢必會破壞全書的完整性、連貫性。不刪呢？對於未受科學的性教育和有健全的性心理的人群，特別是青少年，確實是後果堪憂。究竟應該怎麽辦？我看還是分清情況，區別對待；刪、全俱存，各取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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