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台灣的民主之名，埋葬台灣的民主，使之名存實亡
黨 組建傀儡黨──中共的政治統戰
一、對國民黨上層的統戰方案
——一笑泯恩仇，還是招降納叛
一九四九年敗退台灣，國民黨仍然缺乏實行民主的政治良知和政治能力，卻要用權威對抗中共極權。那是試圖用較少剛度的專製對抗堅硬至極的專製，結果不問可知。在對台灣實施權威專製的過程中，國民黨至少犯有下列三項重大罪錯：
其一，製造二.二八血案，以及其後長期以戒嚴法的名義，摧殘台灣的自由；其二，實行黨國體製，壟斷國家公權力，用中華民國國庫公帑養活國民黨的係統，滿足其一黨私慾私利，並斂聚巨額黨產，從而摧毀台灣的社會正義；其三，國民黨官員公權私用，貪賄腐敗成風，黑金政治橫行，摧毀政治道德的基礎。
在台灣自由民主運動大潮的衝擊下，國民黨解除戒嚴，開放黨禁等措施，顯然是順應歷史潮流的行為。但是，國民黨整體仍然缺乏必要的政治良知和政治能力對其摧殘自由、摧殘社會正義、摧毀政治道德的三大罪錯進行深刻反省，並作出必要贖罪行為，請求台灣人民的寬恕與諒解。相反，國民黨的政客群體中文過飾非者有之，避重就輕者有之，曖昧不明者有之，諉過於歷史者有之，就是沒有敢於直視自己歷史罪錯的大政治家。當時國民黨真可謂“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民主選舉，一敗再敗，國民黨權貴階層中大批人如喪考妣，丟魂失魄，仇視民主政治，紛紛前往大陸，接受中共恩賜的“經商機遇”，企圖作“亡國失權”後的富家翁，以終餘年；更有墮落不堪者，竟把民主政治下不同政治觀點的黨派視為不同戴天的仇讎，隻為一黨一己私利，便置台灣的自由民主於不顧，走上“聯共製台”之路，企圖用出賣台灣人民政治選擇權為代價，換取中共暴政對其的政治垂愛。
國民黨失去政權後，經過一段冷眼旁觀，中共便斷定，這個過去的政治對手已經徹底喪失自己的政治理想，並決定抓住時機，在“多做少說”的原則下，大規模展開對國民黨的統戰工作。江澤民於二○○一年就此作出批示：“力爭使國民黨由過去解決台灣問題的阻力，變成今後我黨解決台灣問題的助力。這是『營糧於敵，為我所用』的最高智慧。”
二○○一年底，中共統戰部作出一項決議，名稱為《新形勢下對國民黨統戰的原則與策略》。該決議中規定，對國民黨統戰的原則是“注重上層，注重退役將領，注重知識界”；對國民黨統戰的策略則概括為十二字方針，即“動之以情，實之以利，歸之以名”。如果對上述原則與策略作明確的表述，可以歸結為一句話：要用感情拉攏，名利引誘，對國民黨的政治、軍事和文化力量，進行全麵統戰。
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中，重申了上述對國民黨統戰的原則與策略，以及“多做少說”的原則，稱：“實踐證明，這些原則和策略是正確有效的”；並要求以“隻爭朝夕”的緊迫感，加速推進對國民黨的統戰工作，“一定要在二○一二年實現促使國民黨由解決台灣問題的阻力變為助力的歷史性轉變”。
多年以來，中共堅持對國民黨權貴階層的感情拉攏和名利引誘效果顯著，成績斐然，可謂“琳琅滿目”，令人目不暇給。
至今為止，眾多國民黨權貴的家族都在大陸開設了自家的商號、企業，國民黨權貴的子女與中共權貴的子女之間推杯換盞、花天酒地、稱兄道弟、互訴衷腸之情景，早已司空見慣。可謂“其樂融融一家春”。中共相信，經濟決定政治，物質決定精神是真理。現在看來，中共信奉的真理至少在眾多國民黨權貴身上得到了驗證：隻要中共能讓他們活得華富貴，那還管它政治的民主，人權的良知和台灣的自由。
傾向統一的台灣知識分子是中共統戰的重點之一。此類知識分子幾乎無人沒有受到過中共嚴密控製的所謂學術機構的邀請，免費或者基本免費，以學術交流之名赴大陸旅行玩樂，不知此身在人間還是天上。二○○五年終，在一次聚會中，隻因我談到中共官場的貪汙腐敗之情狀，一位國民黨籍的“著名”台灣學者竟然惱羞成怒，惡言相向，大有拔劍而起，為維護中共官員的聲譽而與我決一死戰之勢。天可憐見，統派文人何時已淪為中共暴政的“紅顏知己”？
