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你想象的要難
先看看日美經貿談判,也同樣是難產了幾十年。
“1985年日本順差占到GNP的3.7%,1986年升到4.4%.....1986年4月,日本發布了《前川報告》",基調是:“日本經常項目收支順差是給世界經濟帶來巨大混亂的主要因素”,“經濟結構改革勢在必行”,“必須調整到GNP的2%左右”。
“提出了許多建議,例如完善社會資本、擴大消費、相應調整稅收、開放門戶等......幾乎是集今日(小泉時代)所說結構改革所有菜單之大成”。 “小泉聲稱自己是涉及結構改革的第一人,事實恰恰相反,幾乎曆代內閣都涉足過結構改革,隻是效果有限罷了”。
“(1993年8月)細川內閣一成立,便開始實行結構改革,首先是籌建以放寬管製為核心的經濟改革研究會”, “清點細分的結果,日本的管製政策總數約11000項左右”。“《平岩報告》簡要鮮明的提出,原則上廢除全部經濟管製政策。一時間招致相關各省廳的激烈反對。”
“報告出爐不久,細川內閣就下台了。”“感到非常突然。下台的實際原因在於社會保障負擔和消費稅的問題,政府部門提出的相關方針事先並沒有和細川做充分的溝通。”
“村山內閣時,我親自主持製定了立足結構改革的經濟社會計劃,並通過了內閣決議,遺憾的是,這些政策至今無一落到實處”。
“日本的政府機構,特別是經濟政策領域,原本應該是就政策的有效性和政策本身進行爭論的,後來卻演變成為相互爭奪法定權限和財政預算權限,以及操縱這些權力資源的人事權限”
以上摘自《日本經濟政策親曆者實錄》,作者是日本經濟企劃廳的前高官 宮崎勇。
宮崎勇的評論提供了一個新角度:8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多數內閣其實改革意願強烈,可是內閣的改革目標與具體部委的目標和利益相衝突,部委拖一拖或者挖幾個坑,還很容易讓內閣下台走人。
如果這條脈絡能夠證實,那日美經貿談判的長期難產也就不難理解:部委不高興、不配合的,談判代表就沒法承諾(對方覺得你自私頑固);強行承諾了簽約了,回來也難以有效執行(對方覺得你言而無信);問題始終解決不了,係統就隻能長期帶病運行,等它自然消失或者出現另外的解決方案。
日本的官製,是日本特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日本官製的最大的特點是,流水的內閣和部長,鐵打的官僚。各部委(日本稱為省廳)的高級公務員們基本是一考定終身,除非觸犯法律幾乎不可能解職。考試門檻非常高,多數考進的聰明家夥的績效差距也不大,接近於完全按照資曆排位升遷,升到最後是“事務次官”,為避免內鬥,也避免內閣部長幹預提拔,慣例由幾位資深官僚內部推舉,通常每人一年輪流擔任,到者有份。設想一個大公司,總經理(首相)大致能決定各部門總監的人選,但各部門總監幾乎一個手下也開不掉、換不了,那政策能否執行、執行效果,很大程度上要看中層團夥的心情。
這套日本特色官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治維新時期,之前日本是各個封建主自有領地、家臣、武士,沒有現代政府、軍隊、財政、官僚係統,要從零開始抄襲拚湊一個現代政府架構,當時的共識是除了考試和年資以外,不給舊勢力派係留下任何幹預的口實。當這個體係開始複製並牢牢占據了社會生態位之後,就牢不可破了。
