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邦媛教授是台灣文學和教育界最受敬重的一位前輩，弟子門生多恭稱為"齊先生"。在邦媛先生的自傳《巨流河》裏，齊先生回顧她波折重重的大半生，從東北流亡到關內、西南，又從大陸流亡到台灣。
她個人的成長和家國的喪亂如影隨形，而她六十多年的台灣經驗則見證了一代"大陸人"如何從漂流到落地生根的曆程。
類似《巨流河》的回憶錄近年在海峽兩岸並不少見，比齊先生的經曆更傳奇者也大有人在，但何以這本書如此受到矚目？我以為《巨流河》之所以可讀，是因為齊先生不僅寫下一本自傳而已。
透過個人遭遇，她更觸及了現代中國種種不得已的轉折：東北與台灣——齊先生的兩個故鄉劇烈的嬗變；知識分子的顛沛流離和他們無時或已的憂患意識；還有女性獻身學術的挫折和勇氣。
更重要的，作為一位文學播種者，齊先生不斷叩問：在如此充滿缺憾的曆史裏，為什麽文學才是必要的堅持？
而《巨流河》本身不也可以是一本文學作品?不少讀者深為書中的篇章所動容。齊先生筆下的人和事當然有其感人因素，但她的敘述風格可能也是關鍵所在。
《巨流河》涵蓋的那個時代，實在說來，真是"歡樂苦短，憂愁實多"，齊先生也不諱言她是在哭泣中長大的孩子。然而多少年後，她竟是以最內斂的方式處理那些原該催淚的材料。這裏所蘊藏的深情和所顯現的節製，不是過來人不能如此。《巨流河》從東北的巨流河寫起，以台灣的啞口海結束，從波瀾壯闊到波瀾不驚，我們的前輩是以她大半生的曆練體現了她的文學情懷。
《巨流河》是一本惆悵的書。惆悵，與其說齊先生個人的感懷，更不如說她和她那個世代總體情緒的投射。以家世教育和成就而言，齊先生其實可以說是幸運的。然而表象之下，她寫出一代人的追求與遺憾，希望與悵惘。
齊先生出身遼寧鐵嶺，六歲離開家鄉，以後17年輾轉大江南北。1947年在極偶然的機會下，齊先生到台灣擔任台大外文係助教，未料就此定居超過六十年。
從東北到台灣，從6年到60年，這兩個地方一個是她魂牽夢縈的原籍，一個是她安身立命的所在，都是她的故鄉。而這兩個地方所產生的微妙互動，和所蘊藉的巨大曆史憂傷，我以為是《巨流河》全書力量的來源。東北與台灣距離遙遠，幅員地理大不相同，卻在近現代中國史上經曆類似命運，甚至形成互為倒影的關係。
東北原為滿清龍興之地，地廣人稀，直到1870年代才開放漢人屯墾定居。台灣孤懸海外，也遲至十九世紀才有大宗閩南移民入住。這兩個地方在二十世紀之交都成為東西帝國主義勢力覬覦的目標。
1895年甲午戰後，中日簽訂馬關條約，台灣與遼東半島同時被割讓給日本。之後遼東半島的歸屬引起帝俄、法國和德國的幹涉，幾經轉圜，方才由中國以"贖遼費"換回。列強勢力一旦介入，兩地從此多事。以後五十年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而東北曆經日俄戰爭（1905）、九一八事變（1931），終於由日本一手導演建立滿洲國（1932～1945）。
《巨流河》對東北和台灣的曆史著墨不多，但讀者如果不能領會作者對這兩個地方的複雜情感，就難以理解字裏行間的心聲。而書中串聯東北和台灣曆史、政治的重要線索，是邦媛先生的父親齊世英先生（1899～1987）。
齊世英是民初東北的精英分子。早年受到張作霖的提拔，曾經先後赴日本、德國留學。在東北當時閉塞的情況下，這是何等的資曆。然而青年齊世英另有抱負。
一九二五年他自德國回到沈陽，結識張大帥的部將、新軍領袖郭鬆齡（1883～1925）。郭憤於日俄侵犯東北而軍閥猶自內戰不已，策動倒戈反張，齊世英以一介文人身份慨然加入。但郭鬆齡沒有天時地利人和，未幾兵敗巨流河，並以身殉。齊世英從此流亡。
"渡不過的巨流河"成為《巨流河》回顧憂患重重的東北和中國曆史最重要的意象。假使郭鬆齡渡過巨流河，倒張成功，是否東北就能夠及早現代化，也就避免"九一八"、西安事變的發生？假使東北能夠得到中央重視，是否滿洲國就無法建立，也就沒日後的抗戰甚至國共內戰?但曆史不是假設，更無從改寫，齊世英的挑戰才剛剛開始。
他進入關內，加入國民黨，負責東北黨務，與此同時又創立中山中學，收容東北流亡學生。抗戰結束，齊世英奉命整合東北人事，重建家鄉，卻發現國民黨的接收大員貪腐無能，聽任俄國人蹂躪東三省。中共崛起，東北是首先失守的地區，國民黨從這裏一敗塗地，齊世英再度流亡。
