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柏光：第三勢力應積極探索兩製台灣模式

　　中評社台北2月23日電（作者 陳柏光）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今年初紀念《告台灣同胞書》四十周年談話中，拋出了“探索‘兩製’台灣方案”的議題，以“一個前提”與“五個充分”來建構未來“一國兩製”台灣模式的內涵，即以“確保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為前提，尋求發展一個能夠“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充分照顧台灣同胞利益和情感”、“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社會製度和生活方式”與“充分保障台灣同胞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益”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製度性安排，並歡迎台灣任何政黨、團體與人士共同參與相關對話溝通及民主協商，以達成共識。政府則是由蔡英文“總統”發表正式談話，強調政府絕不接受所謂的“一國兩製”，絕大多數台灣民意也反對“一國兩製”，並提出“四個必須”作為發展兩岸關係的前提：是“必須正視中華民國台灣存在的事實”、“必須尊重兩千三百萬人民對自由民主的堅持”、“必須以和平對等的方式來處理雙方之間的歧異”與“必須是政府或政府所授權的公權力機構，坐下來談”。言詞尖銳，針鋒相對，無意與中國大陸進行任何協商與對話。

　　對於兩岸在“一國兩製”的隔空交火，各界有不同的解讀。如“中央研究院”林泉忠副研究員指出，習近平提出探索一國兩製“台灣模式”的議題，將可促使台灣方麵再度對於統一模式進行討論，而習在談話中多次強調和平，也顯示中國大陸對於和平統一仍抱持希望，相較於近年來大陸坊間出現的武統聲浪，對台灣社會來說是顆“定心丸”。另有網路媒體指稱習近平再次將兩岸統一模式定調為“一國兩製”，並開始啟動兩岸統一的實質進程，而所謂的“台灣模式”實際上仍將以“香港模式”為參考藍本，習的談話已經“吹響了中國以香港模式的‘一國兩製’來‘統一台灣’的集結號”。

　　在談到“一國兩製”時，許多人第一個想到的就是鄧小平於1984年針對香港問題提出的“一個國家，兩種製度”的談話，其具體實施的方式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十億人口的大陸實行社會主義製度，香港、台灣實行資本主義製度”。而實際上，周恩來早在1963年就提出類似於“一國兩製”概念的“一綱四目”，強調“台灣必須統一於中國”，除外交事務外，其餘軍政大權與人事安排均交由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行使。之後，從鄧小平到習近平曆任領導人所提出的“一國兩製”，其核心精神大致都是延續此一概念發展。而近年來中國大陸學者普遍認為，“一國兩製”實質上是一種“合中有分，分中有合”的製度安排，未來的兩岸統一是一種由形式統一邁向實質統一的進程，兩岸的外交權必須“合一”，在國際間隻能有一個“中國”，但在“一中”框架下，彼此的內政可以繼續“分治”。

　　在此不妨將“一國”與“兩製”區分開來分析。首先來討論“一國”：許多人反對“一國兩製”的理由是中共所定義的“一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接受此一製度安排無疑代表“中華民國”的消滅，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完全統治。在鄧小平的1984年談話中，所指涉的“一個中國”確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他之前在1983年也曾提過兩岸如果能夠統一，包括“國號、國旗及國歌”等事項都可以談。已故的前海協會長汪道涵更曾於1997年明確表示“一個中國並不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等於‘中華民國’，而是兩岸同胞共同締造統一的中國”。而從江澤民之後的中共曆任領導人，在對台相關談話中，“一個中國”也逐漸成為一個兩岸統一國家的概念，鮮少指明“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更常提到的是“兩岸同屬一中”的說法。顯示中國大陸基於“實事求是”的精神，重視的是兩岸統一的實質內容，而非表象的名稱問題，“一個中國”的“中國”究竟該如何定義，可以由兩岸共同討論決定，並非是鐵板一塊；反而是台灣部分人士被意識形態所綁架，刻意將“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一國兩製”的“一國”劃上等號，畫地自限，自動放棄了解釋的話語權。

