聰先生在《讀書》上寫了他告別讀者的《感謝》一文。九十一歲的他，告別一生摯愛的讀者和漫畫創作，非情願也，是不得已也。由於丁聰先生的“淡出”，我們之間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紀的合作隻能中斷，被稱為“陳文丁畫”的搭配，也到了落幕時分。十年前，丁聰先生以八十高齡患腎疾住院，割去半腎。丁先生說：“再畫十年
。”果然，兩個月後，又是一條好漢。去年，十年期滿，不意又以股骨頸骨折住院，以九十高齡，更換股骨，奇跡般站立起來且行步自如。本與先生相期“再畫十年”，孰知跌跤之際，腦部受損，繪事難再，所幸文化藝術出版社已將我們全部作品匯集出版，計《百喻圖》《唐詩圖》《世相圖》《竹枝圖》四卷，算是我們最後的謝幕吧。
一
《百喻圖》之作，始於１９８４年，迄於１９９５年，曆時十有一年。１９９１年結集為《繪圖新百喻》；１９９７年結集為《繪圖雙百喻》，至今又近十年。
二十年前，嚴文井先生為《繪圖新百喻》作序，說：“我決不祝願寓言走俏，更希望它衰敗，以至絕種。”我又何嚐不希望如此！遺憾的是他不幸而沒有言中。２００５年，文井先生已歸道山，今年，這本《百喻圖》卻又要再版，那原因，我想是因為《百喻圖》中眾生相、也就是文井先生和我都希望盡快滅絕的東西依然存在，甚至“於今為烈”的緣故吧。
愚昧者總希望用強力來消除揭露消極現象的文學，以為消除了這類文學，也就消除了它所揭露的社會現象，就像他們以為粉飾生活的文學泛濫，生活就會充滿光明一樣。可惜文學之於現實，如影之隨形，形在影存，除非能造就無邊的黑暗將這一切遮蓋。但若真有這樣的黑暗，影固不現，形亦隨喪。所以，聰明者反其道而行，借助文學的力量來改良社會，改善人心。寓言雖係小道，筆墨所及，較之敷坐說法的高頭講章，或更接近於真相。作者隨意拈花，讀者會心微笑，靈犀既通，正不必耳提麵命之為功也。
作寓言的伊索，據說是希臘的奴隸。奴隸沒有坦率表達意見的權利，隻好憑借智慧，婉曲言之。激進者遂憤憤於奴隸式的文字。在中國，先秦作寓言的諸子如莊周、孟軻、韓非者流，雖不是奴隸，卻也不是當權的大佬兒。身處亂世，麵對又多是動輒殺人的君侯，不說表達不同的政見，就是好心進言，也隻好順著統治者的心情和胃口婉曲言之。直言切諫，勇氣可嘉，但好頭顱無須白白送掉。在專製主義的社會環境中，赤膊上陣的戰法，雖也可以造成轟動，從而激勵未死者前赴後繼，但從保存自己、爭取將來的目標看，還是耐久的韌性戰鬥更為有效。因此，諸子說理，也每以寓言出之。“主文而譎諫”，以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說它是一種“奴隸式”的文字，固無不可，但我以為這種婉曲言之的辦法，很有繼承的價值，不必為了標榜勇敢而舍棄。即使不為君主考慮，為百姓計，用故事說理，也比口號式的號呼、罵詈式的教訓或強迫命令式的學習要有效得多。以接受心理而言，寓言式的啟發，把結論留給讀者或聽者自己去體味，或許是更為聰明的辦法。自己經過思考得出的結論，其印象遠過於外來灌輸的各種結論。諸子寓言至今保留著強大的魅力就是明證。
到了今天，無論我們還並沒有真正實現言論的自由，即便已經達到，從思想的藝術表達言，寓言大概也依舊有它存在的環境和理由。
