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府時代的新聞自由——讀《陸鏗回憶與懺悔錄》
來源：《觀察》
為悼念陸鏗先生，特重刊舊文
陸鏗是中國最早的廣播記者，二戰時擔任中國駐歐洲戰地記者，抗戰勝利後升任《中央日報》副總編輯。陸鏗一生以新聞自由為誌業，與國民黨政權和共產黨政權皆發生衝突：一九四九年四月，因辦《天地新聞》被國民黨下獄，為於右任、閻錫山所搭救，一月之後即獲自由；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從日本經香港返回昆明，立即身陷大牢，此後在共產黨的牢房中被關押了二十二年，沒有被關成瘋子簡直就是奇跡。七十年代末，陸鏗被釋放後赴香港，繼續從事新聞工作，創辦《百姓》雜誌，發揮輿論影響力。其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一席訪談，成為保守派逼胡下台的一大“罪狀”——在此意義上，胡耀邦本人亦是中共扼殺新聞自由傳統的犧牲品。“六8226;四”慘案之後，陸鏗積極支持海外民主運動，出力幫助許家屯赴美，因而再次成為大陸“黑名單”上的人物。
陸鏗一生豐富多彩，與諸多國共兩黨高層、兩岸三地名流均有深入交往，也多次卷入激蕩的政治漩渦。諸多曆史轉折關頭，他試圖保持新聞記者客觀中立的立場，殊不知在高度意識形態化、非黑即白的現代中國，在暴力的肆虐與鮮血的流淌中，哪裏有新聞記者的安全位置？在這驚濤駭浪中，又怎能指望不打濕自己的鞋子呢？在我看來，陸鏗所寫的這部回憶錄，堪稱二十世紀中國新聞自由史上一個悲壯而光榮的橫斷麵。
一九七五年底，中共當局為了對台統戰的“大局”，將所有在押的國民黨人員中文官縣長以上、武官團長以上全部釋放，給予公民權。在處理文武兩種官吏的時候，遇到了陸鏗的問題——陸鏗是蹲中共監獄的最著名的新聞記者，他的級別是什麽呢？
於是，公安幹部詢問他說：“你是什麽級別？”
陸鏗回答說：“我沒有級別。”
對方感到很驚詫：“你怎麽會沒有級別呢？”
陸鏗說：“國民黨黨報工作人員，是按自由職業對待，都沒有什麽級別。”
公安根本不相信陸的說法：“有級別就講級別，這是好事。”
陸則堅持說：“好事也不能亂講啊。”
公安仍然認為陸“思想上還有顧慮”，便表示說：“那我們隻有按我們的級別來套你的級別。”
結果，陸鏗被通知說：“北京《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是副部長級，你是《中央日報》副總編輯，比照《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級別，以副部長級落實政策。”
這是一個涵義深長的小插曲。陸鏗從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元老記者到《中央日報》副總編輯兼采訪部主任，直接采訪過蔣介石、宋美齡乃至盟軍統帥馬歇爾及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等人，卻一直都隻是一名受“聘任”的專業人士，在黨國媒體中的高級職位並非其“鐵飯碗”，他更沒有在國民黨的組織係統內擔任任何職務。國民黨高層放心讓陸鏗這樣思想上的“自由化分子”和身份上的“自由職業者”出任黨中央機關報副總編輯，在相當程度上說明當時的《中央日報》仍按照現代專業報刊的方式來運作。國府時代，盡管國民黨當局屢屢幹涉新聞自由，甚至出現過蔣介石安排特務暗殺史量才的恐怖事件，但總體而言，民間社會的言論空間仍然蓬勃生長，《申報》、《大公報》等民營報紙比黨營的《中央日報》擁有更多讀者，且一直在發表種種嚴厲批評國府的言論。直至敗退台灣，國民黨當局仍未能將輿論“定於一尊”，這既有其“不能”的一麵，也有其“不為”的一麵。