戰前日本莫名從君主立憲倒向軍國主義,禍害全球,官製就是驅動要件之一。俞天任的《戰犯參謀》對此有非常細致周到的梳理。比如,關東軍幾個軍官私下炸死了張作霖,首相向天皇保證調查並送上軍事法庭,可是到了向軍部要人時,陸軍說“絕無此事”。田中隻能辭職,沒幾天氣死了。到了九一八後,首相犬養毅不承認“滿洲國”還想查辦主事者,那索性刺殺了事。再往後,“七七”、“淞滬”、乃至避免太平洋戰爭的“日美諒解案”,內閣都隻能順從或者硬忍,忍不下去就走人。
戰後美國占領軍對官製動了第一次大手術。閹割陸海軍乖乖的聽內閣吩咐,地方知事(等同於省長)也不再由官僚選拔任命。不過經濟產業交通規劃民生等大權還掌握在官僚手裏,按照明治維新以來的慣例,每周各部委的“事務次官”們開碰頭會,把事情定下來,第二天的內閣會議再通過。不通過?你部長和內閣們換個地方吧,不能懷疑我們的智商、忠誠,更不能影響我們一輩子啊。
官僚主導了幾十年後,成長起來的企業、協會、智庫們大多都控製調教好了,國民和媒體也習以為常,偶爾不滿也吵不了三天就熄火。問題是到了1970年代,日本經濟管製的扭曲開始影響世界秩序,外壓(日語裏有個專用名詞GAIATSU),尤其是外部的帶頭大哥美國的不滿,成為一個持久的壓力。
這時的“外壓”不像戰前,畢竟安全要仰仗美國駐軍,經濟也仰仗對美出口,走向翻臉對抗的可能性完全不存在,所以隻好拖延、硬忍。有些首相和內閣團隊不那麽乖順,會玩陰的或者來硬的,就趁機啃下一點點,比如增設副大臣、政務官來分解權力,大部製改革合並裁撤,曆經了十幾次大大小小的手術,尤其是2009年取消了有120多年傳統的“事務次官會議”,由首相部長們的內閣會議負責決策,官僚們負責執行和反饋,這以後日本的官製才勉強正常。
在長達幾十年的日美談判中,部委官僚們施壓談判代表少做承諾,或者麵上承諾,私下用土地審批、細節規定、行業協會等繼續阻撓,最後再兩手一攤“法律規定,等我們修法吧”、“民間行為,我們不好越權幹涉啊”。幾十年裏,美國總統和日本首相彼此努力示好,打高爾夫、看相撲,談判代表們一輪輪摳著字眼、宣布取得成果和共識,彼此辛苦的打好自己那份工,然後,大多數時是照舊。
對於這個病根,美方決策圈也一直沒摸清門道找到良藥,因為美方有他特色的短板。
美方外交團隊的短板
為敘述方便也從官製角度開始。美國聯邦政府的官製是另一種異類,議員、州長等官位隻來自於選舉,法院、聯儲等機構也接近完全中立,總統隻能從圈子裏挑個相對順眼的,加上議會、司法、預算等嚴格製約,剩下有限不多部門的人事權、決策權,就索性給足給透。這個傳統由來已久,比如林肯上台時能把1600多名聯邦官員換掉了1400多個。
美式官製有幾個好處:一是每屆總統的團隊內部,不會長期內耗和僵持,哪位高官形成阻礙就直接換掉;二是眾多商界、法律界、學術界的一流精英輪流進入政府,往往能夠引領變革、突破困境;三是換屆時高官們通常毫不留戀的走人,繼任者廢棄政策時沒有師徒情分的顧慮,甚至以此為樂以此為政績,這使得官僚機構對社會生態的扭曲塑造非常輕微。
這套官製是美國持續領先的重要組件之一,隻是很少得到重視和借鑒,追趕者大多停留在抄抄憲法和政製的層次。好像照抄卓越公司的章程和架構,而不考慮管理層執行層的選拔和約束機製,也能成長為一流公司似的。
