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浮現遊說集團向人大訴求權益
每年一次的全國兩會還在召開，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仍在行使自己的權力，代表人民發言。
但“人民”其實是一個抽象的政治概念。在具體的立法、決策過程中，真正具有權利訴求、具有利益主張、能夠表達意見的，隻能是具體的人和他們組成的團體。因而，民意作為個體意見的聚合，就必須通過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來代表人民，並通過兩會這樣的公開政治參與，表達、溝通、公開博弈自己的主張，最後上升為法律層麵的國家意誌，以及具體的政府決策行為。可以說，向人大、政協及其常委會遊說，乃是民眾的權利。
任何時代的任何政府和民意機關都會遭遇遊說活動。民主政治的遊說特征是公開。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主張，如何在兩會這種政治參與方式上公開博弈，使公共決策更加透明，更加公正，有利於全體國民的整體利益，正是中國正在起步的人大政治之目的
民間教育機構遊說“教改”
“想表達想法，就得不停呐喊。”2月底，信孚教育集團董事長信力建，通過向一位全國人大代表提供議案的方式，用行動表達了自己的“呐喊”。
信力建的建議之一是，義務教育經費應由中央統一轉移支付，覆蓋所有的中小學教育機構，其中民辦中小學也應享受相應的學雜費補貼。在過去的10年，信力建在廣東開辦的30多所學校，已經陸續倒閉了三分之一。眼下，信力建們正試圖通過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在“兩會”中反映自身的利益訴求，以改變當前政府壟斷教育資源分配的單一格局。
2008年8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正式列入政府工作計劃，由教育部牽頭負責。這份勾勒了中國未來12年教改路線圖的綱領性文件，涵蓋11個重大專題、36個子課題。
2008年底，在得知教育部要製定《綱要》的消息後，信力建就開始行動了。他草擬了義務教育由中央財政投資、放寬民間資本辦學門檻等10個建議。
信力建的這些建議，相當程度上代表了中國民辦教育企業家群體的利益訴求，即要求民辦學校與公立學校享有同等待遇。
與信力建一樣，對《綱要》內容同樣感興趣的，還有一批學者和公益人士。盡管民辦教育企業家和學者的關注點稍有不同，但是，在教育公平問題上，民間教育企業家和學者存在共識。他們均認為政府應當下放部分教育權力，不能既當管理者，又做監督員。
2009年1月，教育部就《綱要》起草征集社會意見。不到一個月時間，教育部收到了100多萬條意見。有別於這些分散的聲音，民辦教育企業家、學者和公益人士結合成了一個鬆散的聯盟，開始以遊說集團的麵目，浮出水麵。
其實，民辦教育企業家和公益組織在近年早已聯係密切。在信力建起草建議書的同時，他的朋友、北京理工大學教授楊東平受一些中央部委委托，正在就《綱要》製定征求民間意見。
對信力建來說，這個消息無疑等於多了一種利益表達的渠道。身為教授的楊東平，同時還兼任其他身份——楊不僅是中組部、教育部的專家組成員，同時也是國內最早的公益組織自然之友、 北京西部陽光農村發展基金會、21世紀教育研究院等公益組織的倡導者之一。
“兩會”召開前一周，信力建就將有關民辦教育的建議傳給楊東平，最後由楊東平匯總其他方麵的意見，交給前述中央部委的領導。
截至2009年3月份，《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仍然是一長串等待答案的提綱。2009年1月7日，教育部就研究製定《綱要》進程情況舉行2009年第一次例行新聞發布會，其新聞發言人續梅預計，完整的草案要到年中才能出台。
此間，正是遊說集團院外活動的黃金時期。
教育公益組織與教育部之間缺乏製度性聯係渠道，是遊說活動活躍的重要原因之一。受製於這一體製現實，民辦教育企業家、學者和公益人士抱團取暖，也在情理之中。與公開投書等方式相比，遊說集團更願意另辟蹊徑，對決策者施加更為直接的影響。
信力建、楊東平等人遊說的方式，不外乎以下幾種：一是直接找相關部委的領導；二是組織論壇、會議，邀請包括政府智囊在內的人士參加；三是向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提供議案和提案；四是通過新聞媒體製造輿論。
“直接找領導是最有效的辦法。”楊東平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但這一方法，“不宜頻繁使用”。
