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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玉祥在北京政變後一再電邀孫中山進京執政實是馮自覺還不能君臨天下，暫借國父之威望的權宜之計罷了。後來的幾次倒蔣例如蔣、馮、閻大戰不是充分顯示其司馬昭之心了嗎？當然無論是誰當政主宰都是其在向世人展示其權力之欲，治國之德，為人之能，舍我其誰也。
不過品正者未必名正，名正者則一正全正罷了。世上大凡政治人物，誰還看他那生活習性、為人品行呢？再者論證曆史人物，主要看的是在其活動的那個年代，其行為對社會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是否推動了社會的進步。不管他們內心是何目的，若按已走過來的路看（君主立憲、改良主義畢竟沒在中國實踐成功），孫文到底還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先者之一也，馮玉祥也在北伐中站在了革命的一邊，在國民革命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北京政變對軍閥統治是一次有力的打擊，為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戰爭、徹底推翻軍閥政權奠定了較好的基礎。
凡事自有天定，不管你梟雄、奸雄、頑雄，若是八字不合天命，縱使你有三頭六臂也不過是興風作浪一時，最終也難成萬人之上。可你真是命中有貴，必會君臨天下。
可誰又知道何人何命才是真龍天子呢？
哎，話說這韶山衝，山清水秀，澤瀅坳黛，人傑地靈，這丘陵蜿蜒中暗藏龍脈。時值中華，實為沼澤。故與水相適的梟雄就可做這開國之君。
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一代開國君主誕生在這韶山衝，他就是讓世人矚目的毛澤東。此人命中有水，本為蛇精，適逢這大水澤世，可謂生正逢時，隻因其還不是真命天子，故還要經得一番磨練。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毛澤東加入了湖南新軍，也扛了半年的七斤半，鳳著雀毛著實感到難以施展自己包袱。他退去兵勇製服來到北京大學圖書館做管理員，正好利用了這個有利的時機學習閱讀了大量的史書。加之他本人的天性，牢牢的掌握、駕驛了曆代宮廷鬥爭的特點，深知政治鬥爭要的是結果，一切方法手段都是為了結果服務的。一代王侯思想體係在此成熟，給日後在國共兩黨、尤其是共黨內部的鬥爭中逐步由弱變強後並始終立於不敗之地奠定了堅實的理論、策略基礎。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毛是第一次黨代會的成員。如果說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學習研究了馬列共產主義學說和共產黨宣言後深感隻有共產黨能夠救中國的話，他們的確是以此為己任，願為此而獻身的。李大釗的死充分證明了這點。但毛是與他們絕然不同的。他自入共產黨那天起就是以共產黨為大旗，視馬列主義理論依據為外衣來實現自己宏偉抱負的。他深知時代不同了，劉邦斬蟒借神起義、太平天國所謂替天行道已得不到廣大人民的群起響應，要師出有名才能名正言順、光麵堂皇的實行自己的帝王君主之理想。
可這共產黨的成立，的確對帝國主義扶持下的軍閥政權的結束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因在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實施下，眾多的共產黨員加入了國民革命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葉挺將軍率領的獨立團，在北伐戰爭中戰功顯赫，很快占據了長江以南的大部分城市。在他的聲威震懾下，一些地方軍閥為了保持既得利益紛紛向北伐軍投降，站到南京革命政府一邊，促成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迅速地發展。
所以稱之為革命戰爭是說它是一次真正反封建軍閥割據統治，直擊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美夢的正義之戰。在此之前的一切國內戰爭都是不義之戰。
可這一切又造成了國、共兩黨在誰才是中國的當然統治階層的政黨的問題上埋下了相互傾軋的禍根。一山豈容得二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國民黨的清共政策，揭開了國共兩黨長達至今的兩派之爭。其中兵戎相搏，水火不容最為突出的表現在一九二七——一九四九年這二十二年。若不是一九三七年小日本發動了全麵侵華戰爭迫使蔣介石宣布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命令使得其對共黨的剿滅暫停了八年；毛澤東借外來勢力地侵入、以狂喊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為護身符；借全國乃至世界輿論為擋箭牌，在苟延殘喘中活了下來；以抗日愛國擴充實力、養兵蓄銳；趁國民黨在八年抗戰中元氣大傷置其於死地，將蔣介石趕至台灣孤島，結束了兩黨二十二年的戰火，那中國這不義之戰還不知要打多少年。
如果兩黨都是照自己宣言所說為國為民，為什麽不可真正地、誠心實意地、坐下來協商治國，使人民免於戰爭之苦，使國家節省內戰之消費轉而投到建設之上呢？
說來說去，還不是那般梟雄、奸雄逞個人之義氣，為展那帝王之抱負而不顧百姓庶民之死活嗎？
世界之美好在於和平安定，生活富庶。真切地提請善良的人們：一切提倡主義者，皆是為樹己在尋找借口、依據而已。
萬不可被那些花言巧語所迷惑，殊不知那般奸佞小人，貌似為國為民，內藏狼子野心。拉出一杆大旗借作虎皮，一旦陰謀得逞，權力在手，原形必露。受苦難者，被愚弄者還是庶民。這些梟雄、奸雄們為了己之權欲是不惜連年征戰，遍地白骨的。
試看哪一次的改朝換代不是建立在森森白骨、汩汩血河之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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