負麵作用當然也有,而且主要表現在外交領域,尤其美國先天條件雄厚,“外交搞砸了又怎樣,也傷不了我們皮毛”。按照學者米德的說法,美國的外交傳統可以粗分為四種流派,分別更偏重商業拓展、民主製度、安全富強、世界道義。總統會傾向於其中一兩個流派,另外的就在議會和媒體上吵鬧施壓,除非碰到把這四派全都得罪的挑戰者,多數時候具體外交策略是不那麽穩固清晰的。
具體外交策略的不穩定確實傷不了美國的皮毛,對其他人卻往往致命。比如聽由德國一戰前挑戰英國,關稅法案讓多國陷入經濟危機和政權更迭;二戰時的外交也嚴重受蘇聯影響:雅爾塔體係丟掉東亞東歐、布雷頓森林體係把美元與黃金掛鉤、組建聯合國等等架構,摻雜了太多蘇聯的意圖(維諾納計劃);之後在東南亞、非洲、中東等地,經常因為總統和國務卿的了解有限、倉促決策,搞得美國灰頭土臉,盟友們一片哀嚎。
回到日美經貿談判這條線上來。美方每幾年一換的代表們,很多是領了任務和指標,還沒搞清楚病症和病因,就又換了人,取得突破往往是巧合,糾扯不清、雞同鴨講、表麵上緩解而把病根拖下去,這才是常態。
至此,談判雙方是什麽人,總算大概有個框框了,輪到“雙方到底爭執為何事”。然而這個也不容易厘清,因為中間經曆過一次大的遊戲規則切換,原有的攻略不適合繼續用,各方都自己摸索新版的攻略,很容易產生摩擦。
新舊遊戲規則的劇烈切換
總統裏根、財長裏甘和聯儲主席沃爾克的四年期間,完成了黃金的徹底脫鉤,這相當於改寫了底層代碼,此前很接近你爭我搶的零和遊戲,而此後更接近聯手做大的增量遊戲。國際貨幣金融體係、政府和市場的角色分工、經濟周期和發展理論,等等,也隨之調整。很多舊的攻略指南也紛紛不好用了,甚至越是努力,給自己帶來的損失就越大,給體係帶來的風險就越多。
美元掛鉤黃金時期可以算是遊戲2.0版本,很接近零和遊戲,沒可能長期持續。美國要顧忌庫存黃金能否維係承諾,不得不縮手縮腳近30年,援助給了英國、希臘、土耳其和以色列後就不夠給蔣介石,越戰需要每年摳著預算打,蘇聯在拉美、非洲到處煽風點火也隻能幹瞪眼,給反對派扶持幾百萬美元就算盡力了…說美元綁定黃金是霸權和剝削,還不如說是蘇聯下套戴上了鎖鏈更接近實情。直到裏根搞起全球資本自由流動,才掙脫這個枷鎖,國債總額從七八千億美元飆升到約三萬億美元,有底氣和蘇聯全麵硬懟,蘇聯就怎麽都支撐不下去了。
對於美國以外的各國,2.0時代也是悲劇。由於國際流通貨幣和資本嚴重不足,各國也承擔不起萬一緊縮連串兒貿易崩潰的風險,紛紛選擇關稅保護、自主替代等低效策略。日本雖然搭到了美國開放的便車,資本的大頭也是依靠自己積累的。60年代初曾為了1億美元公債那點利息的免稅指標,花了1年多談判懇求,誰能想到一兩代人之後,中國每天甚至每半天接受的FDI都不止這個數,根本不需要誰批準額度…
學界思想界的理論和分析範式,也能找到金本位影響的影子,間接影響曆史的進程。黃金不足必定引發貨幣和信貸的定期坍縮,大量資本、生產力和消費力同時毀滅,馬克思推斷財富會絕對集中、窮人將一無所有;凱恩斯主張提升政府開支比例以緩解信貸和經濟大起大落,一段時間內被當作救星;國際之間極難協調,新富的國家必須增持黃金,已富的國家無法忍受黃金流出不得不貶值再掙回來,無限期的協調忍讓不符合政客和選民的天性,早晚會走向貿易戰、匯率戰和熱戰,所以那時列寧判斷帝國主義之間必然爆發戰爭也是對的…..