人老思鄉，魂歸故裏，本人之常情。不過，中共對大陸籍的國軍退役將領的統戰，卻不是為了慰藉老人的鄉情故意，而是為了讓他們成為中共的政治喉舌。多年來，通過各種管道邀請國軍退役將領返鄉，已成中共統戰官員的重要工作之一。國軍退役將領返鄉時都受到隆重接待；想起當年敗逃的淒慘之景，看今日之禮遇有加，老軍人們大有恍若隔世之感。撫今追昔，感激涕○之餘，有許多退役國軍將領便在大陸添房置產，甚至續娶小妾，似要開始生命的“第二春天”。一位退役的國軍少將曾向我吹噓在昆明購置的房產，不僅驕傲之情溢於言表，而且還拿出中共昆明市政府為其頒發的“老年優待證”炫耀。這位少將對我說：“過一兩年台灣和大陸就統一了。我們選馬英九就是要讓他搞統一的。再過兩年他還不搞，我們也要到總統府去靜坐，示威。”——真可謂“語不驚人，死不休”。驚詫之餘，我不禁為台灣人感到悲哀：你們用稅金養活的退役將領中，已有人願作中共暴政的馬前卒，為中共享極權專製的鐵牢囚禁自由的台灣而效命。
國民黨權貴家族、上層文人和退役將領的政治墮落，其根源並不在這些人本身，而在於國民黨整體上精神的崩潰和政治意誌的腐爛。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因，便是國民黨的“聯共製獨”政策，標誌著國民黨親共、媚共、投共的政治命運的確立。
其實，國民黨“聯共”是真，“製獨”則有其虛假性。國民黨宣稱倡導“聯共製獨”是基於中華民族的利益。但中共暴政在精神上不是中華兒女，而是德國猶太人馬克思的子孫；因為，中共暴政是摧殘了中華文化，在神州大地實行政治和文化的殖民統治的外來政權，是來自西方的馬克思極權主義的政治代理人；因為，中共暴政建政半個多世紀以來，造成數千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是一個人神共憤的反人類罪的犯罪集團，是一個人類歷史上最無恥的貪官汙吏集團，是一個對中國人實行秘密警察統治的政治黑手黨；因為，中共享鐵血暴政滅亡了文化的中國，淪為背叛文化祖國的賣國賊集團——中共乃是中華民族的百年死敵和千古罪人。
許多國民黨人以“製獨”之名，行投共之實，其意不在中華，而在個人私利。台灣民主選舉中的失敗，使國民黨權貴階層意識到，民主政治下他的命運隻能如秋風枯葉，落花流水。為重溫國民黨威權專製下的富貴之夢，便向中共暴政的極權專製投懷送抱。
麵對國民黨權貴的熱情，中共自然欣喜有加，寵愛無限。中共中央書記處轉發給相關部門的一份統戰報告中，要求給予這些人給予高規格的待遇。中共常委、政協主席賈慶林親自召見工商總局和稅務總局的領導，向他們交代了一個必須給予工商管理和稅收管理方麵優待的台資企業名單，而國民黨權貴的企業通常名列榜首。
二、對民進黨的統戰方案
——陰暗的心理對人性弱點的洞察
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中不僅規劃了對國民黨的統戰方案，同時也規劃了對民進黨的統戰方案。而且對民進黨的重視絲毫不亞於國民黨。
中共對國民黨統戰的目標在於，讓國民黨由解決台灣的阻力，變為解決台灣問題的助力。中共對民進黨統戰要達到的目標則複雜得多，充滿陰暗的權謀，令人驚心動魄。
《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對民進黨的統戰作出一係列策略原則的安排，規定要“開拓多方位途徑，密切各層次聯繫，廣泛建立個人間關係，潛移默化發揮政治影響”；還明確指出，對民進黨的全部統戰工作都要圍繞實現四個政治目標進行。下麵，將分別具體介紹這四個政治目標的內容。
