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櫥的門半開著，屋頂吊燈的光線投射下來，好象被那扇門擋了一下，那雙舊鞋的皮麵就在有點不太暢快的燈光裏靜靜反著光。鞋子的式樣已經過時了，很簡單的無帶鞋，淺淺的心形開口，象一隻單薄的小船。我大概在過去的十幾年裏隻穿過有限的幾次，當時花了大約50幾塊錢。它是我沒錢時買的最貴的一雙鞋。
那一年五月，木耳每天西裝領帶象個推銷員一樣拎著公文包去上班的時候，我就坐在公寓裏發慌。那個小鎮我誰都不認識，除了偶爾去公共圖書館，我沒什麽地方可以去。我有大把空閑的時間，可我什麽也幹不下去，空閑讓我感到無所適從和焦慮。白天大部分的時間，我坐在客廳落地窗前看著不見人影的停車場發呆。我住的那片公寓叫“鳥巢”，我是守在窩裏飛不出去的鳥。
郵車每天下午兩三點鍾來送信，垃圾車在每隔幾天的上午九點左右來收垃圾。一樓有個年輕媽媽，通常在午飯後搬張小椅子帶著一個兩三歲的小男孩坐在草地上曬一會兒太陽。我在落地窗裏遠遠看著他們。
到了七月，天氣陡然熱起來。木耳的形象由推銷員變回工程師。有一天午飯時間，公司裏一個同事拉了拉他的領帶逗他說，“還拴著這玩藝兒呐？”木耳進公司正好差不多兩個月，借機就開始改穿工作便裝。那時，我也在圖書館裏認識了兩個人，一個小提琴手，一個維生素傳銷員。
我在看郵車垃圾車看得厭煩焦躁的時候，就去小鎮的圖書館裏翻當地報紙看招工廣告。小提琴手是個優雅的女人，三十出頭的樣子，每周帶著三歲的女兒去圖書館聽故事。她先把小姑娘跟一大堆孩子放在一起坐在地毯上聽圖書館員念圖畫書上的故事，然後就跟我躲在角落裏閑聊，我們有時坐在小矮桌邊上，有時靠在書架上。小提琴手一邊小聲跟我說話，一邊用眼角遠遠地掃視著地毯上的小姑娘。她正在琢磨轉行念計算機，常跟我打聽一些念書修課的事情。那時候，念計算機就意味著可以快速進入中產階級。
認識傳銷維生素的女人，是因為她把我當成了她要發展的傳銷下線。有一天，我在圖書館裏僅有的半架中文書前晃蕩，那些中文書都是讀者捐來的舊書，亂七八糟內容互不相幹地排在一起，沒什麽值得看的東西。我翻完了報紙上的招工廣告，就去那個架子前看有沒有新書，一個中年中國女人過來搭腔，“這本挺好的。”然後自作主張從架子上抽出一本書給我看。那本書講的是意念改變人生命運的故事。我和那個傳銷維生素的女人就那麽認識了。她那時已經把她能夠發展的傳銷下線不是變成了她的下線就是變成了她的敵人，我恰逢其時地在她資源空缺的時候出現在她麵前。
一個讓人困倦的下午，我捧著一本專業書坐在落地窗前的地毯上“磨刀”。剛看過的內容象一股風似的在我腦子裏吹過去就沒了蹤影。外麵烈日暴曬大地，草坡上的草顯出發黃幹枯的跡象。一輛車子從外麵開進來停在樹蔭下，一個大腹便便的孕婦從車裏出來用手擋在額頭上遮著太陽，搖搖晃晃走進樓梯口。空調不停歇地工作，噪音吵得讓人頭疼。我在空調吹出來的冷風裏感到無比燥熱。我決定繼續修改我的簡曆，走進臥室打開電腦。就在這時，門鈴響起來。
打開門，我吃驚地看到傳銷維生素的女人滿頭大汗地站在門口。
“你從家裏走過來的？”我有點不相信地問。
她笑笑，“沒多遠，我走得快，穿過一片高爾夫球場就到了。我知道一條近道。”
我趕緊給她倒冰水。
“這點路算什麽？以前我在國內上班，冬天抱著孩子，先送孩子進托兒所，我總是第一個進實驗室的。”她一邊打量我的客廳一邊說。
我把水遞給她，她掃了一眼我丟在沙發上的書，“沒找工作？”
“在找。”
“我今天來是要給你看個東西。”她直截了當地說。
她從帶來的大布袋子裏拿出一疊印刷品，又拿出一盤錄像帶,“知道美安嗎？”
我搖頭。
“這是一家很大的保健品直銷公司，你隻要每年買夠五百塊錢的產品，就可以成為會員。這些產品你可以自己用也可以拿出去賣給別人。重要的是你可以發展其他成員，你發展的成員是你的下線，他們賣出去的產品也記點數給你。如果做得好，發展的下線多，以後就坐在家裏收支票就行了。”她講得興致勃勃。
我忍不住問，“那些東西我拿去賣給誰啊？我連個鬼都不認識，再說商店有的是，人家憑什麽從我手裏買東西？”