直到裏根-裏甘-沃爾克時期,才把這個遊蕩幾百年的幽靈趕回瓶子裏,新的操作係統開始運行,世界進入了一個全新時期。
裏根主導減稅增債、放鬆管製、私有化等措施後,官僚的幹預權力幾乎砍沒了,國內和全球投資者在產業、股票、期貨、外匯、基金、創新、VC、房產、農地、林地、油田等能夠想到的所有資產和組合方式上自由嚐試,也同時帶來效率、稅收、就業、知識技能和居民收入的最優實現。期間大量外部資本也湧入美國,引發美元快速升值,升值使進口產品價格下跌,出現了“高增長低通脹的反常現象”。
對於資本流出國,政府也不需要像以前慣例去調低匯率、提升利率、緊縮信貸等措施來留住資本(黃金),讓整個社會都承受痛苦;什麽都不幹預反而更好,短期資本流向美國會導致美國需求強勁和自己幣值下跌,結果是出口和就業快速增長,當然資產價格會有些下跌。有些部門失血有些部門回血,幾個波動之後身體更健康了。以前是必須要堵否則會失血到休克,現在是最好別堵否則一定會長出腫瘤。
對照更老版本的操作係統的話,會發現提升更是顯著。把部落聯盟和皇權王室暴力競爭那幾千年當作1.0時代,自家資本是任意抽稅的對象,別國資本當然燒光毀光為好。光榮革命之後算2.0時代,英國政府彎下腰來開始和境內外資本達成穩定的契約合夥關係,百餘年時間就把1.0時代的恐龍捕殺完畢。3.0時代美國政府帶頭跪下後,“資本沒有祖國”,對各個政府挑三揀四,誰對資本更友好,就去耕種一番;誰繼續頤指氣使甚至動粗沒收、翻臉不認的,比如八十年代的南美,90年代的東南亞,以及這十幾年的津巴布韋、委內瑞拉等等,境內外資本就飛速消失逃離,留下滿地廢墟。
3.0時代資本沒有了國別之分,在投資收益率的壓力下,往往比別國政府還關心發展,關心能不能給窮人提供更多工作機會和工薪收入,消費能力是否能提升,交通電信的硬件網絡,民法商法和銀行金融的信用網絡,能否下沉覆蓋到盡可能多的人、盡可能多的土地和房產…新卷入的窮人買的起更多的家電、電腦、汽車和遊戲,如果還能開始申請汽車或者住房貸款就更好了,這些會給舊資本帶來更高回報,同時也是新增資本的源泉和基石。
這與之前的大國戰略外交理論完全相悖:霸主國家怎麽可能真誠的期待外部國家秩序穩定、經濟增長和人民富裕呢?可是設身處地的想一下,農業時代的爭奪土地,和工業時代爭奪廉價原料,這點價值,3.0時代的領跑者們真的看不上眼了。外部世界走向動蕩和窮困,才是他們最擔心的:這樣下去科技醫藥航空金融軟件芯片等賣給誰?薪水和分紅還能撐多久?我孩子將來是收入更高,還是去種土豆小麥,甚至背槍上戰場?不,絕不。
資本的擴張渴求,和美國政界的商業拓展派、世界道義派的主流一拍即合,成為全球化三十年奇跡的主要推手。當然其中會夾雜著各種浪花,對新資本仍然心懷疑懼的人群,試圖搭便車表演愛心爭取選民的政客,抗拒交出幹預權限的官僚,以及擔心在玩法下喪失優勢的企業和行業,等等。
所以,把日美經貿談判當成兩軍對壘的零和遊戲,起點就錯了,因為財富不再是限量的。走馬燈一般輪換的雙方代表們其實更像在同一戰壕,共同修補BUG,安撫自己背後各種利益團體對這個係統的不滿、哭鬧和幹預。
日美雙方究竟做錯了什麽
大致梳理了日方、美方的團隊,前後兩種版本的遊戲攻略,大合作小摩擦格局,總算可以開始評價雙方了。先理順框架並大致認同,才能避免基於碎片事實而推斷“美帝想要什麽,日本該怎樣才是對的”,這種片麵的曆史經驗和智慧,往往害人不淺。
