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澈的無知與“餓死三千萬”
齊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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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長期以來我國廣泛流傳著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三千萬人”，並且出現了一些研究者，這些研究者們宣布他們“計算”出了我國在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三千萬、四千萬甚至更多的人。其中最著名的是金輝先生、丁抒先生、曹樹基先生和楊繼繩先生。
金輝先生1993 年“計算”出我國三年困難時期“餓死”的總人數為4060萬;
丁抒先生 1996年“計算”出我國這一期間“非正常死亡”的總人數≥3500萬;
曹樹基先生 2005年“計算”出我國這一期間“非正常死亡”的總人數為3250萬;
楊繼繩先生 2008出版了一部《墓碑》，“計算”出我國這一期間“餓死”的總人數為3600萬;
現在這個名單中又增加了一位新的“研究者”李澈先生。
今年(2012年)《炎黃春秋》第七期上發表了一篇李澈的文章《饑荒年代非正常死亡的另一種計算》。這篇文章的作者聲稱他“計算”出來我國在1958～1962年五年中非正常死亡總人數為3456.8萬人。
二、李澈先生的宣稱
李澈先生這篇文章最為引人注目的一點是他公開明確宣布：在研究“三年困難時期”人口非正常死亡問題時，“更高深的數學工具”是“無能為力”的，隻要“用簡單算術就可以算出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
很顯然，在李澈先生的眼裏，研究“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人數問題時，隻要“用簡單算術就可以”了，比“簡單算術”“更高深的數學工具”統統都是“無能為力”的。
李澈先生敢於這樣說，那麽他究竟是做什麽工作的呢?李澈發表這篇文章時注明他是“汕頭大學醫學院退休教授”，通過這個線索，由以下網http://oldweb.cqvip.com/qk/90118X/199804/3254795.html 可以知道李澈是汕頭大學醫學院生理教研室教授，曾經發表過“一種分離大鼠竇房結自律細胞的簡單方法”的文章，由此人們就可以知道他的專業是什麽了。
一位從事醫學生理學研究的人，在研究他所從事的專業之外的，屬於數理人口統計學領域中一個十分困難複雜問題時，宣布比“簡單的算術”“更高深的數學工具”都是“無能為力”的，隻需要他這位既不是從事數學研究，也不是從事數理人口統計學研究的外行，“用簡單算術就可以”解決困惑全中國全世界長達三十年之久的我國“三年困難時期”人口變動問題,難道李澈先生不感到自己的無知嗎?
現代數學已經有著極其豐富的方法和內容，已經為解決各種複雜的涉及到數據係統的各個領域(這裏當然包括人口統計學領域)中的困難問題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方法和工具。僅就我國三年困難時期人口變動和“非正常死亡”問題而言，現代數學就至少可以提供“係統科學”的思想和方法(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我國人口數據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的數據係統，這一係統需要人們用係統科學的思想和方法去分析和研究)、“數理統計學”的思想、方法和豐富的工具(數理統計學在人口統計學中的極端重要性是眾所周知的)，“模糊數學”的思想和方法(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是模糊的概念，現代數學已經建立了處理涉及模糊概念的新數學分支“模糊數學”，完全可以處理“非正常死亡”問題);而人口學中的“數理人口學”“人口分析方法”等等這些處理人口學問題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工具和方法則都是現代數學在人口學中的應用;利用這些豐富而深刻的方法，完全可以嚴謹的處理和研究三年困難時期我國人口變動問題，包括發現和修正其中錯誤數據。
麵對著這些十分豐富的研究人口變動問題的“高深的數學工具”，一位外行李澈先生，他對這些“高深的數學工具”根本不了解(從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已經把他中學學過的那些代數知識都忘得幹幹淨淨了)，卻在他的文章中公開宣布這些“高深的數學工具”，在研究我國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問題時統統都是“無能為力”的。李澈先生難道不感到自己的無知嗎?
三、哪些人在“計算”“餓死三千萬”?