第一，運用具有高度策略思想的方式方法，把民進黨內以及“綠營”內激進分子對“外省人”的仇視情緒引向極端。在政治局會議上，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就此點作解釋時說：“這樣作有一舉三得之效應”。
首先，令計劃認為，這可以有效促進台灣社會政治結構的分化，而一個分裂的台灣，一個被互相仇視的族群撕裂的社會，有利於中共解決台灣問題，也有利於台灣問題得到政治解決後，對台灣社會分而治之。根據令計劃表達的這種策略思想，可以有充分理由懷疑，台灣轟動一時的“郭冠英”事件，很可能是中共為激怒民進黨內某些人士實施的策略方法。
其次，令計劃認為，刺激、鼓動仇視“外省人”的極端情緒，有利於限製、縮小民進黨的社會基礎，使其在自我束縛中難以成為代表社會整體利益的政治力量和政治象徵。而這樣一個自我限製、以族群情緒而不是社會整體利益為政治基礎的民進黨的存在，有利於防止“台灣獨立”形成台灣各族群的共識，也有利於阻止超越族群意識的台獨政治力量的形成。令計劃說：“胡錦濤總書記不久前指出，超越族群的台灣獨立意識，以及把獨立和統一說成是民主與專製之爭的政治傾向，才是最危險的。”
最後，令計劃還認為，激化族群間的感情衝突，能夠把台灣社會的關注焦點吸引在島內矛盾之上，有利於掩護中共對台的統戰進程和政治意圖。
中共對民進黨統戰要達到的第二個政治目標，是加深民進黨內部的矛盾，使其持續處於實質性的分裂狀態，無法形成堅定統一的政治能量。
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令計劃對此作解釋時認為，民進黨內派係林立，組織結構極不健全，再加上失去權力和陳水扁貪瀆事件的雙重衝擊，造成黨內極大的思想混亂，所以，現在正是通過精心設計的統戰方案，分化民進黨的有利時機。令計劃特別指出，中共要達到的政治目標並不是從組織上造成民進黨的公開分裂的局麵，而是要使民進黨“裂而不分”，矛盾叢生，在內鬥中耗盡政治能量。用令計劃的原話講：“一個內鬥不止、貌合神離、精神分裂的民進黨，存在比不存在好。存在而不能發揮推動台獨的政治作用，可以有效減輕國民黨的政治壓力，有利於我們爭取國民黨的協助，在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
對於分化民進黨的策略指導方針，《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中也有規劃，即“有打有拉：打要一擊必中，不留餘地；拉要培養感情，成為朋友。”令計劃就此提出要求：“分化民進黨的統戰工作要求高度策略性，要有高度的政治智慧。既要作到不露痕跡，又要讓人感覺到我們強大的政治存在。這樣才能既產生有效的威懾力，又使敵對勢力找不到攻擊我們的政治借口。”
二○○八年七月，中共對台工作辦公室為實施《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製定出具體方案。根據這項方案，陳水扁及其親密支持者被列為當前打擊的重點，這樣作的理由如下：
其一，“經我國安部長期的秘密偵查，陳水扁及其家族的經濟犯罪的主要線索均已被我掌握。在美國的協助下，已說服瑞士銀行和新加坡當局同意，用適當的方法把罪證全部移送台灣司法機構。因此，打擊陳水扁，有其經濟犯罪的鐵證為基礎，可以得到台灣絕大多數人的同情和支持”。
其二，根據專家分析，民進黨現在的狀況，完全沒有能力成功應對陳水扁經濟犯罪被徹底揭露後的政治危機。打擊陳水扁及其親信團夥，將加深民進黨內部的思想裂痕，使民進黨長期處於政治思想的混亂狀況，極大減弱其阻礙“我們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能力”。
其三，陳水扁曾是台獨勢力最主要的政治象徵之一。通過證據確鑿的經濟犯罪事實打擊陳水扁，不僅可以將其本人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而且在社會道德的意義上，可以給台獨意識以沉重打擊。
