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是當年五四運動發起人之一，而且也是最早提倡白話文的主要推手！
說起胡適，一般人對胡適的評論，大多認為：胡適這個人，既具有講求儒家忠恕之道的君子風範，又有西方翩翩紳士的修養，同時在他所有的講演或寫的文章中，很少惡語傷人。
然而從二十年代開始，中國當時很多青年學生，左派作家等，不斷地用各種非常激烈，惡毒的字眼來罵他，但他從來都不回罵。譬如魯迅寫那麽多罵他的文章，他也從不回答；共產黨怎麽惡毒的批判他，他也沒有對毛澤東，或中共講過非常難聽的話！
但據說，胡適可能講過最令毛澤東生氣的一句話是：有一次記者問胡適，“毛澤東當年在北大做事，他是不是你的學生？胡適說，他不是我的學生，他當時隻是在北大圖書館做事。胡適說完，後麵又加了一句，我想，這句話可能是胡適一生中，講的最有失紳士風度的一句話。胡適說：“按照毛澤東當時的水平，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 ” 估計這句話後來有可能傳到毛澤東的耳朵裏，所以當毛澤東掌權後，就非常果斷地，發動了一場全國規模最大，最徹底的批判胡適運動！
所以解放後的中國, 一般老百姓，除了跟胡適有過接觸，讀過胡適的書的一些老一輩的人除外，一般人對胡適的了解，都隻是在批判運動中，被共產黨所塑造的那個胡適形象：賣國，買辦文人，蔣介石的禦用文人，戰爭罪犯，戰爭鼓吹者！
我的一生中，對胡適的印像最為深刻，但並不崇拜他。
從中學開始，我就喜歡讀他的著作，尤其他的“胡適文選”，是我青少年時期的最愛！從他的著作中，我獲得很多有關思想上的啟發。他提出“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做學問和做人處事的格言，讓我一生受用無窮。
他早年提倡白話文，並且讚成西化，但是他的寫作和生活的態度，仍然保留了不少中國的傳統文化氣息。就以婚姻而論，雖然他也談過不少次的戀愛，但他一直遵守他母親的庭訓，始終如一地與他的元配夫人江冬秀女士，相守白頭偕老。雖然他們兩人的文化水平相去太遠，但他並不嫌棄她，這是他多麽令人值得尊敬的地方！
李敖曾經在早期的台灣文星雜誌，発表過一篇“播種者胡適”的文章，文中李敖是這樣評論胡適的：“顯然的，以胡適今天所處的地位來看，他還不是一個過時的人。過時的人社會早把他遺棄，至少不再重視他。可是從報章上、談天上、“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的流言上，我們知道他還是一個毀譽交加的新聞人物，可笑的是亂罵胡適之的人和亂捧他的人一樣，統統抓不到癢處！一個稍有現代化頭腦的人，一看就知道胡適思想隻不過是一個“開放社會”(open society)所應具有的最基本的必要條件。說他叛道離經則可，說他洪水猛獸則未必。基本在某幾點上，我們還嫌他太保守、太舊式，想不到這些平淡無奇的起碼言論居然還不為人所容，這真是中國社會的大悲哀！”
其次他也曾經大聲疾呼，告誡年青人，為人處世，一定要做一個獨立特行的人。在此所謂的獨立特行，並不是與眾不同，而是任何一個人，都應該要有他自己獨立的思考和判斷的能力，有他自己的是非對錯標準。不要盲從，不要迷信，不要崇拜偶像；隻有這樣你才不會人雲亦雲，常常被別人牽著鼻子跑。
胡適的這一生中，愛情坎坷，他跟韋廉斯有過初戀，跟陳衡哲有過愛戀，和陸小曼有過暗戀，而他真正愛戀的，應該是曹誠英，當時他們愛得披肝瀝膽，刻骨銘心，但卻因胡君有婦，在那個思想保守年代，他們的愛情，當然難有善果。
1917年年7月，胡適從美國學成歸國，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乃聘請他到北大任教。他這時即大力提倡白話文，鼓吹白話文學，並提出寫作白話文的“八不主義”：
一，不言之無物。
二，不摹仿古文法。
三，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四，不作無病呻吟。
五，不用濫調套語。
六，不用典。
七，不講對仗。
八，不避俗字俚語。
但是時至今日，還是有些人在寫作時，都還無法避免這“八不”。他若地下有知，也隻能徒呼奈何！
同時他還發起用白話文寫新詩創舉，他出版的“嚐試集”，就是他的傑作；也是全中國出版的第一本新詩創作！ “嚐試集”中我最喜愛的一首：
老鴉
一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
人家討嫌我，說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
二
天寒風緊，無枝可棲。
我整日裏飛去飛回，整日裏又寒又饑。 ........