看到李澈先生的無知，我們不由得想起了另外幾位宣布“計算”出我國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三千萬以上的代表性人物。
宣稱“餓死4060萬”的第一個代表人物是金輝先生。金輝1986年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係。1970年參加工作，任北京軍區政治部文藝創作室專業作家。金輝先生是文學係畢業的作家，他完全可以在自己的專業範圍內做出成績。但是一旦他涉足與他的專業相離十萬八千裏的數學、數理統計學和數理人口學領域時，他就錯誤百出了。從他關於“餓死4060萬”的所謂“計算”中，人們就會發現他連人口統計學中最基本的計算人口死亡率的公式都搞錯了，連一些簡單的算術運算和基本的數學思維邏輯都不清楚。就是這樣一個外行人的所謂“研究”，成為“餓死三千萬”這一謠言的最重要的“依據”之一。和李澈先生一樣，金輝先生在文章中明確宣布他的研究在數學上“不超出小學程度的數學知識”。金輝先生比李澈先生有一些自知之明，這就是金輝先生還沒有宣布“更高深的數學工具”是“無能為力”的。
宣布我國“非正常死亡”的總人數≥3500萬的丁抒先生情況同金輝差不多，我們就不多說了。
宣布“非正常死亡3250萬”的再一位著名代表人物是曹樹基先生。曹樹基先生1982本科畢業於江西師範大學曆史係(曆史學學士)，1984在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生院獲農學碩士學位，1989在複旦大學曆史地理研究所獲曆史學博士，1989-1996華東理工大學文化研究所，1996-2004在複旦大學曆史地理研究所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這樣我們就知道了，曹樹基先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曆史學(農學)專家。他在他自己的專業範圍內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就。但是，一旦他涉足到離他的專業有十萬八千裏的數學、數理統計學和數理人口學領域的問題時，他就顯得力不從心了。從他的關於“非正常死亡3250萬”的研究可以看出，他根本缺乏數理統計學的基本常識，根本不知道“模糊數學”基本知識(非正常死亡是一個模糊概念，處理這類模糊概念的基本數學工具是“模糊數學”)，也缺乏處理複雜數據係統(我國50年代—70年代人口數據是一個複雜的數據係統)的最基本的知識和能力。從數學、數理統計學、模糊數學、數理人口學的觀點來分析他的“研究”，就會發現他的文章中的錯誤，發現他在最基本的數學推理邏輯方麵缺乏基本的訓練。他是一位曆史學學士、農學碩士、曆史學博士，所以他涉及到數學、數理統計學、數理人口學問題時出現種種錯誤，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作為一個學者，他顯然不應該把這些錯誤百出的“研究”拿出來發表。正是由於他發表了他錯誤百出的“研究”，使他成為我國“餓死三千萬”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並誤導了我國許多不明真相的人。
宣布“餓死3600萬”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楊繼繩先生,他是新華社的高級記者。顯然他在數學、數理統計學、數理人口學方麵都是外行。但是他寫了一本《墓碑》，信誓旦旦的宣布他“計算”出我國“餓死了3600萬人”。楊先生是一位記者，他的豐富的文學表達能力和想象能力令人欽佩，這些能力用來些文學作品是非常合適的。但是用豐富的文學表達和想象能力來研究屬於數學、數理統計學、數理人口學領域中的“複雜人口數據係統”是不行的。處理這樣的數據係統隻能用嚴謹的數學和統計學的思維方法和工具，而這恰恰是楊繼繩先生所缺乏的。他的《墓碑》從文學的角度講可以打90分以上，但是從數學、數理統計學和數理人口學的角度講，隻能打零分以下。他在《墓碑》一書中所顯示出來的數學思維能力的極端混亂和數學邏輯的自相矛盾，讓任何一位從事數學、統計學、數理人口學和邏輯學研究的嚴肅學者都無法閱讀。