觸發我作《百喻圖》的，是現實生活中的種種因緣，許多當有本事可跡。有朋友建議作本事注，說得直白些，就是想探究一下其中的“真故事”，我期期以為不可。《百喻圖》中每一則，雖然都有現實中某事的觸發，但絕非某事的摹寫，它是許多同類事在頭腦中綜合發酵的結果。本事注或許能投合索隱者的心理（如今日之某類“紅學”），但於作品的理解則鮮有價值。
據說今天已進入“讀圖時代”，有人戲謂陳文丁畫得風氣之先。其實我們無此先見，當時不過覺得寓言、漫畫，形雖各異，意實相通，左圖右文，相得益彰。合作的愉快，產生了由此及彼的聯想；生活中各種現象的刺激，也使我們欲罷不能。於是《百喻圖》由一百至於二百，又有了《唐詩圖》《世相圖》和《竹枝圖》。二十年間，丁陳合作之文圖，大過半千之數。
二
待到編完最後一卷《竹枝圖》，長長舒了一口氣。《百喻圖》《唐詩圖》《世相圖》《竹枝圖》，同丁聰先生二十多年的合作，盡在於斯了。
我成長的時代，是一個讚歌盈耳的時代。起初是大家傾心竭力地唱，許多人（包括我）是發自內心地唱，以為我們真正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一個有類於《禮記》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時代，一個從此告別了積弱貧窮落後的時代。可是後來看著看著，覺得不然了。雖然讚歌依舊盈耳，但唱的人已經覺得勉強，隻是看到不肯唱的人一個個成了“人民的敵人”，隻好繼續敷衍著唱。再後來，敷衍著唱也不行了，因為那苦難的後果實在無法以強顏歡笑遮掩，於是開始了大約十年逼著唱的時代，即便到了山窮水盡處，還要一樣地大唱“就是好，就是好”。誰不唱就是異類，就要被清除，而那段時間被清除的也實在太多，包括許多我素所敬仰的前輩。
物極而反，於是，有了１９７６年的改弦更張。
有了差不多三十年的經驗，我也到了不惑之年。古聖孔老先生畢竟不凡，他知道人大概隻有到了三十歲才開始能有獨立的判斷，而到了四十，有了比較多的人生經驗，才會把世情看得稍微明白一些，所以叫做“不惑”。在那之前是最容易被煽惑的年紀。時聖似乎也明白這個道理，不過反其意而用之，所以“十年浩劫”在最前麵衝鋒陷陣的正是未屆“不惑”、被大力煽動起來的“小將”。
以“不惑”的眼光看世事，讚歌固不可無，但天天讚、月月讚、年年讚，聽不到讚歌就心裏發慌，實在不是強大而是虛弱的表現，倒是經常有人在旁邊橫挑鼻子豎挑眼，可以使人保持清醒。清醒乃有自信，這是成功的條件。
有了因聽不得批評導致傾覆的教訓，按說，改弦更張後，就應該立下一個保護批評者的規矩。讚歌不用保護——喜聽讚歌乃人情之常；批評則需要保護，因為為政者大多把批評當作“噪音”或“雜音”。自始皇帝起，便不喜逆耳之言，因而遷怒於說這種話的人。遷怒便要整肅。整肅到了極致便會鴉雀無聲。今天被一些人大加忽悠的所謂“康乾盛世”，從輿論看，正是鴉雀無聲的時代——那並不是一個值得讚頌的時代，所以沒有多久，便漸漸露出下世的光景。乾隆時期已經是個空殼子，嘉慶以後便一敗塗地、不可收拾了。
可惜，改弦更張之初雖有保護批評者的建言，但因為忙著其他，這個十分緊要的事倒忽略了。大概在逼著唱的年代終於結束之後，政治空氣為之一新，理論務虛會就很有些暢所欲言的氣氛，所以樂觀者也便以為從此再不會重蹈覆轍了。這種樂觀是否埋下了無窮的後患，還要走著瞧。
