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前寫了一個關於鄭永年的小文，不知被哪裏的自媒體轉載，引來了各方“關注”。我本想不再談論這個是非之人。不曾想，近來在“油管”看了一個鄭永年發言視頻，頓感憤怒。我自認為研究了多年的政治學，大致也能算是做得到價值中立。對於觀點，無論左、右都不會產生好惡。而鄙人對鄭某人的憤慨，是出於對此人離間內地與香港之間關係得逞之後種種醜態。兩麵三刀、巧舌如簧、操弄學術話語，實為學人不恥。
先說發言。視頻裏鄭永年一段浙江口音講話，顯得洋洋得意。在下這十數年間，各種場合聽鄭永年演講也不少了。這位鄭老兄的江浙口音暫且不提，此人英語之差，令人懷疑他是怎麽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的？看起來，鄭永年應該是在他的香港中文大學某個隻有洋人和“高等”華人們的場合中宣講。或許是身處真鬼子和假洋人之中，即便作為坊間追捧的“國師”，鄭某人倒是一點都不用掩飾他對中共、對習近平的瞧不起。
依照鄭永年的論述，香港社會是現代化的，共產黨和習近平是反現代化的。所以香港的各種衝突是港人和香港社會在誓死捍衛他們的“現代性”。此處暫不提“現代化”與“現代性”能否如此輕易劃上等號。單單是把香港放在“現代化”這邊，而把共產黨放在“現代化”的對立麵這點上，就在基本的政治學和曆史常識上大有問題。
眾所周知，共產理論的締造者是馬克思。而馬克思主義是對於十八、十九世紀在西方資本主義興起過程中所產生的一係列問題的應對。針對資本主義的興起和發展，馬克思提出的解決方案並不是回到封建社會，而是要大規模地對現有社會進行改造以適應人類社會經濟生活的巨變。馬克思稱之為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所以，奉馬克思主義為思想正朔的蘇聯和中國，是不大可能反“現代化”的。馬克思主義就其本質是一種左翼的現代化理論。可以說，在應對“現代化”問題時，中國共產黨主張了一種不同於西方的解決方案，走的是不同於歐美的道路，但這並不代表中共在現代化和現代性的立場上與西方社會完全相反。
在中國近代的話語體係中，“現代化”問題是和中國的封建主義相對並存的。隻是說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中國“現代化”這個目標與反帝、反殖這些追求民族獨立民族自由的理論結合在了一起。既然這位鄭教授近來反複地定義中國共產黨是“使命型政黨”，那他又怎麽會突然忘記，中國共產黨有一個不變的本質使命，這個本質使命從根源上就是和“現代化”、“現代性”緊密聯係的！話說回頭，在外人看來，鄭某人的“使命型政黨”論，也著實是在繞著彎地揶揄共產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已。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本質使命，曆版黨章皆有明確闡述。這位號稱是“最懂中國”的鄭教授為何選擇性地遺漏這一點？在下費解。
中國、蘇聯早期底子薄，前者是從半殖民地起步的，而後者又剛剛離開農奴製不久，都有大量的封建社會殘餘。這些是存在於曆史現實層麵上的事實。但就此判斷中國或中國共產黨“反現代化”，恐怕無論在學理，或在事實上都顯得不通。
鄭永年的這種會議發言，恐怕並非一時心血來潮。鄭某人從三、五年前起就變著法兒在內地和香港之間製造矛盾。鄭某人先是以新加坡國師身份，拋出“香港治權不在中國”論，挑動中共領導人最敏感的國家統一和國安問題神經；而後又轉身恐嚇香港，拋出“斷水論“，把中國共產黨與內地塑造成毫無同胞之意、手足之情的殘暴猛獸。在這一點上，鄭某人倒是一以貫之，他臆想中的中共行使權力方式總是和索馬裏海盜無異。不過，後來傳聞鄭某人有個人生活作風問題，他在香港問題上的煽風點火倒是停歇了一陣，最近是又開始了。
