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炮製“文化大師”的三大秘訣

　朱大可

“文化大師”譜係裏的各種桂冠，正在變得琳琅滿目起來。從“英雄”、“風範”、“宗師”到“泰鬥”和“巨匠”，這些令人亢奮的語詞壯大了國民的自信。在一個文化潰敗的時代，大師生長的土壤早已成為荒漠，而“大師”卻仍在雨後春筍般地茁壯成長，這種超乎常理的奇跡，描繪了中國當代社會的詭異景象。

自從某大師的“年齡門”事件爆發以來，關於“大師”評判的標準，再次被媒體提上了議事日程。在我看來，大師是指那些在某領域建構新的價值體係、並據此成為民眾精神領袖的傑出知識分子。49年以後的台灣可以為例，他們擁有新儒學的大師（如杜維明）、新佛學的大師（如星雲法師）和新自由主義大師（如殷海光）等等。而耐人尋味的是，大陸本土社會卻打造出自己的另類“大師”譜係，並擁有自主炮製“大師”的三大秘訣。

首先必須具備超人的稟賦，尤其是過目不忘的記憶力。這方麵的範例，可參見陳寅恪和錢鍾書的事跡。在傳記作家的描述中，陳寅恪先生能夠記住所有閱讀過的文本，以致有“活字典”之譽，並能閱讀藏、蒙、滿、梵、日、英、法、德以及巴利、波斯、突厥、西夏、希臘、拉丁等十幾種語文，而錢鍾書先生亦以博聞強記著稱，素有人肉“照相機”的美譽。但這種記憶力隻是前穀歌時代的技能，它誇張地折射出人們對於知識儲備的無限渴望。進入穀歌時代之後，人肉搜索引擎和硬盤代替了“人肉記憶體”，以致這種稟賦逐漸失效，轉而成為一種舊時代的曆史傳奇。而個人稟賦則開始轉向，在身體高蹈的流氓時代，它注定要投向老翁與少女的性愛神話，也就是投向最具狂歡性的情色主題。難道還有什麽比這更好的選擇嗎？

楚辭大師的業績已經表明，他在楚辭方麵缺乏深刻的判斷力，例如，屈原在《楚辭》中喊出的叛逆音之聲，揭示了屈原想當王的明確意圖，而大師居然沒有看出這點。據眾多媒體報道，大師的主修科目不是楚辭，而是房中術，屬於“國學”中的“下半身”領域，也即該學科中最神秘曖昧的部分，並總是遭到人們的蓄意規避。然而，如果沒有法家的專製整人術、陰陽家的堪輿算命術和道教的養生房中術，所謂“國學”就是一座空空蕩蕩的庫房。可惜這類房中術心得未能寫成巨著流傳，否則，“國學大師”的桂冠，是任何批評者都無法褫奪的。

為了繼續擴展大師的身體敘事，年歲成為第二個重大指標。活到90以上又身懷異秉者，就有望被世人奉為大師，而“百歲”更是辨認大師的重要量化指標。精神矍鑠固然很好，縱使臥床不起，隻要可以苟活，也能熬成“一代宗師”。從“文學大師”冰心、鍾敬文、巴金，到“國畫大師”劉海粟、朱屺瞻、黃永玉、晏濟元等等，當代中國遍布各種以年歲造勢的案例。為打造巴金老人的百歲大師形象，有關部門斷然拒絕其安樂死的懇求，不惜以輸液強行維持其生命體征，直至“百歲”降臨。這種年壽敘事加劇了人們的誤解，以為大師就是能夠超越時間和病痛的巨人。

與此密切呼應的是，大師還必須蓄須成美髯公，由此構築年歲的視覺標記。胡子跟學術地位形成了某種古怪的正比關係：胡子越長，就越具有大師風範。人類的胡子最初是成年或壯年（黑色）以及衰老（白色）的象征，而最後卻上升為激動人心的旗幟，飄揚在大師們的臉頰上，宣喻著智慧和才學的總量。當年毛主席無須，以致本朝官員無人膽敢蓄須，而蓄須者隻有毛的長輩，如柳亞子、張瀾和梁漱溟之流，變得十分稀有，由此被擢升為文化至尊的象征。這種曆史傳統，加劇了世人對胡子的頂禮膜拜之勢。

大師生成的第三秘訣，是必須學會在官府和民眾之間長袖善舞。即便沒有足夠長的胡子和先天異秉，隻要善於捕捉時機做含淚勸告，扮演官府和災區“刁民”之間的調停人角色，就有望從獲取“大師”稱號。眼淚是一種身體分泌物，更是一種煽情的道具，而這正是“含淚大師”所擅長的技藝。我們已經看到，眼淚敘事產生了奇效：“大師”的桂冠以及數千萬“基金”從天而降。這無疑是一種榜樣，向那些覬覦“ 大師”地位的人們，作出了蠱惑人心的示範。

這場基於身體敘事的大師掛牌運動，就各地衙門和高校而言，是一項重大的形象工程，而在民間，則意味著一種嚴重的文化焦慮。正如“諾貝爾獎”的狂熱那樣，“大師”能夠緩解世人對於文化危機的憂慮，並製造出文化繁榮的氣象。“大師”的存在就是文化安全的信號。但這終究是一個華麗的幻影。基於文化土壤的日益貧瘠，上世紀下半葉以來，我們的土地就沒有長出過任何一株叫做“大師”的植物。而那些舊時代殘剩的大師，如梁漱溟、熊十力和陳寅恪，也在政治鬥爭的風雨中痛楚地死去。他們失色的麵容，凍結在曆史苦難的深處。真大師的故事，隻能用以譜寫淒涼的哀歌；而惟有偽造的大師，才能作為鮮豔的文化口紅，被抹上蒼白的行政嘴唇，用以粉飾這一人本精神殘缺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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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ZT -野性- ♂ (0 bytes) () 03/29/2009 postreply 21:0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