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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教授的看法道盡台灣教改的失敗與高教的自我墮落
台灣的高等教育與論文抄襲
作者/薛中鼎
那年，我結束了在北京的工作，在朋友引介之下，在台灣某大學，任專職副教授。
我一直在企業界工作，不算是“正統學界”的人士，我也沒有所謂的 SSCI 期刊論文著作。我在企業界工作多年經驗，讓我認識到，管理學界的論文，與企業實務，根本是兩回事。
總之，我任職的學校，是所謂的“後段班”大學，與“跑抄公”林智堅獲得碩士學位的“中華大學”，是同一個級別。
我那幾年任教經驗，讓我充分認識到，台灣的大學教育，都在玩些什麽“鬼把戲”。
1.大學教育的演化
早年台灣的大學教育，各個學校的“分工特色”是很清晰的。
當時的台大，是綜合大學；中興大學是農業大學；成大是工科大學；政大是國民黨“中央政治幹部學校”的延續，是培養政治幹部的大學；師範大學，是爲了替台灣培養師資
所謂的專科，是爲了培育“專職人才”。當時的臺北工專(現爲臺北科技大學)，為台灣的製造業，培育了很多人才；而銘傳商專(現爲銘傳大學)，爲台灣企業提供了，稱職的秘書行政助理人才。
這些專科大學的畢業生，都能學得一技在身，無需擔心就業問題。
兩蔣政府，規劃台灣未來發展，大陸的清華大學與交通大學，在台灣復校。當時的清華大學，具有國防任務，甚至要研發與核子彈有關的科技；交通大學，則以民生實業為目標，尤其致力於電子半導體科技。
清華與交大在新竹復校，配合當時的十大建設，南北高速公路、桃園機場、新竹科學園區、乃至於新竹的工業技術研究院、龍潭的中科院等。這些建設，都有清晰的連結性、總體性、與前瞻性。
當年的高等教育，既有個體分工，也有總體效益考慮，爲台灣的經濟與國防發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兩蔣之後，李登輝主政，李遠哲掛帥，實行教改。教改的一個主要精神，就是強調人民有《受教權》。
實行教改之後，台灣廣設大學。據我所知，目前一共有 167家大學，可以授予大學學士學位。在台灣任何的地點，以十公裏為半徑圈地，就一定可以圈到某家大學。台灣的大學密度，居世界第一。
大學太多了，各個大學的辦學特色與目標，隻能以“渾沌不清”四個字來形容了。
更準確的説，台灣大多數的大學，其實都是“學生在混學位，老師在混薪水”。
2. 我的一些經驗
台灣教改，強調人民有《受教權》。主張每一個人，都有權利接受大學教育。
爲了幫助學生能讀大學，政府也訂定了“助學貸款”的辦法。學生隻要拿到了學校的在學證明，就可以到台灣銀行，申請助學貸款。
因爲大學太多，學生進大學，變得極爲輕鬆。有人説，“七分進大學”，或是“大學錄取率，超過百分之一百”，都不是笑話。
我在任教授時，隻要有個身份證，就可以進大學了。學生拿著身份證與學校給的在學證明，可以去辦助學貸款。隨隨便便混個四年，就拿到大學學位了。
一年貸款十萬元，四年畢業，共欠台灣銀行四十萬元。四十萬元貸款，換了張沒什麽價值的畢業證書。很多學生，到了三十幾歲，銀行助學貸款都還不清。最後也隻有靠政府出麵協商，“注銷銀行壞賬”，結案了事。
我在此說幾個，我親身經歷的故事：
2.1校長的教誨
某次學校期末考剛過，老師還沒有送出成績，學校召開了全校校務會議。全校老師都要參加，校務組會來點名。
校長苦口婆心的跟全體老師們説了一句話，我印象很深。
校長説：
“各位老師，如果因爲你們出題不當，造成學生被當，你們一定要再給學生一次機會。”
校長是個好人，他有他的難處，我對他沒有任何不滿。我很清楚，如果老師把學生當了，對學生不好、對老師不好、對校長不好、對學校也不好。