其四，美國很討厭陳水扁，認為他是麻煩製造者。打擊陳水扁會在相當程度上得到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認同與支持。
上述具體實施方案的內容，是中共對台工作辦公室在二○○八年七月製定的。今天回顧過去一年的台灣局勢，可以發現陳水扁案的司法進程，基本是按照中共設計的政治邏輯在運行。
中共對民進黨進行統戰要達到的第三個政治目標，是形成國民黨和民進黨競相同中共進行聯繫和交流的態勢，從而使中共 處於左右逢源的主動的政治地位。在二○○八年六月中共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胡錦濤曾就此作指示說：“所有從事對台統戰工作的同誌，都要有一個明確意識，那就是我們不僅要同國民黨加強交往，也要同民進黨加強聯繫。隻有如此，我們才能左右逢源，運用自如，佔據主動。 … … 要認識到，民進黨雖然反對國民黨同我們交往，但那是因為民進黨中的一批人害怕我們隻同國民黨交往，使民進黨逐漸被邊緣化。加強同民進黨的聯繫，也會使國民黨產生危機感和緊迫感，更急於向我靠攏。要認識到，儘管國民黨上層實質上已經同我們開始新一輪國共合作——當然這次國共合作同過去不同了，完全由我黨主導——不過，我們也要看到，國民黨內還有一部分死硬的反共分子，還有所謂『本土派』。所以，同民進黨發展關係有利於抑製國民黨內部堅持反共的反對派。在國民黨執政的情況下，台獨勢力掀不起大風浪。所以，無須擔心同民進黨交往會產生什麼消極影響。”
對於國民黨和民進黨，中共也採用截然不同的統戰策略。胡錦濤在指示中說：“在同國民黨各界人士的各種交流中，都要強化統一的政治意識和時間的緊迫性；要讓他們明白，已經到了對台灣和自己的前途作出最後選擇的時機了。總之，要千方百計推動國民黨走上協助我們政治解決台灣問題的光明大道。但是，在同民進黨的聯繫中，要遵循另一種策略原則。這個原則《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中寫得很明白，那就是『不談政治，隻講實務；不作爭論，隻講感情；密切聯繫，為我所用』。同誌們務必明白一個道理：在國民黨已經開始同我們進行密切的政治交往的情況下，隻要建立起和民進黨的密切聯繫，就有利於形成國民黨同我進一步加強聯繫的緊迫感，也利於形成國民黨和民進黨爭相同我們搞好關係的趨勢。所以，現階段在和民進黨的交往過程中，我們不要計較政治上一城一地的得失。民進黨人員來大陸說一些統獨方麵的過頭話，隻要不是太過分，暫時就要寬容。要懂得『欲取故予』的道理，也要理解民進黨人員的苦衷，他們是要靠說台獨來拉選票的，真搞台獨他們沒有這個膽量。陳水扁當了八年總統，不是也沒有膽量真搞台獨麽，隻是靠嘴裡喊台獨，斂財騙選票。總之，為了對國民黨施加壓力，進一步促使其加快協助我們完成統一大業的步伐，現在有必要加快和民進黨建立更密切關係的步伐。”
正是根據胡錦濤的上述指示，中共才公開向民進黨搖動橄欖枝。而國民黨整體和民進黨的個別人，已經開始隨中共政治權謀的節奏起舞，登台表演。二○○八年五月中下旬，先是以國民黨人為主體的六千台灣鄉裏長以及其他有一定社會影響的台灣人士，登陸福建，參加中共政協主辦的“海峽論壇”。論壇之上，國民黨副主席朱立倫，成為中共擺出的最耀眼的政治花瓶。接著，民進黨中常委、高雄市長陳菊急忙開始“破冰之旅”，先上北京，後下上海，北南奔波，風光無限。更有少數民進黨人士既羨且慕，為之喝彩之餘，也躍躍欲試。不旋踵之間，國民黨主席吳伯雄又率陣容龐大的團隊，應中共總書記胡錦濤之邀，赴北京作豪華的政治之旅，大有老驥奮蹄，揚塵播土，不甘人後之勢。
冷眼看國民黨、民進黨人士的上述表演，人們不禁要問：台灣的政治人物都怎麼了？難道國民黨和民進黨真要為中共暴政而演一出爭風吃醋的政治醜劇？
