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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馮玉祥貌似仁厚、憨篤,內心卻有其不可告人之奸詐。他對屬下必要求其忠於自己,對良將忠臣大加讚揚。可自己對直係領袖曹錕、吳佩孚卻心懷異想。總認為自己能力在二人之上,常有取而代之的欲望。隻是時機不到,暫在直係棲身,養精蓄銳、結黨營私,隻待時機一到即會起義,另立山頭、獨霸一方。
上次在石有三處見過沈克,雖持正秉公救了沈克,但也看出沈克的桀驁不馴,難以駕驛,將來恐難以為自己所用。故對他也沒太刻意提拔,見他願意留在張維璽處也就不加勉強。
一九二四年十月,馮玉祥在二次直奉戰爭中有意按兵不動,發兵三日仍在北平附近徘徊。在百般斟酌後決定揮師進京,以武力控製北京政府,驅逐末代皇帝出紫禁城,逼迫曹錕下台。他當時檄文直指政府弊端,高唱革命,擁戴三民主義。以正義之聲發動了此次政變,電請孫中山進京。
孫中山何等精明,再沒摸清馮的真正意圖之前豈懇輕信他的電文,故遲遲未入京城。馮情急之下隻好推戴段琪瑞作臨時內閣總理,主持政務。
這孫文早年投身幫會,巧用幫會、流氓組建同盟會。若說在辛亥諸多名人中他資曆、勢力不如黃興,踏實肯幹不如胡漢民,舍身取義、勇於犧牲不如初期年輕的汪精衛(謀刺攝政王載灃)。
若說是袁世凱竊取了辛亥革命成果,倒不如說是孫逸仙自覺還未到自己一先(逸仙)之時的權宜相讓。待到後來時機成熟時便當仁不讓了。就是這辛亥革命的興起也著實要感謝清廷宣布科舉製度的廢黜。那時大量的知識分子通過考舉做官的理想破滅了,斷了他們的仕途之路。自我的重要感使得他們不甘沉埋於塵世,個個都自以為天生我才必有用,就在這亂世中八仙過海、各顯其能了。在以黃興、孫文為首的暴力革命派與主張君主立憲製的袁世凱、康有為、梁啟超、嚴複、楊度等改良派對曆史地推進作用以及對國對民的實際裨益來看,暴力革命顯然不如溫和改良。因為一個是破壞性的、用鮮血生命為代價的。一個是建設性的,不傷及人類性命、和平過渡、逐漸改革的。如果真正站在人民、人性、人類的立場上,毫無疑問戰爭和流血是對國家最大的摧毀,民族最大的出賣,人類最大的殘滅。
孫逸仙在辛亥革命前,先是尋求日本人的支持,甚至求到了凶殘野蠻的黑龍會為引見與日本政府達成協議,預謀在台灣成立指揮部發動廣東惠州起義。在起義軍發展至兩萬多人時日本政府突然取消了一切政治、物質的支援,將這次起義葬送了。這就是依靠帝國主義的可憐,誰又能斷然小日本不是從此時看到了中國的腐敗、內部的爭鬥而起了大舉侵華之心的呢?
在日本政府迫於清廷的壓力下將孫文驅除出台灣後他便長期滯留在日本,並繼續多次乞求日本政府的支持。當實在感到無望時繼而又改投蘇俄。幾次流亡海外,到處求得錢財。口中慷慨革命,手舉三民大旗。數次武裝起義,不過是遣派他人在國內冒險,自己卻遠離戰亂遙控。長期身居海外,拿著募捐來的錢遊山逛水,無論與哪國交往無非是以出賣中華利益為誘餌來獲取支持、援助。從日本轉赴他國時將募捐來的錢隻留下極少一部分給留在日本的同誌,致使當時革命黨在日辦的報紙由於缺少經費陷於癱瘓。
孫文對日卑躬屈膝,對美搖尾乞憐,對蘇點頭哈腰,卻總在國內以革命領袖頭銜自居。奇怪的是至今人們還把他讚為國父,這正應中國的老話:
竊鉤者誅,竊國者諸侯。
成者王侯敗者賊。
他的成功不如說是時代的趨使。試問:為何一九一二年元月一日中華民國成立之時除有個三民主義口號外連個明確的建國大綱全無?生搬硬套地將美國的共和製撿來強加在中國身上。正如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納薩尼爾.佩夫所說:“一九一一年在中國建立起了美國共和政體的仿製品的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種共和政體是一個大失敗,因為它在中國的曆史、傳統、政治經曆、製度、天性、信仰觀念或習慣中毫無根據地。它是外國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國之上的。它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隻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畫,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學生的漫畫。------這種共和政體悲慘地結束了,即悲慘地失敗了。然而,失敗的並不是共和政體,------而是一代人。”
是的,失敗的是那一代人以及從此衍生在神州大地長達三十八年之久的內戰外患。若說思想體係孫文的思想體係、革命理論、組織綱領又在哪裏?都是朦朦朧朧、照貓畫虎、東拚西湊、殘缺不全的。
同是梟雄他除了在人性上沒有毛的殘忍其他各方麵遠不及毛澤東。好在毛的繼承發展馬列理論是一整套的,隻要你一走進他的觀念中就會被他忽悠得五迷三道,走火入魔者甘願為其獻身。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這樣無規無矩的必將國不成國,黨不為黨。自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一期間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若稱孫中山為國父實是其追隨者為表示愚忠、樹己之威信而已。倒是將“國父”這二字倒過來念之為“負國”則十分貼切。
這三十八年能打幾次世界大戰?如用這時間、財力來建國如今中華將何等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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