造成學生被當，其實不是“出題不當”的問題。因爲不管我出什麽題目，結果不會不同，很多學生一樣答的很差。
所以不是“出題不當”的問題，而是“給分不當”的問題。
解決之道，就是不管學生如何答題，一概給高分就好。
我注意到，係上有位老師，給學生打的學期成績，大多是給了“一百分”的滿分。
學生“評鑑”老師，也同樣會給他高分。係裏給這位老師的“考績”，也挺好。
我想後來很多老師，都會走上這條路。
2.2 學生很忙的
我剛到學校任教，教的是“國際企業係”二技專職班的同學，也就是三年製專科畢業的，到大學再讀兩年，就可以得到大學的學位。
這班同學，大多已在就業。他們再回大學的目的，是要提升自己的學歷。他們的心態，與“跑抄公”林智堅，應該差不多。
我當時教的是畢業班。我想象，既然是“國際企業係”的畢業班，總該讀讀英文吧。於是我挑了一篇英文文章 “McDonald’s in Moscow”(探討麥當勞在莫斯科開店麵臨的問題與應對)，請學生閲讀，並且寫個報告。這篇文章不長，隻有一頁。
過了兩天，教學組長打電話給我，要找我談話。我沒有想到的是，他告訴我，有學生打電話給教學組，說“他們很忙，老師給他們的課業壓力太大”，希望教學組長能幫忙反應。
既然學生強烈反應了，我也無話可説，撤回了我給的作業。
後來學校成立了“企管碩士班”，我再試了一次，拿出一篇英文文章，請他們讀讀看。我發現，英文文章的第一段句子，帶有複合子句的英文句型；外加兩三個生字，學生就無法消化了。
從此，我不再請大學生，或是研究生，閲讀英文文章。要求他們讀英文，太強人所難。
2.3學生的想法
我也會跟學生談談他們的想法。有次我問學生：
“你們沒興趣上課，爲什麽要花這麽多錢，花這麽多時間，來讀大學？這張文憑，我看對你們，也幫不上什麽忙。”
“老師，我知道這個文憑沒什麽價值，可是大家都有，我沒有更糟。現在連在機場推車的，都需要大學文憑。”學生說。
另一次在麥當勞，我跟學生聊天，問學生對學校的看法。學生的回答很直接。
“我到學校，就像是到麥當勞點套餐。我付錢，學校提供套餐。”
“老師就像在櫃檯賣套餐的服務生？”我指著櫃檯問他。
“我是這樣想的。”學生説，似乎爲自己的直言，還略感靦腆。
我笑了笑，沒有再説什麽，明白了他們的想法。
還有一次，我看學生一上英文課，就趴在桌上睡覺，我就問他：
“你爲什麽不努力一下，也許可以學到點東西？”
“我從國中開始，就決定對英文完全放棄，再也不想學了。”
“爲什麽要放棄？”
“沒興趣，學也學不會。”學生理直氣壯的說。
2.4. 我的感想
我在學校任教，明白了一些事。我任職的學校， 最早的名稱是“某某工專”；後來升等了，叫做“某某科技學院”；後來又升等了，叫做“某某科技大學”。
早年報考的學生多，學校少，學生的相對程度還好。學校在不斷升等的同時，學生的水準，也在急速下墜。
到了後來，學生的程度，隻能用“慘不忍睹”四個字來形容。一篇完整的文章，都寫不出來。英文大概隻限於念念26個英文字母，其他的無法要求。
台灣很多事情，都是如此。名稱越來越“好聽”，內涵越來越“糟粕”。外在的製服，穿的是越來越“漂亮”；內在的體質，卻是越來越羸弱。
係上經常開“係務會議”。“係務會議”永遠隻有兩個重點。一是如何應對教育部的“大學評鑑”;一是如何得以順利“招生”。
教育部的“大學評鑑”極爲重要，評鑑甲等，學校可以獲得升等，學係可以擴大招生名額等。評鑑不好，可能會被迫“減招”，乃至於被迫“裁係”。
我任教數年，“係務會議”從來不曾討論過，如何真正做好教育工作。
爲了應付評鑑，係上經常造假，胡説八道。譬如畢業同學的就業率，平均薪資等，都是在隨意編寫，反正沒有人會去查核，也無法查核。
再舉例説，教育部鼓勵學校召開“國際會議”，並且可以申請經費補助。學校就請旅行社找了菲律賓的朋友，談談菲律賓的旅遊景點，將有關文章匯編成冊，就算是“很成功”的召開了一場“國際會議”，可以向教育部請領經費了。