中共對民進黨的統戰方案要達到的第四個政治目標在於，最終控製或者瓦解民進黨——不能控製，便瓦解之。中共當局為實現這個政治目標所確定的主要方案，便是“斷敵糧道”。
中共統戰部政策研究室曾寫出一份關於民進黨組織狀況的內部分析報告。該報告中稱，民進黨整體上缺乏基層組織建設，一旦喪失精神誘惑力，很可能出現雪崩式的突然潰散的局麵。民進黨各派係中，具有較深厚組織基礎的，是新潮流派。因此，隻要取得對新潮流的實際控製權，也就在極大程度上取得了對民進黨的組織係統的控製權。從目前情況分析，實質上控製新潮流派的最有效而且可行的辦法，是首先控製作為新潮流的經濟來源的台灣商人和企業老闆。 建議有關部門在招商引資時，要著力吸引這部分人來大陸投資設廠，讓他們贏利，逐步使他們主要的經濟利益與大陸密不可分。然後，通過這些商人和企業老闆去控製新潮流，就會收水到渠成之效。
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採納了上述報告建議的辦法，並稱之為“斷敵糧道”。在二○○八年六月那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令計劃就此作出解釋說：“這個報告是兩年前一群青年專家提出的。對報告的撰寫人要重獎。報告中的建議很有遠見，我們採納了這個報告提出的策略，稱之為『斷敵糧道』。這個策略之所以正確，是因為它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政治的基本原理，也符合具體的客觀情況。… … 經過相關部門的大量細緻穩妥的工作，現在我們所掌握的新潮流的『金主』，大部分都已來大陸投資，或者有投資的強烈意向，正在談判中。隨著陳水扁貪汙罪證據逐漸公開，民進黨的資金來源必將出現重大困難。所以有理由相信，在時機成熟時，我們通過對新潮流『金主』的經濟控製，可以相當程度上實現對新潮流係，進而實現對民進黨的政治控製。”
當然，令計劃的上述判斷現在還隻是中共的一廂情願。民進黨未來的歷史，還要由民進黨自己書寫。不過，中共是從極其陰暗的心理出發，在洞悉人性的弱點的基礎上，製定出對民進黨的政治統戰方案的。因此之故，民進黨未來是否能書寫出高貴的歷史，還要看它的政治人物能否戰勝人性的弱點。
三、籌謀公開組建以中共為背景的台灣社會民主黨
——借民主之名準備埋葬民主
二○○二年胡錦濤成為中共總書記，並逐步從江澤民手中接掌解決台灣問題的主導權。二○○五年末，王滬寧不失時機向胡錦濤提出一個具有政治戰略性的構想，即籌謀在台灣公開組建以中共為政治背景的社會民主黨。胡錦濤看後大為讚賞，稱之為極有前瞻性、極有創造性的構想。王滬寧也由此得到胡錦濤的寵愛和倚重。
王滬寧的上述《構想》一文第一部分，是論述在台灣組建受中共絕對控製的社會民主黨的必要性。王滬寧認為，對於民進黨，在政治意識上必須禁絕，在組織上要予以瓦解，即使“一國兩製”實現後，台灣的“民主製度”下，也不能允許台灣獨立的思想意識“自由泛濫”，否則後患無窮。國民黨雖然可以通過統戰工作成為中共的政治盟友，可是，國民黨的基層和本土派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十分仇共，而且國民黨在台灣命運大變動中的社會控製能力也很值得懷疑，所以， 從政治立場和政治能力兩個角度考察，完全相信國民黨，把所有政治雞蛋都放在國民黨這一個籃子裏是不穩妥的。在解決台灣問題的過程中，以及在統一台灣之後，在台灣必須有一個完全服從北京政治意誌的強大政治組織，才能確保中共的政治戰略順利實現，才能確保統一後的台灣不再繼續成為政治麻煩的製造者。
王滬寧特彆強調，以“一國兩製”的方式統一後，“如果我黨不能作到對台灣的所謂民主的實際政治控製，台灣很可能變成引發大陸政治動亂的策源地。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認識，未雨綢繆。『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