她翻開那疊印刷品，指著其中一頁說，“這就是這家直銷公司的好處，他們賣的都是保健品，有維生素，抗氧化產品，賣不出去自己吃或者送給親友都很好，不會浪費。我就自己吃，也給先生孩子吃，效果很好，以前孩子花粉過敏，現在全好了。”
她把那堆材料推給我，“這個你留著仔細看看，過幾天我來取。”然後她拿起錄像帶，“這個我現在跟你一起看。”
我趕緊推脫，“你難得來一趟，聊聊天，錄像帶我以後自己看吧。”
“反正你現在也沒事，現在看吧。我走了你恐怕就不看了。”她很不客氣地揭穿我。
電視上出現了一輛粉紅色的小轎車，一個金發女郎春風得意地靠在車上。傳銷維生素的女人興奮起來，好象看到了自己的車子。
“你看，有很多實例，那些做得好的人，一年可以掙到十幾萬。”
“那是有些人。象我這樣的，還是找份工作給人家寫寫程序捉捉蟲子比較可靠。”我很冷淡地說。
她反駁說，“找工作還要念書，念出書來也不一定能掙到那麽多。”
“幹這個也不是人人都掙那麽多，你現在可以坐在家裏等著你的下線幫你掙支票了嗎？”我不太耐煩地問。
“我已經開始有收入了，現在還不多，但是好好幹下去，收入會多起來的。”她滿懷憧憬。
那個下午，我就在她的發財夢裏跟她一起看完了那盤錄像帶，心裏想著怎麽樣才能既不變成她的傳銷下線也不變成她的敵人。我說，“我先找找工作看，念了書就得有個交代。你這個機會我以後有空兒再考慮。”
十月中旬，我得到幾個麵試的機會，我那雙船型的皮鞋就是那個時候買的。那雙鞋象個道具一樣，我平時在家裏光著腳走來走去，出門短褲涼鞋，那雙閃著漆黑亮光的新皮鞋，我隻在出去麵試的時候拿出來。我穿著一身職業套裝，化了淡妝，腳上踩著那雙半高跟的新鞋。小提琴手跟我說，“練兵從遠處開始，砸了就砸了，等你看到離家近的理想工作時，你就已經經驗充分有把握拿到手了。”我覺得她說的有道理，幾個機會裏先安排了一家離家最遠最沒興趣的小公司去麵談。
那天因為路不熟，留了充分的時間，提前半個小時就到了。車子從一條大路拐進一條小路，又拐進一條更小的路。在一片小樹叢後麵，我看見了一幢紅磚小樓。
初秋的天氣有點微涼，風一掃過來，從我敞開的領口一直灌進心裏。我在樓外的小樹林邊徘徊，心裏有點失望，覺得那個小樓不太配得上我那一身裝束。我走進去，坐在一樓門廳裏的一張長椅子上等著時間一點一點接近。一個中年男子從樓上下來，似乎無意地在我身邊繞了一圈又回到樓上。等我去跟麵試我的第二個人見麵時，我認出來他就是在樓下觀察過我的那個人。
跟我見麵的第一個胖女人很冷淡地介紹了一下工作，問了幾個簡單的問題。她的衣著暗示她已經進入節日狀態。桔黃色的毛衣，配著一對同色調的南瓜耳環。她的辦公室裏零亂昏暗，給我很不好的印象。之後，我就被送去見第二個人。
那個中年男人坐在一張大桌子後麵，從我的簡曆上抬起頭來，很隨和地說，“賓州搬過來的？我也在那裏住過，兩年前。”我接著他的話說，“小地方，沒這裏熱鬧。”然後他問問我的學校，讀過的課程，又講講公司的情況，工作的大體性質。一切似乎進展順利。
快結束的時候，我突然畫蛇添足地說了一句，“如果能夠被錄用，我希望這將是我未來職業生涯的一個起點。”
他聽完沉默了一下，鋒利地問道，“什麽樣的職業生涯？職業和工作有什麽分別？”
我看著他那張堆滿了紙張文件的辦公桌，辦公桌後麵釘著各種大小紙條的布告板，想起剛見過的那個無精打采的女人，突然不知道該說什麽好，恨不得把舌頭咬斷收回那句裝腔作勢的話。他笑笑，含而不露地說，“在我看來，工作就是工作，這就是一份普通的工作。”
幾天以後的一個中午，我約小提琴手去一家意大利餐館吃飯。我們選了一張臨窗的桌子，侍應生送來兩杯加了新鮮檸檬片的自來水，從窗口望出去，正好可以看見外麵小花壇邊上新紮起來的幹草垛。幹草垛上擺著金燦燦的大南瓜，南瓜上爬著笑嘻嘻的白衣小鬼。轉眼就要過萬聖節了。
小提琴手穿了一件黑毛衣，別了一枚南瓜胸針。我衝著她的胸針笑笑，“很應景。”
小提琴手說，“削價時買的。”
我笑起來，“不用急著證明你沒錢。”