我不能帶著鞘兒，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飛;
不能叫人家係在竹竿頭，賺一把小米！
他還寫過一首白話打油詩：
文字沒有雅俗，卻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來同一字，聲音少許變了。
並無雅俗可言，何必紛紛胡鬧？
至於古人叫字，今人叫號；
古人懸梁，今人上吊；
古名雖未必佳，今名又何嚐少妙？
至於古人乘輿，今人坐金轎；
古人加冠束幘，今人但知戴帽；
若必叫帽作巾，叫轎作輿，豈非張冠李戴，認虎作豹？
相傳胡適為了提倡白話文，還有這樣的一個故事：
那天胡適在北大講演，豉吹白話文的好處，有位對文言文死忠的學生，問胡適：“你說白話文有這麽多好處，難道就沒一樣壞處嗎？譬如打電報，白話文用字多，就要多花錢。對嗎？”
胡適扶扶眼鏡柔聲道：“不一定吧！幾天前行政院有位朋友給我打來電報，邀我去做行政院秘書，我不願從政，決定不去，為這件事我複電拒絕。複電是用白話文寫的，看來也很省字省錢。請同學們根據我這一意願，用文言文編寫一則複電，看看究竟是白話文省，還是文言文省？”
幾分鍾過去，胡適讓同學自動舉手，報告用字數目，然後從中挑選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電稿，電文是這樣寫的：“我才學疏淺，恐難勝任，不堪從命。”
胡適說，“這12個字確實簡練。但我的白話電報隻用了5個字：“幹不了，謝謝。 ”接接著他解釋道：“幹不了”就含有才學疏淺，恐難勝任之意。
胡適與蔣介石兩人，一文一武，截然不同，他們曾密切合作，卻又互有批評。 1958年年4月10日，胡適就任中研院院長。蔣介石在胡適就職典禮上，讚揚胡適品德，並勉勵中研院"應擔負起複興民族文化之艱巨任務......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蔣介石致辭後，胡適隨後上台回應，兩度直指總統“是錯誤的”，強調中研院應該“為學術而學術”。據說，蔣介石為此氣憤至極，在日記上寫道，這是他“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橫逆”，胡適“真是一狂人！”那天他甚至氣憤到睡不著覺。
有趣的是，當天典禮過後兩人合影，蔣介石正襟危坐，反觀胡適翹著二郎腿，灑脫自在。雷祥麟說，胡適當天的致辭經人錄音記錄後，再由胡適親筆修飾。他本來是以口語說：“總統對個人的看法有錯誤。” 在化為文稿潤飾後，則為“總統個人不免有點錯誤。” 後頭還說：相關文件曾在“胡適與蔣介石”特展展出“總統誇獎我的話是錯誤的。”
季羨林曾評價胡適“是一個書生，說不好聽一點，就是一個書呆子。”並舉一小事稱，胡適一次會議前聲明要提前退席，會上忽而有人談到《水經注》，胡適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擻，眉飛色舞，口若懸河起來，乃至忘了提早退席這件事。
胡適的代表作《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皆有始無終，隻有上卷而沒有下卷，以致被黃侃譏諷為缺失“下麵”一截的太監，成了將沒有完稿的小說、論著稱為“太監”的起源。
胡適與傅斯年的友誼亦是眾人皆知，而兩人的機緣的起因在於北大的時期。時年傅斯年21歲，胡適26歲。當時胡適任職北大並作為哲學史的教授，但是大部分的學生對於胡適沒接續前任教授講解的商朝哲學史作更進一步的說明感到不滿。先前傅斯年曾經替班級稟報教授不適任，進而替換教授，因此班級希望傅斯年再向校長稟報一次。傅斯年聽了幾堂課後對同學說：“這教授雖然書讀得不算多，但至少沒出現什麽錯誤，諸位就別鬧了”。此事讓胡適感激不已，時常稱傅斯年為“保駕人“。 千個
晚年胡適和李敖有一段往事，當時李敖作為學生比較窮。 1961年10月，胡適就寫了一份信並附送的1000元的支票並邀請李敖雙十節後去玩。