另一個重要的遊說手段，是直接找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將自己的建議變為人大議案和政協提案。
早在幾年前，信力建開始參與關於教育問題的討論。2002年，21世紀教育研究院成立，信力建成為研究院理事之一。“每次開研討會都自己買飛機票參加。”信力建也因此結識了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他關於義務教育經費的一份建議，就直接遞送給了一位民主黨派負責人，該負責人的身份，是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不過，無論是楊東平，還是信力建，都盡量回避提及那些接受他們議案和提案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如果公布這些代表和委員的名字，我們的工作就不好做了。”信力建隻肯透露，這些代表和委員，大部分來自教育界。
但在現實中，與直接與相關部委溝通和遊說人大委員等直接渠道相比，間接的渠道顯然更為普遍和可行。遊說集團為外界所能直接觀察到的遊說方式，往往是舉辦各種論壇和專題性會議。
2009年元旦，信力建與一位媒體界的朋友一起開始著手籌備為《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建言獻策的“第三屆信孚公益論壇”。這已是兩人的第三次合作：由信力建倡導主題、提供資金支持；朋友依靠平時的人脈關係邀請各方麵的學者，負責具體的操作。
2009年1月20日，建言獻策討論會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舉行。這一天，特地從廣州乘飛機趕來北京的信力建早早地就出現在了會場。會議中作為主辦方的信力建發表了對於民辦教育的看法，再次表達了自己的訴求。
楊東平說，“製定《綱要》，不能再像過去那樣，由政府部門及教育研究的內部人員‘一言堂’，而事後公眾隻能毫無發言權地被牽著走。”事實上，信力建等人邀請政府、學界和民辦教育界等多方人士參與座談，也意在彼此交流，打破官方過去一言九鼎的格局。
除了論壇和會議，媒體公開報道被楊東平、信力建和梁曉燕們視為影響麵最廣、也最陽光的遊說方式。
每年一次的全國兩會還在召開，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仍在行使自己的權力，代表人民發言。
但“人民”其實是一個抽象的政治概念。在具體的立法、決策過程中，真正具有權利訴求、具有利益主張、能夠表達意見的，隻能是具體的人和他們組成的團體。因而，民意作為個體意見的聚合，就必須通過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來代表人民，並通過兩會這樣的公開政治參與，表達、溝通、公開博弈自己的主張，最後上升為法律層麵的國家意誌，以及具體的政府決策行為。可以說，向人大、政協及其常委會遊說，乃是民眾的權利。
任何時代的任何政府和民意機關都會遭遇遊說活動。民主政治的遊說特征是公開。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主張，如何在兩會這種政治參與方式上公開博弈，使公共決策更加透明，更加公正，有利於全體國民的整體利益，正是中國正在起步的人大政治之目的
民間教育機構遊說“教改”
“想表達想法，就得不停呐喊。”2月底，信孚教育集團董事長信力建，通過向一位全國人大代表提供議案的方式，用行動表達了自己的“呐喊”。
信力建的建議之一是，義務教育經費應由中央統一轉移支付，覆蓋所有的中小學教育機構，其中民辦中小學也應享受相應的學雜費補貼。在過去的10年，信力建在廣東開辦的30多所學校，已經陸續倒閉了三分之一。眼下，信力建們正試圖通過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在“兩會”中反映自身的利益訴求，以改變當前政府壟斷教育資源分配的單一格局。
2008年8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正式列入政府工作計劃，由教育部牽頭負責。這份勾勒了中國未來12年教改路線圖的綱領性文件，涵蓋11個重大專題、36個子課題。
2008年底，在得知教育部要製定《綱要》的消息後，信力建就開始行動了。他草擬了義務教育由中央財政投資、放寬民間資本辦學門檻等10個建議。
信力建的這些建議，相當程度上代表了中國民辦教育企業家群體的利益訴求，即要求民辦學校與公立學校享有同等待遇。