小提琴手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涼水，歎氣說，“一天真長。”
我說，“是啊，不念書不上班，才發現自己多空虛多罪惡多驚慌。”
小提琴手眼神怔怔地盯著我說，“你已經念完書了，趕快抓緊找工作，不象我才剛剛開始去上課。”
我們周圍的桌子上坐著三三兩兩衣衫楚楚來吃午飯的職業男女，臨桌的一個男人正在殷勤地跟女伴討論菜單。我突然想起晚飯時木耳在我抱怨無聊時表現出的不耐煩和我們之間越來越長時間的沉默。
“我覺得你找工作的態度不積極，你應該趕緊開始找工作。”小提琴手又說了一遍。
“我不是在找嗎？！”我為自己辯解說。
停了一會兒，她問我，“覺得委屈嗎？一個書生要去轉行幹自己不喜歡的事情。”
我看了一眼她修長優美的手指，淡淡地說，“如果你不覺得委屈，我就不覺得委屈。我本來除了空談文藝幫人改改標點符號，就沒什麽手藝。早知如此，當年就去學個修鞋補鍋的實在活兒。”
小提琴手笑起來，她那麽美，氣質如蘭。一個樂隊首席小提琴手，有一天居然也要坐在電腦屏幕後麵寫程序？我真的無可抱怨。她每周兩個下午教那些放學後的孩子們拉小提琴，聽著那些鋸木頭一樣吱吱呀呀的聲音時，不知道是不是覺得受折磨。我問，“你喜歡現在這樣的生活嗎？”
她看著我，輕輕說，“不知道。一個女人，最後總要過更實際一點的生活，要有孩子有家。”
我說，“你已經有孩子了。”窗口的光線照著她的側影，讓她的臉看上去明亮溫柔。
她說，“我不想要很多，我的美國夢就是有一天我能有一個自己的房子，有兩個孩子和一條狗。”
我的美國夢是什麽？我連個目標都沒有。我沒有想過要留下來，但是我留下來了。這種結果好象不是出於主動的選擇而是出於一種從眾的慣性。我想來想去發現我的目的原來更簡單，我隻是不想光著腳丫子每天坐在家裏看下午電視裏的肥皂劇。
剛到美國的第一年，我認識了一個差不多跟我同齡的女人。我剛從國內學校裏的一大群朋友中間出來，滿腦子都還是一些不著邊際的幻想。可是那個已經在美國住了五年的女人，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媽。有一天下午我去看她，穿著一條黑色連衣裙，她打開門怔了一下，上下看了我一遍。那時我還沒有美國化，不象現在跟那些美國大媽一樣，除了上班穿戴整齊，平時一概從簡。我們一起坐著閑聊，她攤開大腿坐在地毯上，孩子在她身邊爬來爬去。電視開著，在播放浪漫的愛情肥皂劇，燭光紅酒溫情男女。
午後的日光從窗子裏斜射進來，稀薄得沒有顏色。我們也沒有太多話可以說，在肥皂劇的背景下，互相作伴而已。然後，那個還不會走路的孩子爬到她的腳邊，張開嘴要啃她的大腳指頭。她喝斥了一聲，把腳往邊上挪了挪，接著跟我說話。我從此就記住了那個粗糙肮髒的腳指和那樣一個下午。
我想不明白為什麽要留在美國以及我自己想要幹什麽，念書找工作，日子反正就那麽過去了。
第一個麵試之後的兩個星期，我在圖書館碰到了傳銷維生素的女人。
“好久不見，忙嗎？”我主動打招呼。
她矜持地說，“很忙啊。我去上班了。”
“真好！在哪裏找到工作了？”
“嗯，是教育係統的一個工作。”
“學校？”
“歡樂時光幼兒園。”
“做什麽？”
“在廚房幫忙準備午飯。”
“嗯，是教育係統的一個工作，”我在心裏重複說，突然之間感到很無趣。
我在工作麵談還沒有收到結果的時候，一邊在家繼續“磨刀”，一邊繼續看郵車垃圾車出出入入。不找工作的時候，我就把鞋收在盒子裏放在門廳邊的壁櫃裏供起來。
鞋可以證明腳的價值嗎？也許至少可以掩蓋腳的缺陷？這是個多麽奇怪的問題。不管怎麽樣，我們還是需要一雙鞋的。不過，一雙鞋就是一雙鞋，也用不著那麽嗬護它，我那雙清貧年代的道具鞋，我就是舍不得穿著它走路，它也會嶄新地被時間拋棄變成過時的東西。
我把那雙無意中從壁櫥裏翻出來的舊鞋子放回鞋盒，裝進一個塑料袋裏。這雙鞋，可以送到救濟軍那裏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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