根據諾貝爾獎官方資料庫，胡適曾於1939年被瑞典考古學家斯文•赫定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
胡適為人寬厚、熱情、真誠，他不像魯迅那樣尖刻，徐誌摩那樣多情，郭沫若那樣勢利。在北京，胡適家裏每到星期六總是高朋滿座，各界人士，包括商人和販夫，都一律歡迎。什麽問題都可以問，什麽問題都可以談。他盡力解答。對窮困的人，他接濟金錢；對走入歧途的人，他曉以大義。也有人隻是去問候，他便報以零零散散的閑談。客人辭別後，都有不虛此行之感。他的朋友，或自稱是他朋友的人，實在太多了，以至有一次幽默雜誌《論語》宣布：這本雜誌的作者不許開口“我的朋友胡適之“，閉口”我的朋友胡適之“ 。胡適的為人可見一斑。
有件事最能說明胡適的作風，也就是他與街頭小販的友誼。袁瓞是個賣芝麻餅的，空閑時也讀些有關政治的書。有許多問題使他困惑，卻想不出答案，於是寫信向胡適請教，問：“英國為君主製，美國為民主製，實質上是否相同﹖在組織上，英國內閣製與美國總統製，是否以英國的較好﹖”胡適不僅熱情的回信，還在文章中寫道：“我們這個國家裏，有—個賣餅的，每天提著鉛皮桶在街上叫賣芝麻餅，風雨無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還肯忙裏偷閑，關心國家的大計，關心英美的政治製度，盼望國家能走上長治久安之路——單隻這一奇事已夠使我樂觀，使我高興了。”後來，袁瓞常到胡適的辦公室去看他。胡適出門，總先寫信通知袁瓞，以免袁瓞枉跑那麽遠的路去。有一次袁瓞以為自己生了鼻癌，後來才知道不是，胡適替他寫了封信，介紹他去看醫院，並且表示願意代付一切費用。
胡適不是那種把自己的才能深藏起來的人，他有什麽就拿出來什麽。他是什麽人，全都擺在那兒。從前上海的左翼作家，在魯迅領導之下，曾向他＂圍剿＂多次。魯迅逝世後，許廣平為《魯迅全集》的出版而四處奔走，卻無人願意幫忙，不得已求助於胡適，胡適馬上著手運作。他從未計較過恩怨得失，不管是友人，還是曾經反對過自己的人，他都盡全力幫助。在中國這樣的國度裏，發怒易，發牢騷更易，但平和待人，謙和做事，則是十分之難。
另外兩個人們用來評價胡適的詞，就是“善良”和“正直”，這裏就必須講到他和“末代皇帝”溥儀的故事了。溥儀讀了胡適的《嚐試集》和《胡適文存》，非常欣賞。 １５歲的他十分想見見這個新派領袖長得什麽樣，所以他裝上電話後，一時好玩，就給胡適撥了一個：
“你是胡博士嗎？好極了，你猜我是誰？”
聽到是一個孩子在講話，胡適有些發懵。 “您是誰呀？怎麽我聽不出來呢……”
“哈哈，甭猜啦，我是宣統啊！”
“宣統？好怪的名字......是......是皇上？”
“對啦，我是皇上。我聽到你說話了，但還不知道你長什麽樣兒，你有空來宮裏，讓我瞅瞅吧！”
不久，胡適就來到宮裏拜會溥儀，這時的溥儀一身平民的打扮，桌上放著《晨報》、《英文快報》等報紙和雜誌。兩個人談得很投機。溥儀最後說：“我們做錯了許多事，到現在還要浪費國家的錢，心裏很不安。我本想獨立生活，但老人都反對，因為我一獨立。他們就沒有了依靠！”
胡適答應以後多找一些書給溥儀後就離去了，但是這20分鍾的會見卻激起了胡適對溥儀的同情。不久，這件事情就激起了軒然大波，眾多批評轟然而至，最激烈者，恐怕就是魯迅了，但是胡適卻一點不把這些批評放在心上。不久，馮玉祥將溥儀逐出皇宮，幾乎所有的人都拍手稱快，隻有胡適極力為溥儀鳴不平，譴責馮玉祥驅逐孤兒寡母是“東方的野蠻”。現在看來，在那個軍閥當道的時代敢於這樣做，恐怕不僅僅需要“善良”，更需要的是“勇氣”。
1962年年6月24日，一代哲人胡適心髒病發作，溘然長逝於南港中央研究院。一代學人往生，舉國同悲共哀！他帶著那麽多遺憾離去了，也許還有那說不清道不明的情緣，伴著胡適，靜靜地躺在台北市南港綠草如茵的胡適墓園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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