幾年下來，我對台灣的高等教育界，已是毫無敬意。最後，我決定不再跟著學校瞎耗，選擇辭職不幹。
我的大學任教經驗，已是十多年前了。近年來，少子化問題，比以前更爲嚴重。我相信台灣高等教育的問題，與我那個時候相比，今天隻會更壞，不會更好。
我離開教職時，寫了兩句話明誌：
“願以牛勁開新頁，不把鷄肋度餘生”
3.談《跑抄公》林智堅事件
關於近日喧喧嚷嚷的《跑抄公》林智堅事件，我依據我自身的高教職業經驗，邏輯推理，加上多方麵的觀察、了解與認知，我可以確定，事情發展，是符合一個簡單而準確的規律的。
這個規律如下：
“台灣的這類問題，隻要是往壞的地方去想，就可以得到正確的答案。”
所以，我對《跑抄公》事件的解讀是這樣的：
1)林智堅的碩士論文，其實不是“抄襲”，而是找他的助理“複製”加“剪貼”。他自己根本就沒有花時間，好好閲讀他的論文。論文口試，就像是在茶館泡茶聊天。所有的口試委員，都不是“外人”。林智堅相信，他這樣拿學位，風險很低。不會有人真正追查他的論文內容。就算有人追查，他可以運用他的政治關係，擺平問題。
2)所謂的中華大學與台大國發所，其實都是在“量販”學位。指導教授，也無非就是拿學校的學位，來做“交易”。其中規律是，我護航你拿學位，你要懂得“尊師重道”，要懂得適時做出回報。
主子照顧後輩，後輩要效忠主子，這是個很容易理解的雙邊關係。
3)整個係所，多少有點幫會的味道。隻要是這個係所畢業的，就應該相互提攜，親愛精誠，互助共榮。
4)係所的首腦，要負責打點好與政府高層的關係。譬如中華大學的首腦，是民進黨發言人，打點政府高層，得心應手。台大國法所的首腦，是塔綠班政府國安局長，負責全國國安。
首腦可以通天，學生自然恭順撫貼。一個人指導幾百個碩博士，隨意剪貼複製，就有如在高速公路順次開車，各個依時到站，通暢得很。而且前車與後車之間，如生產流水線，講究效益，一個接一個，不留空檔。
5)中國字“黨”者，“尚黑也”。換句話説，所謂的“黨”，就有“黑道”的含意。這次“跑抄公”被抓到了紕漏，黨主席、行政院長、國安局長，所謂的“一國三公”，通通跳出來，不問是非，就是要幫“跑抄公”護航，充分展現了這個黨的 “黑道本性”。塔綠班的精誠團結，令人佩服。
6)這個具有濃厚“黑道本性”的民進黨的護航策略，很清楚。可以分四項説明：
第一，移轉問題焦點，把“抄襲是非問題”，移轉為“政黨口水問題”。
第二，塔綠班的一國三公，總統、院長、國安局長、傾巢而出，以官大權威大的聲勢，集體為“跑超公”造勢護航，是採取了以“權”與“勢”，來壓製對手的策略。
第三，大力報導新的新聞，譬如安倍被刺的新聞，來稀釋掩蓋“跑抄公”林智堅欺世盜名，矇混學位的新聞。多來幾次，就沒事了。
第四，選舉在年底，民衆一般善忘，隻要能撐過一陣，也就沒事了。譬如説萊豬進口案，當時塔綠班信誓旦旦，一定會追蹤萊豬的銷售通路走向。風潮過了，塔綠班也就安了。現在已如塔綠班所願，每個人都在悶聲不響的啃吃，來自於各個管道的萊豬，再也不聞異聲。
4.結論
法國哲學家笛卡爾說：
“很多問題，隻要憑藉常識與邏輯，就能知道正確的答案”。
台灣的情況更有趣，我發現的規律是：
“台灣的事情，隻要是往壞的地方想，就可以得到正確的答案”。
大家不妨注意檢驗一下，我的規律，是否正確。
作者簡介
薛中鼎，大學讀理科，有比較嚴格的邏輯訓練，後來在政大讀企管碩士，美國讀管理科學博士。
大約有北方遊牧民族的基因，所以換了些不同的工作領域，在美國、北京與台灣都生活多年。雖然“遊牧”四方, 對於中國文學與歷史，尤其是文學與歷史的關聯性，以及歷史變遷的邏輯性，一直有濃厚的興趣。喜歡嘗試著以百年後歷史學家的角度，來分析探討當下的現象與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