為了中立評價雙方的行為,這裏完全虛構出日美各一位投行經濟學家的對談,直接切中核心,無需耗費很多時間去梳理雙方的無窮無盡的細節。
第一輪,85年左右,美方代表簡稱為A,日方代表簡稱為J。
A:滿世界都在討論美國財政和貿易赤字,可惜大多數連赤字的多麵性都沒想過。減稅引發的投資收益率升高,自然會吸引外部資金流入。這個流入,在我們眼裏是衝著投資收益率來的,而在財政眼裏是新增預算赤字有人填補,海關眼裏是貿易出現大筆逆差—出口商收的錢沒有買東西回去而是留在美國,自然是逆差;聯儲眼裏美元受歡迎,升值接近一倍;經濟學家看到了“無通脹的高增長的反常現象”,其實是美元升值導致進口增多而且價格下跌,摁住了通脹;議員們看到的就是失業和保護主義提案的表演機會。
在一定的限度內,通過給企業和工薪階層減稅的方式,把國債占GDP的比例提升20個點,那會刺激企業擴大投資,新增就業和員工收入,這些新增收入(小部分還會加上汽車或者住房貸款的杠杆)又會變成另外企業的新增盈利、新增就業和收入,這種循環乘數效應有可能導致GDP總量增長40%。當然這個遊戲會有一個上限。原則上通過減稅把更多資本留給企業家和就業者去支配,總歸是效率提升。其他國家最好盡可能籌劃跟進才對,盡快減稅、削減管製。
拋開各種表象和各流派的藥方,回歸一下基礎邏輯。資本和貿易同時自由的話,那失業,貿易順差逆差,資本流入流出,匯率波動,這些都是必然現象,就像人有呼吸有脈搏。美國紡織、汽車和家電行業的失業是好事,如果日本賺到的錢買了波音、惠普或任何其他公司的產品,這些公司的擴張會直接或者間接的吸收失業。即使不買產品,而是選擇某些企業的股票、債券或者其他資產,那也會因投市場變化匯回,或者因個人因素而變成采購,這對彼此的消費者和產業界乃至政府稅收,都是有利的。
但政府管製就完全不同,特別是錢被你們央行收做外儲長期投放回來,就是一個雙輸的幹預。你們的錢沒有變成訂單,相當於我們的企業和工人被抽水,卻沒有回流;訂單的消失意味著投資機會的消失。而投資機會是一切增長的源頭:在生產循環是就業和工薪提升的源頭,在資本和貨幣循環也是貨幣創生和還貸支撐的源頭。持續抽走訂單直到極限時,工薪的現金流無法支撐房貸價格,股票分紅和債務利息無法支撐養老金增值,或者資方和工人的不滿積累到要求政治解決時,都會引發係統的不穩定。
所以前十幾年的協調和爭吵其實是走了彎路,應該隻盯著資本和貿易自由,減少政府幹預尤其是限定外儲比例。穩定匯率的任務交給市場,要方便境內外民間金融機構、企業和居民們自由對賭,看多方本來就是看空方的最好儲備。日本想避免升值過快傷及出口,那就分析怎麽能多進口,比如廢除進口關稅和管製;比如減稅提升企業投資回報率、國內就業和工薪收入,優化信貸覆蓋、保險覆蓋和土地房產流通抵押,讓更多人能夠買更多國產高端品還有進口高端貨。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勒緊腰帶,犧牲居民的福利,犧牲企業的資本積累,去為美國輸血,還惹得美國火冒三丈、循環不暢。
可惜,行長、財長、商務部長、外長等技術官僚,總統首相議員等政治家,總是盯著眼下的KPI和壓力行事,糾結於症狀而非病因,真是糟蹋寶貴的時間、金錢,破壞盟友之間的友誼和信任,還增大了體係的風險。