民族獨立運動和共產主義革命給中國帶來了“現代性”和“現代化”運動。香港沒有經曆過大的民族運動，其“現代性”是通過殖民主義植入的。中國共產黨與港人在麵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曾經處在兩條平行的軌道，兩者之間應該不存在對立。鄭某人把中共和習近平說成是反香港現代化的幕後黑手，恐怕是犯了常識錯誤。把中共要“管”香港和“反現代化”聯係起來，鄭國師這屎盆子真是扣得無比嫻熟。
曆史層麵上, 主權、治權這些早在近代之前就產生了。中國先天就是天下帝國，沒有這些勞什子。隻不過中國在近代是通過民族主義、共產主義運動補了這一課，而且補得很曲折，走了彎路。按照北京的要求，要在香港實現治權主權轉移，建立國族想象，那就直接補中共喜歡的治權主權國族的課就是了，沒有必要在香港補革命競賽、專政手段這些課。中共有大量的曆史教訓，證明革命競賽的得不償失。當代的中共政治領袖都經曆過文革，這些政治智慧肯定都是有的，不會盲目聽信某個新加坡“國師”。假若真地參照鄭國師的方法，對香港斷水、斷電，施行恐怖統治，那麽製造出來的恐怕就不是什麽“現代化”、“反現代化”問題了，而是在手足同胞之間刻下巴以衝突式的仇恨記憶了。
鄙人愚見，鄭永年一直以來強行把港人和中國共產黨劃分成兩個對立麵。在中國這頭，其立意是要在內地輿論中鼓動、製造一種需要迫切行動的合法性，用輿論倒逼中共對香港采取超常規的手段；在香港這一頭，鄭某人又頂著海裏“國師”頭銜，在一群香港“精英”麵前，把中共說成是逆轉香港現代化進程的洪水猛獸，與所謂的“城邦論”交相輝映。唯一不同者，“城邦論”言出市井之徒，立論粗鄙，香港有見識者大可置之一笑。而“中共反香港現代化論”有鄭教授這等“國師”人物加持，又何愁港人不膽顫心驚，不爭先恐後地反共反中呢？
參考文獻：
[1] 香港治權不在中國論, https://www.zaobao.com.sg/forum/expert/zheng-yong-nian/story20190820-982364
[2] 中共反現代化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6djImlwHTk
[3] 斷水論, https://p.dw.com/p/3OGSI
先說發言。視頻裏鄭永年一段浙江口音講話，顯得洋洋得意。在下這十數年間，各種場合聽鄭永年演講也不少了。這位鄭老兄的江浙口音暫且不提，此人英語之差，令人懷疑他是怎麽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的？看起來，鄭永年應該是在他的香港中文大學某個隻有洋人和“高等”華人們的場合中宣講。或許是身處真鬼子和假洋人之中，即便作為坊間追捧的“國師”，鄭某人倒是一點都不用掩飾他對中共、對習近平的瞧不起。
依照鄭永年的論述，香港社會是現代化的，共產黨和習近平是反現代化的。所以香港的各種衝突是港人和香港社會在誓死捍衛他們的“現代性”。此處暫不提“現代化”與“現代性”能否如此輕易劃上等號。單單是把香港放在“現代化”這邊，而把共產黨放在“現代化”的對立麵這點上，就在基本的政治學和曆史常識上大有問題。
眾所周知，共產理論的締造者是馬克思。而馬克思主義是對於十八、十九世紀在西方資本主義興起過程中所產生的一係列問題的應對。針對資本主義的興起和發展，馬克思提出的解決方案並不是回到封建社會，而是要大規模地對現有社會進行改造以適應人類社會經濟生活的巨變。馬克思稱之為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所以，奉馬克思主義為思想正朔的蘇聯和中國，是不大可能反“現代化”的。馬克思主義就其本質是一種左翼的現代化理論。可以說，在應對“現代化”問題時，中國共產黨主張了一種不同於西方的解決方案，走的是不同於歐美的道路，但這並不代表中共在現代化和現代性的立場上與西方社會完全相反。
