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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請打開鏈接，內有龍應台演講視頻
如果要維持一點基本的人的尊嚴，我們就不得不仰靠一個合理的社會秩序。這個社會秩序不僅隻要求我們自己不去做害人利己的事，還要求我們製止別人做害人利利己的事。你自己不做惡事才隻盡了一半的責任，另一半的責任是，你不能姑息、容忍別人來破壞這個社會秩序。——龍應台
龍應台，1952年2月13日生於中國台灣高雄大寮鄉眷村，現代作家。主要作品有《啊，上海男人》、《這個動蕩的世界》、《故鄉異鄉》、《目送》等。
如果你住在台灣，如果你還沒有移民美國或巴拉圭，如果你覺得你的父母將埋葬於此，你的子女將生長於此，那麽，這是我給你的一封信。
寫過《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之後，有些人帶著憐憫的眼光，搖著頭對我說：生氣，沒有用的！算了吧！
他們或許是對的。去國十年，在回到台灣這一年當中，我有過太多“生氣”失敗的經驗。有些是每天發生的小小的挫敗：
在郵局窗口，我說：“請你排隊好吧？”這個人狠狠地瞪我一眼，把手擠進窗裏。
經過養狗的人家，看見一隻巨大的聖伯納狗塞在一個小籠子裏；鼻子和尾巴都抵著鐵欄，動彈不得。找到狗主人，我低聲下氣地說：“這太可憐了吧！”他別過臉去，不說話。狗在一旁嗚嗚叫著。
有人把空罐頭丟在大屯山裏，我伸出頭大叫：“這麽美的景色；別丟垃圾！”沒有回音，我隻好走過去，自己撿起來，放回我的車上。
南部的商人屠殺老虎，我問環保局：“沒有法令保護這些稀有動物嗎？”回答是：“沒有。”有些是比較嚴重、比較激烈的失敗：
回台灣第二天，計程車經過路口時，猛然發覺有個人躺在馬路中間，黑衫黑褲，戴著鬥笠，像是鄉下來的老農夫，姿態僵硬地朝天躺著。流水似的車馬小心而技巧地繞過他，沒有人停下來。我急忙大叫：“趕快停車，我去給警察打電話！”
司機狠狠地往窗外吐了口檳榔，回頭對我哈哈大笑：“免啦！大概早就死了。打電話有什麽落用！”油門一踩，飛馳而去。
《英文中國郵報》登了一則消息：發現冒牌“烏賊”者，抄下車牌號碼，請打這兩個環保局的電話。幾個星期之後我撥了其中一個號碼，正要把“烏賊”報出，那邊打斷我的話：
“有這樣的事嗎？哪家報紙登的？”“《英文中國郵報》。”我說，於是重新解釋一遍。
對方顯然不知所措，於是要我撥另一個號碼——另一個電話也不知道怎麽辦。最後，接第四通電話的人猶疑地說：“那你把號碼給我好了，我們看著處理。”
我並沒有把“烏賊”號碼給他；我把電話摔了。
有一段時候我們住在臨著大街的十樓上。搬進去之後，發覺對街的夜攤每至午夜，鼓樂喧天，大放流行歌曲。於是我夜夜打電話到警察局去；電話那頭總是說：“好，就派人去。”可是，站在陽台上觀望，我知道，沒有人去。
失眠一個月以後，我直接打電話給分局長，請他對我這個小市民解釋為什麽他不執法。這位先生很不耐煩地說：“咱們中國國情如此，取締是辦不到的。”
過了不久，我打開門，發現一個滿臉長橫肉的人站在門口，凶狠地說：“哇宰樣你報警察。給你講，哇是會創人的，哇不驚死！”
走在人行道上，有輛計程車掃著我的手臂飛過，馬上又被紅燈擋住。我生氣地走過去，要他搖下窗戶，說：“你這樣開車太不尊重行人；我們的社會不要你這樣沒有水準的公民……”
很可笑的，知識分子的調調，我知道。
燈綠了，這個司機把車停到街口，推開車門走了出來，手裏拿著一根兩尺長的鐵棍，向我走來……
分析一下這些經驗。造成我“生氣”失敗的原因大致有三個：