J:日本這邊政府和國民的觀點非常糟糕,可能是政界學界和傳媒缺少一流的金融家的影響。老派穩重的國民以為美國借債度日是墮落和隕滅,擔心未來世界去向哪裏;年輕的民族主義者相信順差證明了日本的優勢,滿心期待著未來是日本世紀。如果他們想明白,在國內增長率和投資收益率高於美國時,還出現外儲和順差,屬於強製對美輸血,那不知他們會不會去罵央行“非國民行為”(注:日奸行為)。
美國成為全球投資者的樂園,一流企業優選去美國投資或者上市,各國精英富豪優選移民去美國,形成了資本+人才+富豪的巨大順差,那必然對應著二三流商品領域的巨大逆差。這種新玩法的訣竅,不知下代人能不能搞懂。
我感覺,從農業轉換過來的第一代人,都會為現代工業和技術目眩神迷,以為搞定就贏得了終極勝利,其他應該是被壓縮的犧牲的,他們理解不到,是金融和資本的循環機製,在主導著分工和貿易,主導著他們提供什麽產品和賣給哪些能買的起的顧客。而理解不到,就追趕不了。
除了觀念不接受外,更多明著暗著的阻力,來自於各省廳這些逐年熬上來的官僚共同體。比如通產省就不想開放,一是為了自己的政績好看,二是放外資進來就不好繼續幹預指導,三是確保關聯的圈子利益不被衝擊繼續圍著他們轉,開放了進來了很多不把他們當神的美國人,那日本企業也不把他們當神了。至於高價由國民支付,麻煩由談判代表擦屁股這些,跟他們的獎金升遷一點關係都沒有,自然毫不關心。而其他負責具體行業和要素市場的幹預的部委,比如國土廳和農林水產省,就比通產省隱蔽而且致命許多倍。
A:你們也是奇葩,沒有單獨的商務部。財長行長外長商務部長的思考起點通常還是國家利益,通產省、國土廳、農林水產省這些家夥一直阻攔的話,那順差、外儲、貿易摩擦就永遠不順暢。我們那邊的搗亂也很多,不過沒什麽持續性,過完選戰那一陣風就又搖擺回來了。偶然的失控一次,倒是捅了天大的亂子。胡佛總統競選時向憤怒絕望的破產農民承諾一定通過關稅法案,不顧上千位學者反對,也不顧福特老板和摩根總裁的整夜跪求,仍然選擇兌現。結果引發全球連環的經濟危機,德國日本脆弱的憲政體係沒能撐過去。不過我相信幾代人之內,美國絕大部分力量都會不惜一切代價去避免悲劇重演,在最壞的選擇時,寧可單獨對一國發動戰爭,也好過全麵切斷貿易引發全球混戰。
J:你們那次關門可真是間接要了一億人的命,但回看過去的話,你們的破產農民早晚會造反的,金本位這個老係統的曆史車輪總是要不斷的碾壓一些人,拚命阻攔的越久,出來碾壓時的犧牲品就越多。除非一戰之後各方沒有恢複金本位,而是創建了類似現在的體係。
第二次:1988年前後
J:趨勢很不妙,三年來,匯率升值約一倍,但貿易順差還是漲的很快,為了防止升值導致緊縮的財政擴張預算也在執行,加上資本流入,三個水龍頭各自灌各自的水,央行不得不拿日元買下來,股市和房價已經有泡沫的跡象。央行如果放任日元無限製升值,確實能強製調整,但三年升一倍已經不慢了,也想聽下你的意見。
A:哪有央行不得不拿日元買下來,還是不肯改弦更張。要立即放開企業和居民持有和交易外匯資產(注:實際上到1998年才完全放開)。阻礙他們持有,可不就是央行代為持有,接盤放水會讓你們澇十年旱十年,一代人大起大落。交出去以後,央行就堅決坐視升值直到市場信心動搖開始掉頭,前幾年法郎英鎊四年貶一倍也沒什麽。堅持不介入,升值也會迫使出口部門找進口管製部門幹架。