暢所欲言，帶來了思想解放。這個時期給我的印象是七嘴八舌終於使中國走出了一條新路。可見一齊動腦筋要比依賴一個人，哪怕是一個絕頂智慧的人有效得多。七嘴八舌，自然物論不齊，有讚揚的，有批評的，有反對的，也有不管世事隻說些不鹹不淡閑話或愛恨纏綿怨語的，但這是一個比較真實的思想界，就像七彩繽紛才是真實的自然界一樣，不像輿論一律那樣的虛假。
物論不齊，本是常態，惟其不齊，才有判別、有爭鋒，有比較，有抉擇，也才能在思想的碰撞中閃現耀眼的火花，點燃起照亮前程的火炬。為政者的本領其實並不在一切都要由他們來發明，而在於能通過一種製度，把整個民族的思想潛能充分調動起來，然後從中篩選出適應於當前需要的元素，組成可以實施的治國方略。但是我們這個古老的國家，有一個古老的傳統，就是喜歡把一切成功都算到某一個人——比如“聖天子”——頭上。起初或許是眾人的謙遜，也或許是有心的逢迎，但後來便成為一種通例，誰不遵守，就會被清除。於是，一切好主意算在一個人賬上，漸漸變成了隻有一個人才可以說“好主意”（哪怕隻是個餿主意），眾人則隻能唯唯諾諾，聽任這一個人胡調。隨著傳統的走俏，我很有些擔心物論又會漸漸向著一統天下的路上挪去。
變革的潮流傾向未來，因襲的傳統又迷戀過去。就現在的情勢看，物論不齊的局麵恐怕誰也無法全然改變，輿論一律的場景又確實令一些人十分豔羨。所以，中國的輿情就像萬花筒，不停變幻著模樣。我同丁聰先生的合作，就產生於這個變化多端的時代。
我們的共同想法並無新奇：文章還是合為時而著，盡管時興的思潮好像是要為自己而著，或者不知為什麽而著。如果僅僅為了自己，何必示諸他人。如果還是要拿給人家看，便有了“為時”或“為人”的動機。至於不知為什麽而著的話，我是不大相信的。寫作的衝動不會不知所以而旺盛起來。
為時、為人，當然不必定是什麽“經國之大業”。在我們現存的體製之下，“經國之大業”不是人人得而議之的，即便偏要去議，也常常隻是無人理睬的“獨語”。我同丁聰先生能夠做的，不過是憑著我們的視力和識力，把那些竊以為有害於前行的社會的、文化的現象，用文字、用漫畫凸顯出來，從而引起更多人的關注。大抵一種不好的現象，隻有引起更多的人關注，才有及早控製的可能。如果誰也不去關注那些應當消除的現象，侈談隻要忘情世事或者安貧樂道，就可以守住內心的平靜過好自己的日子，不過是利益既得者虛偽的說教。這種說教——或借洋人之名，或借古人之名——今天頗為行時。
丁聰先生長我二十多歲，什麽險惡的風波都經曆過了。我自然尚少曆練，但起首時畢竟也已過了不惑之年，於世情雖未參透，也可以大致不脫其形。唱讚歌的人已經太多，社會缺少的倒是願意關注並揭示社會缺陷的人。這就決定了我們的選擇。我們清楚，這選擇很難討好。擁權者嫌煩，對號者慍怒，利己者譏嘲，閑逸者以為多事。唯熱望社會進步改良者，時時傳遞一絲溫暖——就是這點溫暖鞭策了我們二十多年，不敢稍有懈怠。