齊世英晚年有口述曆史問世，說明他與國民黨中央的半生齟齬，但是語多含蓄，而他的回憶基本止於1949年。《巨流河》的不同之處在於這是出於一個女兒對父親的追憶，視角自然不同，下文另議。
更值得注意的是《巨流河》敘述了齊世英來到台灣以後的遭遇。1954年齊世英因為反對增加電費以籌措軍餉的政策觸怒蔣介石，竟被開除黨籍；1960年更因與雷震及台籍人士吳三連、許世賢、郭雨新等人籌組新黨，幾乎係獄。
齊為台灣的民生和民主付出了他後半生的代價，但骨子裏他的反蔣也出於東北人的憾恨。不論是東北，還是台灣，不過都是蔣政權的棋子罷了。
渡不過的巨流河——多少壯懷激烈都已付諸流水。晚年的齊世英在充滿孤憤的日子裏鬱鬱以終。但正如唐君毅先生論中國人文精神所謂，從“驚天動地”到“寂天寞地”，求仁得仁，又何憾之有？而這位東北“漢子”與台灣的因緣是要由他的女兒來承續。
齊邦媛應是台灣光複後最早來台的大陸知識分子之一。彼時的台灣仍受日本戰敗影響，二二八事件剛過去不久，國共內戰方殷，充滿各種不確定的因素。就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位年輕的東北女子在台灣開始了人生的另一頁。
齊先生是最早重視台灣文學的學者，也是譯介台灣文學的推手。她所交往的作家文人有不少站在國民黨甚至"大陸人"的對立麵，但不論政治風雲如何變換，他們的友情始終不渝。齊先生這樣的包容仿佛來自於一種奇妙的，同仇敵愾的義氣：她"懂得"一輩台灣人的心中，何嚐不也有一道過不去的巨流河？
巨流河那場戰役早就灰飛煙滅，照片裏當年那目光熠熠的熱血青年曆盡顛仆，已經安息。而他那六歲背井離鄉的女兒因緣際會，成為白先勇口中守護台灣"文學的天使"。
驀然回首，邦媛先生感歎擁抱台灣之餘，"她又何曾為自己生身的故鄉和為她而戰的人寫過一篇血淚記錄"？《巨流河》因此是本遲來的書。它是一場女兒與父親跨越生命巨流的對話，也是邦媛先生為不能回歸的東北、不再離開的台灣所作的告白。
《巨流河》見證了大半個世紀的中國史，有十足可歌可泣的素材，但齊邦媛先生卻選擇了不同的回憶形式。她的敘述平白和緩，即使處理至痛時刻，也顯示極大的謙抑和低回。不少讀者指出這是此書的魅力所在，但我們更有不妨思考這樣的風格之下，蘊含了怎樣一種看待曆史的方法？又是什麽樣人和事促成了這樣的風格？
在《巨流河》所述及的眾多人物裏，我以為有四位最足以決定邦媛先生的態度：齊世英、張大飛、朱光潛、錢穆。如上所述，齊世英先生的一生是此書的"潛文本"。
父親齊世英從巨流河一役到國民黨撤離大陸，不折不扣的是個台麵上的人物，來台之後卻因為見罪領袖，過早結束事業。齊邦媛眼中的父親一身傲骨，從來不能躋身權力核心。但她認為父親的特色不在於他的擇善固執；更重要的，他是個"溫和潔淨"的性情中人。
正因如此，南京大屠殺後的齊世英在武漢與家人重逢，他"那一條潔白的手帕上都是灰黃的塵土……被眼淚濕得透透地。他說：'我們真是國破家亡了。'"重慶大轟炸後一夜大雨滂沱，"媽媽又在生病……全家擠在還有一半屋頂的屋內……他坐在床頭，一手撐著一把大雨傘遮著他和媽媽的頭，就這樣的等著天亮"……晚年的齊世英鬱鬱寡歡，每提東北淪陷始末，即淚流不能自已。這是失落愧疚的眼淚，也是潔身自愛的眼淚。
齊世英的一生大起大落，齊邦媛卻謂從父親學到"溫和"與"潔淨"，很是耐人尋味。亂世出英雄，但成敗之外，又有幾人終其一生能保有"溫和"與"潔淨"？這是《巨流河》反思曆史與生命的基調。
懷抱著這樣的標準，齊邦媛寫下她和張大飛（1918~1945）的因緣。張大飛是東北子弟，父親在滿洲國成立時任沈陽縣警察局長，因為協助抗日，被日本人公開澆油漆燒死。張大飛逃入關內，進入中山中學而與齊家相識；七七事變他加入空軍，勝利前夕在河南一場空戰中殉國。張大飛的故事悲慘壯烈，他對少年齊邦媛的嗬護成為兩人最深刻的默契，當他宿命式地迎向死亡，他為生者留下永遠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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