掙脫群體的羈絆——讀哈金的《自由生活》
曹長青
坦率地說，最早讀哈金在美國的作品，並不是因為他獲這獎那獎。在美國住了許多年之後，越來越對西方的文學、藝術獎項不以為然；這絕不是盲目的傲慢，而是發現那些獎絕大多數左傾，充斥所謂政治正確的東西。而作品或作者隻要偏右，別說得獎，不被左派絕對主導的評論界冷遇、痛斥就不錯了。過去近一個世紀的西方文學評論界基本都是這種狀態；即使所謂純藝術的東西，像納博科夫的作品，也從未得過獎（當然，納博科夫的思想很右）。右翼作家如索爾·貝婁倒也名氣很大，得了一些獎項，但畢竟是少數，甚至是異數。如果沒有九一一事件，我絕對懷疑奈保爾是否能拿到諾貝爾文學獎，因為他太右了。哈金的作品主要寫中國人和移民的生存狀態，西方左右意識形態基本都能接受，但他最新的英文小說《自由生活》（A Free Life）因為明顯親美（可被認為有右傾色彩），不僅遭到一些左派評論家的嘲諷，好像也沒拿到什麽獎。
言歸正傳，讀哈金的英文小說，是因為他是我的大學同學，我們黑龍江大學的文學社團“大路社”唯一來自英語係的成員。人之常情，見到老同學或朋友的作品，總要關注一下。哈金的成績不是大路社的功勞，卻可謂大路社的驕傲。從那時到今天，三十年過去，我們大路社的成員不少人已離開文學，經商、從政，即使仍在繼續爬格子的，能保持當年對文學、對人生的那份認真、那份執著的，實在不多；尤其是能夠不因歲月年華和時空變化而增加一份犬儒和圓滑，更是難得的可貴。從當年寫中文詩，到今天寫英文小說，哈金所增加的是更深一層的嚴肅。隨手寫點東西不難，但以寫作為生，尤其是在成年之後到異國他鄉，再以寫作為生更是難乎其難；而用非母語寫作，又增加了一份外人難以想象的艱辛，更要付出多少倍的努力。所以，有一次讀到一篇對哈金的采訪，在被問到為什麽要走用英文寫作這條路時，他說是為了生存；我當時心想，這家夥胡說，在美國怎麽個活法不比走寫作這條道容易？他大學時代就寫詩，明明是因為熱愛文學、實在放不下寫作才走這條路的嘛。但仔細想來，也許恰恰是不得不為了生存而寫作，倒真促使人寫出點名堂來。我自己如果不是靠稿費生活，恐怕也會比今天懶惰很多。
●走獨立寫作之路的艱辛
《自由生活》就是寫了一個熱愛寫詩的中國人，到美國以後，怎樣在生活的艱辛中，仍頑強、執著地堅持寫作，在這個過程中一步步發現自我，邁向自由。小說的主人公武男在八十年代中期到美國留學，本來準備讀完學位後回國教書，但因六四屠殺而決定留在美國生活。他把妻子和孩子接來美國後，迫於生活壓力，放棄了學業，一邊打各種雜工，一邊寫詩。後來攢錢買下一個小中餐館，夫妻倆一起經營；在這個過程中，武男一直堅持寫詩。經濟獲得一定獨立後，他們賣掉了餐館，武男又去一邊打工一邊寫詩。這部小說不是哈金的自傳，卻有他生活的細節，更可從中看出他思想、情感的成長過程。
和許多流亡海外的作家、詩人、畫家等不同，武男雖然也和海外文化人圈子有些聯係，卻沒有打著流亡詩人、作家的名義，用投機取巧的方式維持流亡藝術家的虛名；靠西方基金會養著，卻拿不出作品。他寧肯去做體力活兒養家糊口，也要走一條獨立寫作的道路。在武男那些絕大多數留學生都很熟悉的生活經曆的背後，是一個並沒有太多海外華人嚐試的、掙脫群體的羈絆、走向思想獨立的努力。這個“群體”絕不僅僅是指生活圈子，更重要的是頭腦中的群體意識形態。
●思想不跳出國家和民族，等於沒出國