二是這麽多資本流入,你們卻拿不出更多的杯子接,可不是要溢出來。務必要保證土地房產和股票等資產的供應增速能夠靈活跟上。聽說你們核心農地轉移用途需要部長和省長批準,不轉用途也隻能轉移給農民打理,禁止資本公司和市民插手,農產品貴到天價,整個經濟都在給輸血卻又沒什麽產出,簡直就是現代經濟的麵子封建農奴的裏子,禁止流通還讓泡沫全堆在城市裏。(注:直到2009年時日本務農人口平均年齡約60歲了,很多土地拋荒,資本下鄉經營農地的禁令才解除)。
J:國土和農地確實管製極多問題很大。你們有全世界的優秀企業跑去買地建廠,美國企業一有機會就到城郊大塊的拿地建總部,可是日本土地管製極嚴。不僅是外資工廠進入日本受到阻礙,日本製造業以外的公司大多也隻能擠在城裏付高租金推高房價,富豪也沒法像你們退休後下鄉去搞大房子。結果導致與美國相比,日本的機會更多積聚在劃定圈子裏,錢也都更多的堆在劃定圈子裏,也有更高比例的青年又苦又累好幾年才擠進小房子,生育率自然也會比你們低不少。
可是國土廳和農林水產省根基非常深厚,由於人均耕地太少、糧食自給率太低,管製和保護很少有人質疑,積攢的法律也很多。農民選票和農協、基層官員利益一體,組織程度堪比二戰前陸軍海軍,內閣和議會很難搞定他們,倒是他們使個眼色,內閣和議員們就會識趣的趕緊低頭閉嘴。
A:關於土地,我們好像有個專家組來過,建議務必停止國土硬性管控,方便房產商和居民換地流轉整片開發,把規劃審批權限給到基層社區,為了避免過度囤地可以統一征收一點點持有稅。你覺得能調整多大?
J:很不樂觀。即便明知泡沫將至,也很難讓國土廳修改目前的第四次全國綜合開發規劃,隻能等到編製“五全綜”時放鬆(注:“五全綜”是94年修訂、98年執行)。國土廳如果承認“四全綜沒能預計到需求猛漲,所以需要緊急調整”,那別人會問“難道以後就能提前預計十年嗎,還是方便個人業主自行交易、地方自行核準吧”,會危及到官僚們的位子。而如您所知,官僚們寧可滅國也不肯自裁,這是我們的文化傳統,當年珍珠港咬你們時,你們隻以為日本政府瘋了,沒看到背後是陸軍官僚們堅硬如山,內閣垮了好幾次。
A:土地流動性推進不了,那金融開放能不能補救?你們的銀行,會數地皮、和老客戶喝酒、按計算器就能活的很好,有著全球規模的資產,管理還停留在20年前,照慣性思維加碼信貸是火上澆油。還有你們股市的市值排在世界前列,可感覺公司治理比我們要落後兩代,要是在紐交所上市的美國公司,早就被收購兼並重組了,二三流業務線賣給同類、做強自己優勢部門,高管也優化幾輪,股價這麽高也會增發股票囤積現金還會壓低泡沫。銀行和股市是對成千上萬個企業的競爭優劣進行裁判的係統,難以想象一個經濟大國的核心功能,竟然是這個樣子的。
J:現在正是歡歌笑語的高潮時期,多半要等摔倒了才會大動。沒有世界一流同行進來毆打一番,自己的進化就停滯了。我倒是很懷念明治維新初期時的製度創新發明,那時四成政府預算用於給武士大名發津貼,協助完成了新舊勢力的切換,不像大清保守派和維新派耗了幾十年死了無數人。
第三次,1995年前後。
A:恭喜你們把自殘之路都走了一遍,現在還在繼續自殘,未來可以當作教科書了。
危機處理有幾點很好奇,一是財政政策,為什麽大興基建花錢,同樣是增發國債,走減稅道路的話還能刺激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新基建已經沒有回報,浪費了寶貴的窗口期和國債額度,最後不得不增稅時就徹底鎖死了。國民背著巨債擠小房子又沒有生育率,將來國債找誰接續,用什麽資產的現金流撐著?