陸鏗名動天下，國民黨並沒有給他一個所謂的“級別”，這個“級別”反倒是他沒有為之工作過一天的共產黨給他的，或者說，是他坐了二十二年的監牢換來的。中共方麵以自己辦《人民日報》的思路來度量《中央日報》的組織結構，因而給了陸鏗一種意想不到的“崇高地位”。《人民日報》是中共的“喉舌”和政治“風向標”，其重要文章大多由毛澤東親自閱讀並加以按語。在整個毛澤東時代，不用說權威的《人民日報》了，即便一般的地方性報刊，其主要采編人員亦必須是忠心耿耿的中共黨員，所有記者都是屬於“單位”的“國家幹部”而“非自由職業者”——“自由職業者”這一概念在長達三十多年裏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以“槍杆子”和“筆杆子”起家的中共當局（毛澤東本人亦是二十世紀中國無人能夠匹敵的文宣高手和愚民大師），一貫將媒體視為自己的“禁臠”，以管製軍警憲特部門的方式來管製媒體。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統治中，中國大陸實行著一種沒有新聞法的“無法之治”，中宣部即是一個堂而皇之地存在著的違憲機構。在此種密不透風的極權體製下，陸鏗縱有天大本事，也不可能混進任何一家媒體工作，實現其以新聞促自由的理想。章詒和女士在《往事並不如煙》中，描述了儲安平、羅隆基等《觀察》諸君在五十年代毛式法西斯製度下的悲慘遭遇——由此可見，即便陸鏗早幾年“覺悟”、左傾從共，以他的性格和理念，到頭來仍不免死於非命的結局。
陸鏗最輝煌的時期是青年和老年兩頭——最寶貴的中年在中共監牢中苦苦掙紮。老年陸鏗在香港和美國，或自創雜誌、或秉持筆政，可謂老當益壯、聲如洪鍾；青年陸鏗則在抗日的烽火與內戰的硝煙中，實踐了新聞人為國為民的職責。陸鏗是受國民黨元老於右任的激勵而開始新聞工作的。於右任是中國現代新聞業的先驅者，貴為國府監察院院長，仍強調新聞自由的重要性：“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昔人以此為執政者之天職，吾則以此為新聞記者之不二法門。”“為維護新聞自由，必須要恪守新聞道德。新聞道德與新聞自由是相輔相成，沒有新聞道德的記者，比貪官汙吏還可惡。”陸鏗和他的同事們遵循此原則，使得抗戰勝利後的《中央日報》內容充實，版麵清新，新聞迅捷而準確，銷路日日上升，並迅速實行了企業化。此舉比之二十世紀末大陸部分地方大報實施半吊子的“集團化”改革，整整早了半個世紀。
圍繞《中央日報》的辦報方針，新舊兩派有著一番較量：以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之職兼任《中央日報》總主筆的陶希聖，提出“先中央、後日報”的主張，認為報紙既是黨的機關報，當然要以站穩黨的立場為第一要務。而《中央日報》的一班年輕人，在畢業於美國密蘇裏新聞學院的發行人兼社長馬星野的支持下，堅持“先日報、後中央”的主張，認為報紙如果辦得沒有人看，中央的立場站得再穩，又有何用？“先日報、後中央”的辦報方針，在抗戰勝利到國府遷台之間四年間的《中央日報》得到部分實現。如年輕記者徐佳士采訪國大代表，聽到有國大代表因國軍軍事失利，提出“殺陳誠以謝天下”的主張，就照實寫來，陸鏗則照實刊登。陸鏗多次采訪軍令部部長徐永昌不果，憤而在《中央日報》刊登“徐永昌部長失蹤”的消息，雖然受到上麵的批評，卻也逼得徐氏乖乖接受訪問。這些小小花絮，均說明即便是在受國民黨黨部控製最強的《中央日報》內部，依然有著相當的自由與彈性。倘若以中共《人民日報》層層嚴格審查——清樣必須由社黨委、中宣部和毛辦簽字之後方能付印——的製度來運作，十個陸鏗也得老老實實地“消音”。