第一，這個社會有太多暴戾的人，不可理喻。當司機拿著鐵棒向我走來的時候，我隻能默默地走開。
第二，我們的法令不全。老虎如果沒有立法來保護，跟唯利是圖的人談人道與生態毫無意義。
第三，執法的人姑息。明令攤販不準隨地設攤、汙染環境，但是當執法人本身都觀念不清的時候，你怎麽辦？
這些都造成我的失敗，可是，你知道嗎？這些，還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生氣”的人太少。
如果打電話到環保局去的不隻我一個，而是一天有兩百通電話、三百封信，你說環保局還能支吾其事嗎？如果對分局長抗議的不隻我一個，而是每一個不甘心受氣的市民——他還能執迷悟地說“中國國情如此”嗎？如果那個養狗的人家，每天都有路人對他說：“換個籠子吧！”他還能視若無睹嗎？如果叫阿旺的這個人一插隊，就受人指責，一丟垃圾，就遭人抗議，阿旺一天能出幾次醜呢？
想一想，在一個隻能裝十隻雞的籠子裏塞進一百隻雞，會是什麽光景？台灣，就是這樣一個籠子；你與我，就是這籠子裏掐著脖子、透不過氣來的雞。
我們既不能換一個較大的籠子，又不能殺掉一半的雞（不過，我們混亂的交通倒是很有效率地在為我們淘汰人口）。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要維持一點基本的人的尊嚴，我們就不得不仰靠一個合理的社會秩序。這個社會秩序不僅隻要求我們自己不去做害人利己的事，還要求我們製止別人做害人利己的事。你自己不做惡事才隻盡了一半的責任，另一半的責任是，你不能姑息、容忍別人來破壞這個社會秩序。
最近碰到一位來台開學術會議的歐洲學者。他自一九六0年起，大概每五年來台灣考察或開會一次。台灣的繁榮蒸蒸日上，他說，可是台北，一年比一年難看。
我微笑——你要我說什麽？我住過美國的紐約、西德的慕尼黑，到過歐洲的羅馬、雅典、歐亞交界的伊斯坦布爾、非洲的卡薩布蘭卡、埃及的開羅、日本的東京；我知道：台北是我所見最缺乏氣質、最醜陋、最雜亂的都市。當我站在十字路口，看見紅燈未滅就在烏煙瘴氣中衝過街去的一張張殺氣騰騰的臉，我覺得驚駭：是什麽，使這個城市充滿著暴戾與怨氣？
但是我愛台灣，無可救藥地愛著這片我痛恨的土地，因為我生在這裏，因為我的父母兄弟、我的朋友同事、學校裏每天為我倒杯熱茶的工友、市場裏老是塞給我兩把青蔥的女人——他們，還有他們一代一代的子女，都還要在這個受盡破壞的小島上生長、生活。
可是，我是一個渴望尊嚴的“人”；我拒絕忍氣吞聲地活在機車、工廠的廢氣裏，攤販、市場的汙穢中，我拒絕活在一個警察不執法，官吏不做事的野蠻的社會裏；我拒絕活在一個野蠻的國家裏。
我可以從皮夾裏拿出護照來一走了之，但是我不甘心，我不相信“中國國情”就是汙穢混亂，我不相信人的努力不能改變環境。
我並不要求你去做烈士——烈士是傻瓜做的。看見那人拿著鐵棒來了，夾起尾巴跑吧！我隻是希望你不要迷信“逆來順受”；台灣的環境再這樣敗壞下去，這個地方，也真不值得活了。
我隻是謙卑地希望你每天去做一點“微不足道”的事：拍拍司機的肩膀，請他別鑽前堵後；打個電話到環保局去，告訴他淡水的山上有人在砍樹造墓；寫封信到警察局去，要他來取締你家樓下莫名其妙冒出來的地下工廠；撿一片紅磚道上的垃圾，扶一個瞎子過街，請鄰鄰座不要吸煙，叫阿旺排隊買票……
我隻想做一個文明人，生活在一個文明的社會裏罷了。你說，我的要求過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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