二是貨幣政策。這幾年日元居然還升值。銀行喪失放貸功能屬於係統性危機,救助是央行最緊急的要務。這時企業變賣境外資產回國補窟窿,無限接盤壓低匯率是一舉多得,一是能幫那些企業還債輕鬆一點,二是有想試著抄底的吞並的也得到足夠軍火。泡沫前不該放水的時候放水,危機後該放水的窗口期又矜持了。搞不懂。
三是為什麽不趁這個機會強製重組出售兩三家大銀行和證券公司?讓美資進來占一兩成份額,把銀行和資本市場效率提升一級。清理掉失敗者、讓優勝者擴張,這對係統的重要性遠遠超過撇賬,也是社會為危機支付慘重代價後所能得到的最有價值的回報。
J:還是幾個官僚集團各吵各的、各做各的,內閣無法協調。總算上來一位不是自民黨的首相細川護熙,他沒太多利益糾葛,可是也沒太多實力。他計劃要廢除全部管製,切斷官僚與企業界和協會的關聯,實現日美經濟一體融合,可惜公布沒多久官僚們就給他挖坑,逼他辭職。更寒心的是,他辭職了一個月,竟有槍手在公開場合刺殺他,理由是因為他的戰爭道歉,還好沒有擊中。
我覺得日本二十年內難有起色,再以後,思維更現代更國際的當下年輕人熬成高級官僚了,也許會不一樣。如果十幾年前,裏根改革時施壓更係統化一些而不是整體縱容、零打碎敲,或者日本沒有自滿於產品和技術的進步,而是更多關注產權金融和製度等領域的開放和跟進,或者雖然不懂但隻管無腦硬抄,那即使官僚、公司高管、土地的流動性隻有你們的一小半,也不致此。
A:部委和官僚沒有流動性,公司和高管沒有流動性,土地缺乏流動性,製度也缺乏彈性,處處和資本貿易要求的流動不合拍。趕巧了20年就走到極致,時代或者係統一變就死活轉不過來,是這個意思嗎?真是太可惜了。
J:沒能突破確實非常可惜,倒也沒啥奇怪,似乎隻有英語民族的心態文化是和資本規則是先天就內嵌互生的,看看法國德國意大利俄羅斯中國,日本韓國台灣,大家都或多或少的需要英美的壓力才能轉過去。我們倒是有個專用名詞,外壓gaiatsu,還好外壓來自你們而不是法德俄等,那可是會糟糕到不敢想。
日本沒什麽激動人心的了,要不我們換個關注方向,一個重量級的新玩家?
A:我也覺得中國的走向激動人心浮想聯翩。93年起他們的動作很大也很堅決,但估計嚴重缺乏經驗和人才,比如明明很窮而且增速很快,為什麽要追求貿易和資本雙順差,把寶貴的外匯存在美國而不是換成急需的設備、原料和技術,還搞到通脹不可收拾?而且現在鎖定了匯率,再這麽鎖定的話,泰國印尼馬來菲律賓會受很大影響。看不懂。
J:日本已經很難懂了,對中國就不宜著急下判斷。他們走了幾十年的公有製,企業、員工、土地大多還是國有的,現代銀行和金融近乎於零,各種部委廳局倒是百八十個,能轉過來的難度和風險比我們高好幾倍。但願這次轉折能少一些彎路,也祈禱這頭大象千萬別亂撞,把係統給搞崩了。
(上篇完,下篇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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