比如小說中有個叫劉滿平的流亡學者，他在中國的時候是異議分子，向往西方，但人到了西方以後，不僅思想完全沒有擺脫中國、中華民族的緊箍咒，甚至對自身幾十年所囤積的共產毒素，也沒有任何排毒意識，滿腦子的大中國、大中華民族。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強大、群體的榮耀仍是他的奮鬥目標。而對奠定西方民主製度根基的個人主義、個人權利意識，他基本上毫無概念。頭腦走不出中國，所以就無法真正了解西方、融入西方；他既不可能快樂，更不可能成長。這類人在海外中國流亡文化人中實在比比皆是。小說中的這個人物的言談，每一句都似曾相識，幾乎可以點名說出，某某人就說過這種話、就是這種思想觀念。在美國找不到立足點的情況下，劉滿平回到中國，但迎接他的則又是新一輪的失望。他在貧病交加下去世，留下遺囑把一半骨灰送回美國，反映出他思想的分裂。
一個知識分子，如果他的思想不能跳出中國，不能超越民族和國家這些概念，那麽無論他的身體走到天涯海角，也沒有多大意義，既不能成為一個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也枉遭了那些身心之苦（如果他曾像武男一樣靠做體力活兒為生的話）。
擺脫群體意識形態，對中國文化人來說絕非易事；說這類人少到屈指可數並不誇張。而一個藝術家，如果不走向獨立，走向真正具有個體意識、個人精神的創作，那是絕對不會有真正生命力的。
●自由生活從擺脫群體意識開始
哈金自八五年到美國後，從沒回過中國，但他的主人公武男那一次回國和親友產生嚴重思想隔閡的經曆卻寫得很生動，真實感很強。整個回國的經曆、見到的朋友和親人的庸俗，使武男已經覺得他對中國的任何地方都不適應了。哈金沒有回避對那塊他曾經熟悉的土地的抨擊。小從家族，大至國家，他跳出了“兒不嫌母醜”的這種中國人的傳統群體思維框架。其實，多數海外華人都意識到、並嫌棄“母醜”（否則怎麽不回到“美”的懷抱、不和“美麗”在一起？），但他們既不想承認，更不敢公開表達，於是“醜”就被保護起來；更可怕的是，在這個保護層下，許多人就真把醜越來越當成美了。事實上，隻有指出醜，才會有美化欲望，才會促更多的人去做美化的努力。所以，如果談到愛祖國，是那些看出“母醜”、並勇敢地高聲喊出的人，才有一份最真誠的心。
除了思想層麵以外，在技術層麵，哈金的最可貴之處是真。我不是指故事或者細節的（藝術）真實性；虛構的作品，怎麽編都有作者的理兒。我是指他態度的真。他既沒有故弄玄虛，也沒有故作高深，認識到哪一步，就寫到哪一步。真誠是一個真正藝術家的根本。在當今夢想、或者正在從事寫作的人中，急功近利，浮誇、投機取巧者不在少數，但哈金不僅主觀上不是那類人，客觀上他用英文寫作，也使他沒有弄虛作假的餘地。和中文譯成外文而在西方得獎的作品不同，對哈金的作品，沒有外國人可以像讀高行健那樣，因看不出好，就責怪翻譯，以為他的《靈山》中文之美猶如英文的《尤利西斯》。直接用英文寫作，就是赤裸地站在陽光下，是好是壞，人們看得真真切切，這裏沒有皇帝的新衣。
走向用英文寫作這一步，就是很少有人能鼓起的勇氣。記得九零年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的時候，遇到一個哈金在山東大學讀英美文學研究生時的同學，當我們談起共同認識的朋友在美國的現狀時，她說，我的同學們差不多都轉去學法律和計算機了，隻有金雪飛（哈金本名）和我還在吭哧吭哧地念英文。吭哧吭哧地念英文，不僅使哈金有了一個更廣闊的語言天地，更促使他掙脫了群體意識形態的羈絆，這實在是一個藝術家的最大幸運。而隻有擺脫了群體思維的羈絆，才是真正自由生活的開始。
曹長青 2009年2月19日於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