與信力建一樣，對《綱要》內容同樣感興趣的，還有一批學者和公益人士。盡管民辦教育企業家和學者的關注點稍有不同，但是，在教育公平問題上，民間教育企業家和學者存在共識。他們均認為政府應當下放部分教育權力，不能既當管理者，又做監督員。
2009年1月，教育部就《綱要》起草征集社會意見。不到一個月時間，教育部收到了100多萬條意見。有別於這些分散的聲音，民辦教育企業家、學者和公益人士結合成了一個鬆散的聯盟，開始以遊說集團的麵目，浮出水麵。
其實，民辦教育企業家和公益組織在近年早已聯係密切。在信力建起草建議書的同時，他的朋友、北京理工大學教授楊東平受一些中央部委委托，正在就《綱要》製定征求民間意見。
對信力建來說，這個消息無疑等於多了一種利益表達的渠道。身為教授的楊東平，同時還兼任其他身份——楊不僅是中組部、教育部的專家組成員，同時也是國內最早的公益組織自然之友、 北京西部陽光農村發展基金會、21世紀教育研究院等公益組織的倡導者之一。
“兩會”召開前一周，信力建就將有關民辦教育的建議傳給楊東平，最後由楊東平匯總其他方麵的意見，交給前述中央部委的領導。
截至2009年3月份，《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仍然是一長串等待答案的提綱。2009年1月7日，教育部就研究製定《綱要》進程情況舉行2009年第一次例行新聞發布會，其新聞發言人續梅預計，完整的草案要到年中才能出台。
此間，正是遊說集團院外活動的黃金時期。
教育公益組織與教育部之間缺乏製度性聯係渠道，是遊說活動活躍的重要原因之一。受製於這一體製現實，民辦教育企業家、學者和公益人士抱團取暖，也在情理之中。與公開投書等方式相比，遊說集團更願意另辟蹊徑，對決策者施加更為直接的影響。
信力建、楊東平等人遊說的方式，不外乎以下幾種：一是直接找相關部委的領導；二是組織論壇、會議，邀請包括政府智囊在內的人士參加；三是向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提供議案和提案；四是通過新聞媒體製造輿論。
“直接找領導是最有效的辦法。”楊東平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但這一方法，“不宜頻繁使用”。
另一個重要的遊說手段，是直接找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將自己的建議變為人大議案和政協提案。
早在幾年前，信力建開始參與關於教育問題的討論。2002年，21世紀教育研究院成立，信力建成為研究院理事之一。“每次開研討會都自己買飛機票參加。”信力建也因此結識了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他關於義務教育經費的一份建議，就直接遞送給了一位民主黨派負責人，該負責人的身份，是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不過，無論是楊東平，還是信力建，都盡量回避提及那些接受他們議案和提案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如果公布這些代表和委員的名字，我們的工作就不好做了。”信力建隻肯透露，這些代表和委員，大部分來自教育界。
但在現實中，與直接與相關部委溝通和遊說人大委員等直接渠道相比，間接的渠道顯然更為普遍和可行。遊說集團為外界所能直接觀察到的遊說方式，往往是舉辦各種論壇和專題性會議。
2009年元旦，信力建與一位媒體界的朋友一起開始著手籌備為《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建言獻策的“第三屆信孚公益論壇”。這已是兩人的第三次合作：由信力建倡導主題、提供資金支持；朋友依靠平時的人脈關係邀請各方麵的學者，負責具體的操作。
2009年1月20日，建言獻策討論會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舉行。這一天，特地從廣州乘飛機趕來北京的信力建早早地就出現在了會場。會議中作為主辦方的信力建發表了對於民辦教育的看法，再次表達了自己的訴求。
楊東平說，“製定《綱要》，不能再像過去那樣，由政府部門及教育研究的內部人員‘一言堂’，而事後公眾隻能毫無發言權地被牽著走。”事實上，信力建等人邀請政府、學界和民辦教育界等多方人士參與座談，也意在彼此交流，打破官方過去一言九鼎的格局。
除了論壇和會議，媒體公開報道被楊東平、信力建和梁曉燕們視為影響麵最廣、也最陽光的遊說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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