在了解了以上事實之後，我們感到的震驚：原來在我國宣布“計算”出“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三千萬”以上的幾個著名的代表性人物(金輝、丁抒、曹樹基、楊繼繩，現在又加上了一個李澈)，居然沒有一個是從事數學、統計學和數理人口學研究的，他們的專業分別是作家(金輝、丁抒)、曆史學家(曹樹基)、記者(楊繼繩)和醫學(李澈)。
在仔細閱讀了他們的關於這一問題的文章和著作後，我們發現，他們關於“餓死三千萬”的全部所謂“計算”表明他們的數學水平都僅僅限於小學“簡單算術”的水平(李澈和金輝兩人在他們的文章中明確承認了這一點)，他們在中學所學的代數知識都已經被他們忘了(否則他們隻要用中學代數知識就會發現他們的計算是完全錯誤的);他們都缺乏“數理統計學”最起碼的基本常識，缺乏“模糊數學”最起碼的基本常識(模糊數學是研究“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這類模糊概念所必須具備的基本知識)，缺乏處理複雜數據係統的能力。
事實上，一個具備“數理統計學”、“模糊數學”、“數理人口學”或“係統科學”基本知識的學者，一個還沒有忘記中學代數知識的學者，隻要認真思索一下，就不可能像他們那樣使用學術上錯誤百出的、沒有任何學術依據的所謂“方法”和“公式”去“計算”什麽“餓死人數的”，然後用他們的結論去誤導廣大普通讀者的。
正是由於他們不懂得“數理統計學”、“模糊數學”，不懂得“數理人口學”“人口分析技術”，不具備最基本的數學邏輯推理能力，不具備研究這一問題的最基本的資質，甚至連中學代數學都已經忘記了，他們那些研究充滿了學術錯誤，“計算”拿出來發表。
尤其是李澈先生，對缺乏現代數學基本知識，卻公開宣布小學“簡單算術”之外的“更高深的數學工具”都是“無能為力”的!充分表現了他的無知和可悲!
四、孫經先教授的研究否定了“餓死三千萬”
2001年六月，孫經先教授在《馬克思主義研究》上發表了他的研究論文《關於我國20世紀60年代人口變動問題的研究》，徹底動搖了“餓死三千萬”謠言得以存在的學術基礎。
從網絡上可以知道，孫經先教授是長期從事數學及其應用研究的理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他顯然掌握了李澈、金輝、曹樹基和楊繼繩等人所根本不具備的“高深的數學工具”。
孫經先教授在文章中，利用數學思維方法(這恰恰是李澈等人根本並不具備的)，分析我國那一曆史時期的實際情況，得到了一係列重要結論。
1958年1月我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這一條例的頒布是全國城鄉統一戶籍管理製度正式形成的重要標誌，是當代中國戶籍管理製度發展史上重要的裏程碑。實施《戶口登記條例》時間恰恰是在“三年困難時期”。隨著《戶口登記條例》的實施，就要在全國範圍內對所有人口全部進行戶籍登記、統計。孫經先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指出：這一戶籍管理領域中的重大事件對1960年前後我國戶籍統計人口數據(包括人口死亡數據)產生重大的影響。但是這一重大影響卻被李澈、金輝、曹樹基、楊繼繩等人完全忽視了。
孫經先教授在文章中指出：在1953年全國第一次人口普查以後到1958年期間，由於我國戶籍管理製度方麵的原因，在我國廣大農村地區存在著較為嚴重的死亡漏報現象。他估算我國這一期間產生的死亡漏報人口(按保守估計)約500萬人左右。這500萬人左右的人在三年困難時期實施《戶口登記條例》的過程中被以死亡注銷戶籍。由於這一原因，造成我國1960年前後我國戶籍死亡人數增加約500萬人左右。
我國三年困難時期的戶籍死亡人數約為3600萬,在扣除了這500萬人之後，我國這三年中實際死亡人數約為3100萬人，死亡率與我國1950年——1953年的水平基本相當。
孫經先教授在文章中指出：1956年—1959年由於工業發展的需要，我國大批人口從農村遷移到市鎮，在這一過程中產生重報虛報戶籍人口大約1100萬人。在1960年—1964年期間實施《戶口登記條例》和第二次人口普查時上述1100萬左右的重報虛報戶籍人口的戶籍被注銷。