誇耀社會的美妙不宜於專斷，一人說美妙未必美妙，“精英人士”皆曰美妙也未必美妙，必須多數社會成員都肯認同才是真正的美妙。同樣，揭示社會的缺陷，也不宜於專斷，一人說是缺陷未必就是缺陷，“精英人士”皆曰缺陷也未必就是缺陷，必須社會多數人都認同，才真正是缺陷。所以，對於所揭示的世相，我們隻是提請讀者思考，而不急於斷下結論。思考的人多了，認同的人多了，才有可能糾正社會或文化的闕失。這看來不夠激烈，卻似乎是較為切實的辦法。因為我們看到振臂一呼天下雲集的猛人雖有過不俗的表現，但最終的結果並不美妙。有了這樣的想法，在寫作上也就不願掇取實事，痛下針砭，而寧願隻是從同類事例中抽取類型、給予勾描。《百喻圖》《世相圖》《竹枝圖》《唐詩圖》同樣體現著這樣的意圖。我們希望這些勾描不是煽起讀者的激情，而是引起冷靜的思索。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裏，我們這個民族是過於激情澎湃了，但興奮得快，消沉得也快，那原因就是思考的欠缺。回顧多少烈烈轟轟的運動，其實不過是為政者“民可使由之”的老例。這情形始終不曾有多少改變，好像一個民族無須思考而隻要聽從煽惑而隨聲起舞就可以強盛似的。回首“文革”“滿街紅綠走旌旗”之世，有幾個看得清那些瘋狂的行為是要達到什麽目的！
為了適應不同報刊的不同要求，我們的合作雖然都是圖文相配，但也不斷變換著配合的形式。
《百喻圖》是文言體的寓言故事。借了古人的軀殼，揭示的仍是當代的靈魂。其中似乎並沒有“隔”，因為現代人的靈魂中本來就有古老的遺傳。就物質的進展而言，今古可稱懸絕，但就精神而言，實在去古未遠。許多過去習稱是外來的“蒼蠅蚊子”，其實正是古老的家法。我們對外來思想的拒斥可謂根深蒂固，即便近代以來喊得山響的自由、民主之類，一到國人手中也早已成為“中學為體”的老方兒了。
《唐詩圖》是借題發揮，借助於唐人詩句，聯想當前社會遊蕩著的幽靈。這倒並非生拉硬扯。藝術的研究者盡力追尋作者當時的靈感，但他永遠不能達到，而欣賞則無須借助研究的結果也可借自己的經驗作出個性化的詮釋，或許這同作者原初的意思全無關係，但一樣從中得到欣賞的愉悅。
《世相圖》恐怕是我們作品中與現實勾連最緊的一組文字了，寫作的時間也拉得最長。在十餘年間，我們筆墨所涉及的社會、文化現象，有的稍有收斂或改進，有的則愈演愈烈、大有不可收拾之態。這又證明了文字、圖畫本身的軟弱。以為幾篇文章就可以創造或顛覆一個政府或一個製度，實在過於誇張。誇張的目的並非抬高了文字的功能，倒好像是為了借文字轉移對事實的注意和責任的追究。但是，就像一本流水賬有時也會成為經濟史的重要資料，這些對於社會、文化的觀察與思考，除卻希望引起當代人追根尋源的探求，也希望為今後有興趣於這一時代研究的人提供一些比當今大量程式化敘事更具有個性化的材料。靠那些程式化的敘述，有如靠官修二十四史一樣，很難弄清一個特定時代的真相。
《竹枝圖》是文體最雜的一本，原是為了適應不同傳媒因報刊性質、閱讀對象、版麵控製而提出的不同要求，結果終結意圖雖同前麵幾種並無不同，倒促成了某種意義的文體實驗。
對於文字的婉而多諷，多數讀者能夠理解，他們從字裏行間，常常能讀出作者的寓旨，報以會心一笑。但也有讀者“不諒人隻”，以為大聲疾呼何等痛快，何必含而不露費人疑猜？誠然，可以有直截了當指陳時事的文章，也應當有怒發衝冠、血脈賁張的議論，但那是另一類文字。這個世界上總要多一些不同樣式的文章，才不致過於單調寂寞，又何必強求一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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