　　其次來探討“兩製”：相較於“一國”，“兩製”則有更大的探討空間。台灣方麵早在蔣經國“總統”任內即提出“一國良製”用以抗衡中共所提出的“一國兩製”，之後陸續提出了“一國兩府”、“一國兩區”、“邦聯製”與“聯邦製”等“兩製”相關論述。黃光國及張亞中兩位台灣學者曾分別提出“一中兩憲”與“一中三憲”的“兩製”概念，前者是從兩岸政治現實的角度出發，雙方政府各自在其有效統治地區實施一部《中華民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後者則是在“一中兩憲”的基礎上發展第三部憲法性文件，主要用來處理未來兩岸統一後的政治製度安排，其內涵包括“和平協議”、“軍事互信機製協議”與“國際空間協議”等三個協議。而在2015年一本由中國大陸智庫出版、被列為“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政治學第一名的《“一國兩製”台灣模式》專書中，對於前述的“一中兩憲”與“一中三憲”給予高度評價，將兩岸定位為“均為整個中國內部的兩個憲政秩序主體”，兩岸在此原則下所建立的“兩製”模式，既非“單一製下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也非“聯邦製下聯邦與區域政府的關係”，而是一種具有“聯邦分權精神的準聯邦關係”，在現實國際社會上也有坦桑尼亞的成功案例可資借鑒。

　　習近平所提出的探索“台灣模式”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曆史性工程，政府與民眾都不應該輕忽以對，應該以正麵且積極的態度來應對。但很可惜的是台灣目前兩個主要政黨都受到意識形態或政治包袱的影響，民進黨“假台獨，真反中”，罔顧台灣民眾利益，不惜激化兩岸情勢以達到特定政治目的之惡劣心態固不待言；而國民黨為了選舉考量，也放棄了兩蔣的初衷，長期以來避談統一。故而如果要期望國、民兩黨能夠以大是大非的宏觀格局，突破既有觀念窠臼來探索“台灣模式”，恐非易事。在這種情形下，政治立場較為客觀中立，也比較沒有政治包袱的第三勢力，反而更能夠發揮積極作用，而近年來由柯文哲帶動的“白色力量”，乃至於去年由非典型國民黨員韓國瑜掀起的“韓流”風潮，都說明了第三勢力在台灣存在著許多發展空間。中華民族致公黨以“致力為公”作為政黨核心價值，一貫致力於公民服務、公眾利益、兩岸和平統一與中華民族複興，以追求“兩岸和平，經濟共榮”作為努力目標。個人在中國大陸經商多年，深刻體認到對岸擁有許多資源及發展機會，一向主張“全世界都回避不了中國，台灣更不能回避”，台灣無論那一個政黨執政，都沒有權力為下一代決定他們的未來，更沒有權力切斷兩岸之間的關係。

　　根據個人的觀察及分析，中國大陸提出的“一國兩製”在經過三十多年的調整與修正後，現行意涵中的“一國”並非強迫人們在現存的兩個政治實體（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中二選一，而兩岸統一後的“兩製”也不同於“香港模式”，兩者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探索與討論空間。如果從更宏觀的角度探討，兩岸之間“一國”的統一國家概念，在文化上的意涵更大於政治上的意涵。孟子曾說：“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故從曆史的麵向來說，中國自古以來強調的統一，在文化上統一的意義及價值遠大於政治上，甚至是血緣上統一，政治上的統一或可用武力達成，但文化上的統一卻有賴於爭取人心，這也是習近平之所以要提出“實現同胞心靈契合，增進和平統一認同”的主要原因。在台灣這塊土地上，除了原住民族及新住民外，大多數民眾的先祖都來自黑水溝的另一頭，兩岸共同傳承沿襲了中華文化，彼此在語言、文字、宗教、習俗、生活習慣與諸多文化概念（如家族概念）上有著許許多多的共同點，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因此，我認為應該將“兩岸同屬文化一中”作為探索“台灣模式”的基礎，各方不要拘泥於政治名稱而爭執不休，甚至怒目相向，而應該聚焦思考如何在現行“中華民國憲法”的框架下，尋求建構一個能夠確保台灣現有民主法治製度與民眾福祉，讓兩岸不同的政治與社會製度可以共存共榮，長期發展的“兩製台灣方案”。

　　中華民族致公黨作為第三勢力的一份子，願意貢獻一黨之力，在探索“台灣模式”上扮演積極性的角色，與其他致力促進兩岸和平發展、維護台灣民眾利益的第三勢力政黨與團體，共同擔負此一曆史性的責任。

　　（作者陳柏光，中華民族致公黨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