孫經先教授在文章中又指出：1960年—1964年我國由於經濟出現重大困難，開展了大規模精簡市鎮人口的運動，在這一運動中產生漏報戶籍人口數約1500萬人，在1965年—1979年這1500萬人中的絕大多數重新登記了戶籍。
由於以上所敘述的原因，造成我國在1960年到1964年期間戶籍統計人口(不考慮自然增長)減少3100萬人左右。
這樣孫經先教授就揭開了我國三年困難時期人口減少之謎，指出我國這一期間戶籍統計人口數字減少3100萬的真實原因，這些原因都與三年困難時期人口死亡無關。
隻要認真分析一下金輝、丁抒、曹樹基、楊繼繩和李澈的所謂“研究”，人們就會發現，他們都把上述這3100萬戶籍統計人口數據的減少，全部解釋為“餓死”“非正常死亡”了。這樣他們一下子就把“非正常死亡”的數字擴大了3100萬人。事實上，從他們所計算的數字中減掉這3100萬人，他們的結論就比較符合實際了。
孫經先教授的上述研究顯然粉碎了“餓死三千萬”的賴以存在的基礎。
五、蔣正華先生的錯誤研究
在談到“餓死三千萬”問題時，我們不能不談一下蔣正華的“研究”。
在我國“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人數的“研究”中，蔣正華先生的研究占據著極為重要的地位。蔣正華的“研究”的核心部分是利用數學方法建立了一個數學模型。利用這個模型，他“計算”出“我國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1700萬”。他的這一研究在我國產生了特別重大的影響。
去年六月，孫經先教授在《馬克思主義研究》第六期上發表的論文《關於我國20世紀60年代人口變動問題的研究》中明確指出：“在我國也有一些學者對這一問題作了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蔣正華教授的研究，他認為我國1958-1963 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為1700 萬。在仔細分析了蔣正華先生建立的數學模型後，我們不能不遺憾地指出，蔣正華先生的數學模型存在著重大的錯誤，從而其結論是不能成立的。”
去年孫經先教授又在網絡上發表了《蔣正華先生關於“非正常死亡1700萬人”研究中的重大學術錯誤》一文。在這篇文章中，孫經先教授作為一個專業的數學工作者，係統的指出了蔣正華在研究中出現的一係列重大的數學學術錯誤，由於這些錯誤，蔣正華關於“我國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1700萬”的結論是沒有任何學術依據的，是完全錯誤的。
蔣正華研究最主要的學術論文是他寫的《中國人口動態估計的方法與結果》。非常奇怪的是，這篇文章的全文沒有在正規的學術期刊上發表，而是刊登在《中國人口年鑒(1987)》上。以這種形式發表，就避開了在正規學術刊物發表時的嚴格的學術審查，尤其是避開了數學工作者、數理人口統計學工作者的嚴格審查。
人們隻要瀏覽一下蔣正華的這篇文章，就會發現，蔣正華在這篇文章中，儼然以一個數學工作者的身份出現。一個個普通讀者根本不理解的數學術語，大段大段普通讀者根本看不懂的數學公式和推導。
孫經先教授發表了《蔣正華先生關於“非正常死亡1700萬人”研究中的重大學術錯誤》後，人們才知道：蔣正華在這篇文章中建立的數學模型是完全錯誤的!他的關於“我國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1700萬”的結論是沒有任何學術依據的。
蔣正華既然是用數學方法計算出我國“非正常死亡1700萬人”，他就應該把這一結論的計算過程公布。但是蔣正華2005年10月17日在給楊繼繩的信中寫了一段話，楊繼繩在《墓碑》中公布了這段話。這段話揭開了一個重大秘密。關於非正常死亡1700萬人這一數字是如何計算出來的，蔣正華在信中說：“因我手頭沒有詳細資料，許多計算結果都壓在手稿等資料堆中，要待我有機會再來整理。”
看了這段話後，人們感到震驚!在蔣正華自己用文字寫下的這段話中，他明白無誤的承認了一個重要事實：關於“非正常死亡1700萬人”這一結論的計算過程，他根本沒有整理，更沒有公布!
