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要從我家族的曆史說起。從我這裏算我父親家，我爺爺家都沒有一個中國共產黨黨員。而且我的爺爺在文革時期是蹲坐過共產黨大獄的民族資本家。我父親，母親都是高級工程師，在文革時因為要照顧我他們隻能輪流去幹校，每個星期更換一次一直到文革後期才結束這種分居的生活方式。我從小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的。
直到我父親去世後，我姑姑來天津吊唁我父親從姑姑的嘴裏知道父親上大學時文革還沒開始，當年我爺爺送父親去上大學時隻告訴他七個字“好好讀書，為中國”。我考入天津南開大學時父親也時用這“好好讀書，為中國”七個字告訴我的。聽到了姑姑告訴我的內容我知道了“中國”在爺爺和父親的心裏有多麽的重要。對於中國我又是何嚐不愛它呢？但愛中國並不一定愛中國共產黨。處於對中國的愛我總是想辦法去找振興中華的道路也曾經一度成為89年學運中的一名。在那場學運中我曾經在天津南市旅館一條街前演講過，也曾經在南大學生宿舍接待過不知是哪裏來的記者（因為他不願意告訴我他的記者身份）。當我看到他在我的回答問題時不斷地將手放進他帶來的綠色挎包時我就知道了他的來意。因為他總是在我講到共產黨的各種問題時就進行錄音而其他的內容則終止錄音。他肯定是要利用我說的話出一篇特意選擇性的文章。於是我停止他的訪問並在他的挎包中找到了那個錄音機同時刪除了所有我講話的內容。
從那時起我就不再相信媒體的報導了。特別時對那些對那些編造事實的消息。他們除了混淆人民的思維沒有其他任何一點好處！
其實那個時候隻要有南開大學的學生證最低隻要有校徽就能到天安門廣場，但我沒有去。原因是因為一個電話。在上大學前我已經在一個研究所工作了。因為學生自治會希望有社會科研人員也能上街頭要我去邀請一下以前研究所的人員。我打通了研究所辦公室主任的電話告知了我的意思。他告訴我：如果按照你的要求全部人員都不上班都去上街遊行，工作誰來做？我們的任務怎麽完成？這兩個問題讓我思考了很久於是我逐漸退出了學運做了一個旁觀者。我就是要看看中國共產黨究竟怎樣帶領中華民族的。他們是否真的能使得中華民族複興。從1989年到2019年整整三十年國去了，當前的情況不用我多說了。各位網友可以自己去考慮了。我就不多說了。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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