王滬寧提出，組建中共絕對控製的社會民主黨，並讓其通過選舉成為執政黨，是統一後中共實現對台灣民主的絕對控製的唯一之途。他寫道：“『一國兩製』實現之後，繼續讓民進黨和國民黨這兩個黨在台灣政治舞台上輪番作表演，不應當是我們的目標，也不符合政治邏輯的強存弱亡的規則；在大陸優勢而強勢的社會主義製度背景影響下，性格中有極強的實用主義基因的台灣人，選擇受到我黨政治、經濟強有力支持的台灣社會民主黨執政，將是歷史的必然。通過確保社會民主黨以選舉的方式執掌台灣的權力，牢牢控製住台灣的所謂民主製度，也就一勞永逸地消除了台灣引發大陸政治動亂的隱患，從而確保我黨在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中國的實際執政地位永不動搖。”
王滬寧在《構想》一文的第二部分，重點分析了組建台灣社會民主黨的實際可行性。他認為，在大陸投資，或者與大陸建立密切經濟關係的二百萬台商，以及受這些台商影響的範圍更廣泛的台灣人，是中共組建台灣社會民主黨最主要的社會基礎，他寫道：“自古『商人重利輕別離』，視利潤為生命是商人的天性。大陸有充分的能力讓台商得到在其他地方投資無法相比的利潤，但同時要讓他們明白，獲得利潤的前提是在政治上支持我黨解決台灣問題的原則立場。當然相關機構這樣做的時候，要充分注意方式方法，要含蓄、委婉，不要讓人家感到威脅，不要傷害人家的自尊心。… … 在台灣社會中，資本是最具能量的社會要素。對於二百萬台商，以及他們在台灣各階層輻射的影響力如果運用得當，我們組建台灣社會民主黨的方案就具備了成功的基本社會條件。”
王滬寧還指出，通過以前長期秘密滲透和秘密的統戰工作，中共已經在台灣社會中形成階層分佈廣泛，數量可觀，具有相當社會影響力的秘密力量。如果繼續以往那樣隻限於在收集信息、引導輿論等方麵使用這隻秘密力量，是“大材小用，浪費資源。”通過組建社會民主黨的方式，利用台灣所謂的民主製度，使這隻秘密力量由各自為戰的分散狀態，公開合法地形成統一的政治組織，實際是中共的政治能量在台灣的一次大提升。因為，從非組織化到組織化就是政治能量的倍增器，同時由秘密狀態轉變為公開合法的存在，也會擴大社會影響力和社會活動空間。王滬寧寫道：“經過長期培育的這隻秘密力量，政治可靠，又與台灣社會水乳交融。是我黨寶貴的政治財富。好鋼要用在刀刃上。現在到了打造解決問題的政治寶刀的時候了，這把政治寶刀就是我黨在台灣的政治經理人——台灣社會民主黨。我黨在台灣的秘密力量這塊好鋼，也到了用在刀刃上的時候了。這隻秘密力量要成為台灣社會民主黨的政治核心和思想靈魂，再加上二百萬台商及其用資本的能量在社會各階層的輻射的影響力，那麼，台灣社會民主黨一旦公開宣布成立，一定能產生震撼性的政治效應，並迅速在台灣社會站穩腳跟。”
王滬寧這份《構想》由於得到胡錦濤的極力支持，很快就進入實際的操作過程。二○○六年，由中共組織部、統戰部、公安部、國安部、總參二部抽調的人員，共同組成“台灣社會民主黨籌建工作組”，全麵負責這項任務的實施。二○○八年六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更把籌建台灣社會民主黨列為政治統戰工作最重要的內容之一。
上述“籌建工作組”組成後，開始統一協調中共全國各相關單位在台商中的相關工作。為了使所謂台灣社會民主黨更具社會和政治影響力，“籌建工作組”花很大力氣，篩選將來可能作為該黨檯麵人物的候選人。列入這個候選人名單的，有台灣演藝界的明星、著名教授、宗教界人士、著名企業家、電視台名嘴等。
王滬寧擔任上述“籌建工作組”的首席顧問。他要求“籌建工作組”要特別注意從國民黨和民進黨中拉出一些標誌性人物，將來加入社會民主黨，並委以重任。王滬寧認為，國民黨和民進黨中的標誌性人物，轉而成為社會民主黨的標誌性人物，對國民黨和民進黨可以起到強烈的分化作用，而分化就是弱化；它們弱化了，社會民主黨就相對得到強化；“這就是辯證法，這就是政治相對論。”