在中國近代的話語體係中，“現代化”問題是和中國的封建主義相對並存的。隻是說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中國“現代化”這個目標與反帝、反殖這些追求民族獨立民族自由的理論結合在了一起。既然這位鄭教授近來反複地定義中國共產黨是“使命型政黨”，那他又怎麽會突然忘記，中國共產黨有一個不變的本質使命，這個本質使命從根源上就是和“現代化”、“現代性”緊密聯係的！話說回頭，在外人看來，鄭某人的“使命型政黨”論，也著實是在繞著彎地揶揄共產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已。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本質使命，曆版黨章皆有明確闡述。這位號稱是“最懂中國”的鄭教授為何選擇性地遺漏這一點？在下費解。
中國、蘇聯早期底子薄，前者是從半殖民地起步的，而後者又剛剛離開農奴製不久，都有大量的封建社會殘餘。這些是存在於曆史現實層麵上的事實。但就此判斷中國或中國共產黨“反現代化”，恐怕無論在學理，或在事實上都顯得不通。
鄭永年的這種會議發言，恐怕並非一時心血來潮。鄭某人從三、五年前起就變著法兒在內地和香港之間製造矛盾。鄭某人先是以新加坡國師身份，拋出“香港治權不在中國”論，挑動中共領導人最敏感的國家統一和國安問題神經；而後又轉身恐嚇香港，拋出“斷水論“，把中國共產黨與內地塑造成毫無同胞之意、手足之情的殘暴猛獸。在這一點上，鄭某人倒是一以貫之，他臆想中的中共行使權力方式總是和索馬裏海盜無異。不過，後來傳聞鄭某人有個人生活作風問題，他在香港問題上的煽風點火倒是停歇了一陣，最近是又開始了。
民族獨立運動和共產主義革命給中國帶來了“現代性”和“現代化”運動。香港沒有經曆過大的民族運動，其“現代性”是通過殖民主義植入的。中國共產黨與港人在麵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曾經處在兩條平行的軌道，兩者之間應該不存在對立。鄭某人把中共和習近平說成是反香港現代化的幕後黑手，恐怕是犯了常識錯誤。把中共要“管”香港和“反現代化”聯係起來，鄭國師這屎盆子真是扣得無比嫻熟。
曆史層麵上, 主權、治權這些早在近代之前就產生了。中國先天就是天下帝國，沒有這些勞什子。隻不過中國在近代是通過民族主義、共產主義運動補了這一課，而且補得很曲折，走了彎路。按照北京的要求，要在香港實現治權主權轉移，建立國族想象，那就直接補中共喜歡的治權主權國族的課就是了，沒有必要在香港補革命競賽、專政手段這些課。中共有大量的曆史教訓，證明革命競賽的得不償失。當代的中共政治領袖都經曆過文革，這些政治智慧肯定都是有的，不會盲目聽信某個新加坡“國師”。假若真地參照鄭國師的方法，對香港斷水、斷電，施行恐怖統治，那麽製造出來的恐怕就不是什麽“現代化”、“反現代化”問題了，而是在手足同胞之間刻下巴以衝突式的仇恨記憶了。
鄙人愚見，鄭永年一直以來強行把港人和中國共產黨劃分成兩個對立麵。在中國這頭，其立意是要在內地輿論中鼓動、製造一種需要迫切行動的合法性，用輿論倒逼中共對香港采取超常規的手段；在香港這一頭，鄭某人又頂著海裏“國師”頭銜，在一群香港“精英”麵前，把中共說成是逆轉香港現代化進程的洪水猛獸，與所謂的“城邦論”交相輝映。唯一不同者，“城邦論”言出市井之徒，立論粗鄙，香港有見識者大可置之一笑。而“中共反香港現代化論”有鄭教授這等“國師”人物加持，又何愁港人不膽顫心驚，不爭先恐後地反共反中呢？
參考文獻：
[1] 香港治權不在中國論, https://www.zaobao.com.sg/forum/expert/zheng-yong-nian/story20190820-982364
[2] 中共反現代化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6djImlwHTk
[3] 斷水論, https://p.dw.com/p/3OG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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