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作業。題目是難忘的片刻，我沒有片刻就成了一夜。
我這個人愛睡覺，可是我這一輩子有兩夜沒睡過覺，所以難忘。
文革開始，大家都得去看大字報，回來要印傳單，班裏讓幹啥就幹啥，半夜不讓睡覺，刻字印刷，一夜沒睡，困得要命，這是第一次。
第二次是二十年前那一天，晚上槍響了，我們在農科院住，雖然離木樨地有10幾裏地，但是聽得清清楚楚。9點多把孩子們鎖在家裏，我們就站在農科院前門外，看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正好看到原來在在加拿大領館管教育一對夫婦，是理工學院的也站在那裏，這一夜那位太太哭得兩眼發腫。
那時候人大有個‘北京之音’大喇叭衝著學院南路，前邊坐著有幾萬的老百姓，為什麽哪？他們弄了個即時廣播，（其實差10幾分鍾）。 有人在木樨地現場錄音，每5分鍾往回送一次，告訴大家到底那裏發生了什麽事情，隻記得錄音裏放出來：一陣掃射聲之後，槍聲靜下來，突然就響起驚天動地的呼喊聲‘法西斯，法西斯，法西斯。。。’接著槍聲又突突突地響起來，就這樣反複著，那一段路足足地花了兩個多小時。你想我們同事住在海軍大院，8點半就聽見槍響了，是從西邊石景山過來的，等到廣場清場時，是半夜2，3點多了，這一段路打了多長時間啊。
我就這麽著站了一夜，那些建築工人拉土的車還在幹活，有人攔住他們告訴他們打槍了，他們氣的把土就卸在了我們門口的大街上，響著大喇叭開走了。早上看到學生們回北大路過時已經是7點多了。他們路過時把血衣掛在了棍子上，插在了土堆裏。白天，樹上貼著在電報大樓前麵坦克壓死10幾個學生的照片。下午，灶君廟辦事處的一位幹部開著三輪摩托，拉著一個被打死的9歲的孩子在街上轉，孩子的媽媽重複地說：“他才九歲啊，他才九歲啊。。。”
6月5號發現我們的研究生不見了，我就騎車到醫院去找，到了積水潭醫院，人家拿出好幾頁的名單讓我看，沒有。怎麽死那麽多啊？我的同事的女兒是那裏的護士夜裏被叫到醫院，連軸轉地做手術，就沒停止過哭，一個女大學生頭被炸子炸開了花，可憐啊！還好，我們那個研究生沒受傷，回來了。可是農大園藝係的一個研究生，剛交了論文，跑到天安門那裏去照相，閃光燈一閃就被打死了，是在友誼醫院找回來的。他是農村來的學生。
6月6日，先生去給老外買機票回國，騎車到南河沿兒，老百姓都在街口這邊站著，稍一露頭，槍就打過來了。
6月8號，我騎車去前門西街看我姑姑，沿途立交橋下都是拿槍的士兵，姑姑住在前門西街四號樓，她們樓上一位拿著望遠鏡看天安門，特種兵的槍法真好一下子就把他打死了。
我騎著車過肯德雞看到牆上都是搶眼兒，士兵們在那裏做飯，路邊士兵們都持槍對著大街，正陽門兩邊都是大炮也都對著這邊大街， 我們小心翼翼地騎著，連呼吸都憋著，突然我旁邊一位男士大聲地喊道：“怎麽老毛不詐屍啊?”嚇得我和旁邊騎車的人都飛快的蹬起車來，要知道，旁邊就是機槍對著我們哪。我從東交民巷轉過去，把我逗樂了，哪兒來那麽多搞對象的，一對一對的坐在馬路中間的綠地中間的椅子上，真有不怕死的。北京飯店的西邊的牆上也都是槍眼。
第二天我和先生又帶著孩子們騎車從木樨地經過長安大街向東，一片慘狀，拐彎處的宿舍樓的地下室門窗上都拿被子擋著。地鐵站的牆上都是碗口大的坑，22樓上全是搶眼，靠西邊的牆上的磚都打碎了。路旁工地的鐵皮圍牆上齊人高的地方全是子彈打得坑，西單路邊的商家門窗全都碎了，那個警察樓子也被打得稀裏嘩啦。西單東南角的兩家店鋪中間的牆上有人用排筆蘸著鮮血豎著從屋頂到地麵寫了六個大大的字。 人血！人血！人血！
再往前到六部口不讓過了，有大炮衝著西邊。我們走阜成門回家了。
過了幾天，姚雪垠的兒子來找我聯係工作的事，他家住在22樓，他說槍子兒從窗戶直打進他家客廳，老爺子不幹了，他可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積極分子啊，也憤怒了。他還說他們樓上一個保姆死了，一個部長的女婿從國外剛回來站在陽台上也被打死了（想寫犧牲了，好像不合適）。
對不起我這不是片刻，是一夜，有點兒不切題。可是我沒出過車禍，沒經過大地震，沒有一見鍾情的一刻，隻有這兩夜沒讓我睡覺記得最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