就是這樣，依靠著一個完全錯誤的數學模型，依靠著一個根本沒有公布計算過程的“非正常死亡1700萬人”，蔣正華一舉成為我國最“權威”的人口學家。他的結論在最近二十多年來被視為最權威性結論，不斷地在各種場合下被引用，並且在我國產生了重大影響!許多善良的人們都相信了蔣正華的結論。我國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至少1700萬人的謠言在我國廣泛傳播開來。
孫經先教授批評蔣正華研究的文章發表一年多了，蔣正華先生始終沒有對孫經先教授的批評做出任何回應。看來蔣正華先生已經默認了孫經先教授的批評了。
六、美國官方1975年對中國人口的估計
在討論“餓死三千萬”問題時，我們看一下美國官方1975年對中國人口做出的估計是有好處的。
在1960年過去十五年以後的1971年1月，美國經濟聯合委員會發表了《對中國經濟的重新估計》的報告匯編，其中利奧•奧林斯撰寫的《中國人口的矛盾能解決嗎》一文中公布了美國商務部和作者利奧•奧林斯分別估算的中國人口數據。該報告是供美國政府決策參考的，反映了當時美國官方對中國人口變化的態度。其中美國商務部關於1959年至1961年期間我國人口的變化數據如下：
中國1959年歲末人口數66453.5萬，1960年歲末人口數67905.8萬，1961年歲末人口數68996.2萬，1960年比1959年人口增加1452.3萬， 1961年比1960年人口增加1090.4萬;
利奧•奧林斯的估計數如下：
中國1959年歲末人口數65110萬，1960年歲末人口數66280萬，1961年歲末人口數67410萬，其中 1960年比1959年人口增加數1170萬，1961年比1960年人口增加1130萬。
由此可以知道，當時美國的主流意見實際上認為中國人口1960年比1959年、1961年比1960年都是增加的，而且增加幅度都在1000萬人以上。這實際上表明了在1975年美國主流意見並不認為1960年前後中國人口發生了重大異常變化，也不認為中國發生了“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事件。
在1960年前後，美國對中國進行了全方位的監視，美國向台灣集團提供了最先進的偵察機對中國進行全方位的偵查，潛伏在大陸上的台灣集團的潛伏人員不斷向台灣提供大陸上的各種情報。據《信陽地區誌》記載，就在信陽事件發生的1960年2月，台灣就出動飛機飛臨信陽地區的商城、新縣、潢川、光山，羅山、信陽縣上空，並空投電台、槍支。這說明台灣當時就對信陽地區實行了偵查，並且信陽地區有台灣的潛伏人員。
所以如果中國大陸真的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占全國人口5%以上的人被活活餓死，那麽台灣集團和美國就必然會得到這方麵的大量的情報。這樣的話美國官方就不可能在1975年對中國的人口狀況做出上述那樣的估計。
七、李澈狂妄宣稱的意義
李澈在他的文章中狂妄的公開宣稱在研究三年困難時期人口非正常死亡問題“更高深的數學工具”是“無能為力”，隻要“用簡單算術就可以”了。
李澈這一宣稱的最大意義就是讓人們看清了“餓死三千萬”的鼓吹者們在“研究”這一問題時的真實的學術水平僅僅是小學“簡單算術”的學術水平。
金輝、丁抒、曹樹基、楊繼繩和李澈在研究他們所從事的專業(文學、曆史、醫學)時的水平可能都是很高的。但是，當他們把研究轉移到離他們所從事的專業十萬八千裏的之外的屬於數學、數理統計學和數理人口學中的問題時，他們所表現出來的學術水平都僅僅是小學“簡單算術”的水平。
就是這些根本不懂得“更高深的數學工具”、連中學所學的代數知識都忘得幹幹淨淨、根本不懂得數理統計學、模糊數學、數理人口學、連計算人口死亡率的公式都搞不清楚(金輝)、缺乏最基本的數學邏輯思維能力的幾個作家(金輝、丁抒)、記者(楊繼繩)、曆史學家(曹樹基)、現在又加上一個李澈(醫學工作者)，製造出了一個比一個驚人的“餓死人數”的記錄。
令人可悲的是，就是由於蔣正華的那個學術上完全錯誤，計算過程根本沒有公布(事實上他根本不敢公布他的計算過程)的“研究”，就是由於金輝、丁抒、曹樹基、楊繼繩(現在又加上一個李澈)這些根本缺乏研究這一問題最起碼資質的“外行們”的錯誤百出的“研究”，使得“餓死三千萬”的謠言在我國廣泛流傳。
現在這些人中的一位，李澈先生又向人們公開宣布，在他們眼裏，比“簡單算術”“更高深的數學工具”都是“無能為力”的，隻能由他們這些外行們“用簡單算術就可以算出”三年困難時期的“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
“餓死三千萬”就是被這樣一些人“計算”出來的。難道人們還能相信他們製造的謠言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