在《中央日報》任職期間，陸鏗捅出的最大簍子乃是揭露孔宋揚子公司的貪汙案件。《中央日報》的報道發表之後，立即震動全國，媒體紛紛轉載，甚而連美國方麵也引起莫大關注。蔣介石在震怒之餘，召見宣傳部正副部長和財政部長，下令追查消息來源。
擁有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的中宣部部長李惟果和副部長陶希聖多次約陸鏗談話，軟硬兼施。陸鏗挺身與兩名宣傳部長對峙，堅持信守記者原則，不肯透露消息來源。蔣乃作明確指示：“我是總裁，他是黨員，不管什麽記者信條不信條，按照黨的紀律，總裁命令黨員講出來。”陸鏗接到此指示，依然大聲對兩名部長說：“既然總裁這樣說，那我請求退黨好了。”陶鐵青著臉警告說：“人，隻有一個腦袋，沒有兩個腦袋。”陸則頂撞說：“陶公，我知道人隻有一個腦袋，但這個腦袋是可以不要的。”
最後，蔣介石親自接見陸鏗，陸慷慨陳辭一個小時有餘，終於讓蔣作出“我什麽人也不處分”的決定。此後，李惟果居然請陸鏗這個差點讓自己去職的下屬赴家宴，李夫人親自下廚，殷勤待客。此種重人情、輕黨性、對新聞自由有著相當認同的國民黨宣傳部長，在共產黨中的曆史中惟有至今仍被“冰凍”的朱厚澤可比擬。國府時代的多名宣傳部長都有到海外留學的背景，在相當程度上尊重新聞自由的原則，即使是陶希聖這樣的保守派，亦是文人出身，本人算得上是文章高手，在與各媒體和眾記者溝通的時候，至少懂得“講道理、擺事實”。相比之下，中共當局越到統治末期，其中宣部部長的水準越不堪入目，如依靠陪鄧小平打橋牌而青雲直上的前任中宣部部長丁關根、在內蒙一所大部分國人聞所未聞的師範學校畢業的現任宣傳部部長劉雲山，皆是胸無半點墨、文章也寫不通順的“新聞殺手”與“文化克星”。
一場本來可能會導致“軍法處置”的大禍終於煙消雲散。對此，陸鏗的解釋是，除了國內國際輿論的壓力外，“最具決定性的還是蔣老先生沒有毛老先生的超帝王心態，特別是那種討厭、痛恨知識分子的變態心理，視人命如草芥，所謂‘無毒不丈夫’也。這也許是蔣被毛打敗的原因之一吧？！看看《人民日報》鄧拓的下場是多麽的悲慘。他不過是寫了一些雜文。”陸鏗深知，自己的這種勇敢隻是在國府時代才可能被寬宥，在中共治下哪裏有你表現此種大勇的機會——陸鏗在監牢中“由人變狗”尚且沾沾自喜，可見其“思想改造”之可怕。由一個人的命運即可看出兩個政權的差異來。
此種差異，既有蔣、毛兩位領袖性格、品性上的差異——兩人皆有濃鬱的流氓性格，蔣是一個半吊子的基督徒，且有傳統文化中忠孝觀念的熏染，故而“獨裁無膽、民主無量”；毛是一個翻雲覆雨的厚黑大師，是古今中外最大的黑幫頭子，故而“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這種差異，更是兩黨及兩個政權本質上的差異——用儲安平的說法，在國民黨的“威權主義”統治下，自由是多與少的問題；而在共產黨的“極權主義”統治下，自由則是有和無的問題。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國府敗退，隻對極少數人而言是“解放”，而對絕大多數民眾而言，乃是陷入了一種更加可怕的奴役狀態之中。從此，陸鏗所誇耀的“先日報、後中央”的辦報方法成為“天鵝的絕唱”；從此，數億國民鉗口結舌，數十年無新聞，謊言如病毒般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地傳染複製；從此，一個數百萬知識分子被迫害、受淩辱乃至死無葬身之地的時代來臨了。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四川成都 (國府時代的新聞自由——讀《陸鏗回憶與懺悔錄》)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