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難產記》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難產記

公元1861年1月20日，當鹹豐十年十二月初十，鹹豐帝明發上諭：“京師設立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著即派恭親王奕訢 、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管理，並著禮部頒給‘欽命總理各國通商事務'關防。”（鹹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二，下引同。）

這是鹹豐帝得到恭親王三人於同月13日“ 奏統計全局酌擬章程六條呈覽請議遵行折”及附件章程六條，命熱河行營王大臣審議後，正式準行的硃諭。它對原擬章程有所改動，最重要的是原件請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意為辦理一切對外事務，而上諭定名“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將衙門權力限於“通商”即對外貿易。印信規定為“關防”，即明清朝廷頒給執行臨時特別任務的官員的長方形圖章，表明這個新設衙門，非但職責止於外貿，而且隨時可以裁撤。

恭親王原來不通“夷務”，在鹹豐帝出逃熱河前，被迫留京議和，由其嶽父桂良和早任軍機大臣的文祥輔佐。之後，從懼洋到知洋，恭親王也對其兄鹹豐帝麵對洋人色厲內荏的心態洞若觀火。恭親王等與英法俄簽訂《北京條約》以後，深感清廷於“夷務”處理混亂不堪，弊在體製。朝廷各部和地方督撫司道，麵對涉外的政軍商教事務，都需處理而無章可循，不知所措又必有所措，常因小事卻釀大禍。他們是否在與英法俄美使節談判過程中，得知後者俱受本國外交部門指授，從中得到啟迪，萌生帝國外交也應建立專門衙門的共識尚不清楚。但由他們共擬的章程，指出外交應統籌全局，設置事權歸一而章法分明的總理衙門，卻不可不說他們已覺察到外交體製需要走出中世紀傳統，適應國際交往的現狀。

當然恭親王他們很了解傳統權力機製。尤其鹹豐初恭親王曾任領軍機大臣，不久便因太能幹而被其兄鹹豐帝罷官，遣回上書房重作學生。他因亂複出，與英法俄美議和，居然在簽訂新一輪屈辱的《北京條約》之後，英國聯軍依約撤出北京。於是滿清官紳士民，交口稱頌恭親王折衝尊俎有功。他與桂良、文祥，遂借機向鹹豐提議設置專辦外交的衙門。前揭鹹豐十年十二月初三他們的聯名奏折，劈頭所述此前六十年的帝國外交失敗史，頗有趣，引如次：

“竊為夷情之強悍，萌於嘉慶年間。迨江寧換約，鴟張彌甚。至本年直入京城，要挾狂悖，夷禍之烈極矣！
論者引曆代夷患為前車之鑒，專意用剿（按，用兵為剿，議和稱撫），自古禦夷之策，固未有外於此者。
然臣等揆時度勢，各夷以英國為強悍，俄國為叵測，而佛、米從而陰附之。（按，佛指法國，米指美國，原文英、佛、米三字，均有口旁。）竊謂大沽未敗以前（按，指1860年8月15日，僧格林沁親王奉鹹豐帝密諭，棄守天津塘沽要塞之前），其時可剿而亦可撫；大沽既敗而後，其時能撫而不能剿；至夷兵入城（按，指1860年10月13日，北京留守王大臣，從英法聯軍通牒，開放安定門，容聯軍不戰而入京城），戰守一無足恃，則剿亦害，撫亦害。就兩者輕重論之，不得不權宜辦理，以救目前之急。

自換約以後（按，指1860年10月24、25日恭親王在京中禮部，與英使額爾金、法使葛羅，相繼簽訂北京條約，並互換天津條約之後），該夷退回天津，紛紛南駛，而所請尚執條約為據，是該夷並不利我土地人民，猶可以信義籠絡，馴服其性，自圖振興，似與前代之事稍異。”

末語“前代之事”，並非遠指。明崇禎十七年（1644），吳三桂引滿洲八旗入關擊敗李自成軍，長驅直入明都北京。然後鵲巢鳩占，從此滿清將北京作為征服全國的號令中心。時過二百十六年，英法聯軍侵占清都北京，竟未如法炮製，沒有如當初滿洲那樣在北京另建新朝，卻信守條約，退出北京乃至回師其國，怎不使這幫滿洲王大臣詫異？他們絞盡腦汁也想不通個中緣由，可以理解。難得的是恭親王，也許首先是文祥，由這一事實開始領悟，他們祖輩恪守的叢林法則，在當前域外世界已被另一種法則代替。他們於是想到仿效。盡管還自欺欺人，說是對這班遠夷，“猶可以信義籠絡，馴服其性”，其實以為學彼等作為，“自圖振興”，才是實話。

鹹豐帝既然聞夷而逃，甚至在熱河也感到不安全，想逃到更遙遠的西安，那他在恭親王簽訂《北京條約》後，仍用種種托辭，拒絕“回鑾”北京，並不奇怪。奇怪的倒是他還自以為有力量迫使北京留守政府就範。證明就是恭親王們請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他無力阻止，仍想限製，規定其權止於“通商”，頒布“關防”以示該衙門不過是臨時機構。

恭親王們似乎逆料流亡核心將出此招，於前揭奏折及章程之後還夾有幾通密奏附片。其中之一，聲明章程第二則要在總理衙門之下，增設天津通商大臣，理由呢？“如天津辦理得宜，則雖有夷酋駐京，無事可辦，久必廢然思返，是天津通商大臣最關緊要。”清英、清法北京條約不是明定列強公使可以常駐北京麽？皇帝遲遲不肯“回鑾”，不是最怕夷使堅持覲見又拒絕跪拜而大掃麵子麽？照恭親王、文祥設計的章程，那麽有天津通商大臣和總理衙門兩道關卡，皇帝顏麵當得保護。

不寧唯是，恭親王們又奏英使威妥瑪“來京探詢片”。片謂威妥瑪抵京，實因怕駐津英軍盡撤而於條約實行不利。“臣等相機開導，以釋其疑，微露有設立總理外國事務衙門，專辦外國事務。該公使聞之，甚為欣悅，以為向來廣東不辦，推之上海，上海不辦，不得已而來京。如能設立專辦外國事處地方，則數十年求之不得，天朝既不漠視，外國斷不敢另有枝節各等語。”照此說來，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已得二十年來屢成天朝首患的英國支持，皇帝豈可不準所奏？

如前所述，鹹豐帝準奏了，卻還想限製該衙門權力為做生意，更隻許它作為臨時機構。對此，恭親王等豈會退讓？同年1月26日，在京的恭親王、文祥奉到鹹豐帝1月20日硃諭之後，便再上奏折附片密陳，說：“該夷雖惟利是圖，而外貌總以官體自居，不肯自認為通商，防我輕視。今既知設有總理衙門，則各國與中國交涉事件，該夷皆恃臣等為之總理，藉以通達其情。若見照會文移內有‘通商'二字，必疑臣等專辦通商，不與理事，饒舌必多，又滋疑慮。”

怎麽辦呢？恭親王們當然表示全力維護皇帝權威，既然上諭不可改，唯有兩個辦法，一是告知那班夷酋，“臣等即係總理各國事務”，二是行知禮部，將鑄造關防中節去“通商”二字，“嗣後各處行文，亦不用此二字，免致該夷有所借口。”

可憐的鹹豐帝，已經丟失首都，幸得其弟恭親王說退夷人而複國，還能有別的選擇嗎？他隻好在“奕訢等又奏請關防及行文不用通商二字片”上，硃批“依議”。

於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了，還因“軍務”與“外國事務”的糾葛越發不清，該衙門的權重越發超過軍機處。那是後話。


朱維錚 2009-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