根據王滬寧的意見，“籌建工作組”曾把宋楚瑜、許信良等二十餘名國民黨和民進黨中已被邊緣化的標誌性人物，列為重點工作對象，爭取他們同意將來出任台灣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後來根據情況，上述名單不斷調整變化。比如宋楚瑜已被從名單中刪除，理由是“此人積怨甚多，另組新黨後影響力迅速下降，且為人詭詐多變，不足依靠。”
在王滬寧指導下，“籌建工作組”對於台灣社會民主黨的籌建提出一個總體方針，即“秘密籌組，適時公開”。所謂“秘密籌組”，就是黨綱黨章的起草，組織係統的構建和完善，運作模式的設計等政治組織的要素，都要在不公開的狀態下完成。據知情者透露，王滬寧曾就此說：“公開前的準備工作必須達到『萬事俱備，隻欠東風』的完備程度。台灣社會民主黨的十月懷胎要在保密狀態下進行，一朝分娩，出生的就不是一個嬰孩，而是一個強壯而充滿活力的青年。”
經過反覆討論，《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中最後確定，在台灣公開註冊社會民主黨的時間，定於二○一二年春台灣大選之後，到新當選總統就任之前的時間段中。根據不同的選舉結果，社會民主黨公開成立的第一項政治任務也不同：如果民進黨勝選，社會民主黨就要在新總統就任之前，國民黨還在執政的時限內，以台灣出現『台獨』的重大危險為理由，聯合國民黨，要求中共立即派軍隊進入台灣，控製事態；如果是國民黨的候選人繼續當選，社會民主黨就要採取有效措施，發揮最大的政治影響力，推動國民黨當局在二○一二年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之前，同中共簽定以撤銷中華民國國號，廢止中華民國憲法，統一實施中共憲法為前提的兩岸統一的政治協議。
中共內部對於在台灣扶植、組建一個受其絕對控製、代表其政治意誌的政黨，意見高度一致。隻是在政黨的名稱上曾有爭論。一種意見認為這個政黨應當直接命名為台灣共產黨，其理由在於，這樣命名可以更明確體現該政黨與中共的政治淵源。但王滬寧堅持要用“台灣社會民主黨”這個名稱。他認為，一個切實可行的政治方案應當既具備堅定的原則性，又要具備充分的策略性。如果起名叫台灣共產黨，是一種缺乏策略性的選擇。因為那會直接暴露中共同台灣共產黨之間控製與被控製的關係，不利於該黨在台灣民眾中爭取人心，擴大影響。而且，台灣已經有一個叫“共產黨”的組織，如果搞出雙胞胎來，從起步那一刻，就會人為造成不必要的困撓。這顯然是不智之舉。而起名台灣社會民主黨，則既可以實質上為中共所控製，表麵上又顯示出自主性，是一個同時具備了原則性和策略性的明智選擇。最後，在胡錦濤支持下，王滬寧的意見被接受；中共決策組建台灣社會民主黨，作為將來中共在台灣的政治代理人。
四、簡要結論
成熟的自由民主社會中，政治隻是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內容。極權社會雖然也有經濟、文化、教育等等不同領域，但所有這些領域最終都在專製權力的作用下，歸結為極權者的政治意誌。所以，極權社會是政治社會，極權政治則是陰謀政治。
中共對台灣的政治統戰方案，顯示出極權政治陰謀性的經典表述。雖然中共製定了詳盡的對國民黨和民進黨的政治統戰方案，但其意卻在“山水之間”——中共政治統戰方案的底牌上隻寫著“台灣社會民主黨”。利用台灣的民主製度，公開組建台灣社會民主黨，然後，通過對社會民主黨的操控和政治、經濟的全麵支持，幫助其獲得並保持執政黨的地位，從而以台灣社會民主黨為政治代理人，實現對台灣的政治統治——這是中共對台灣政治陰謀的最終目標。一言以蔽之：中共要借台灣的民主之名，埋葬台灣的民主，使之名存實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