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正亨與中國遠征軍
林正亨1915年出生在廈門鼓浪嶼林公館，是台中霧峰林家的後代。台中霧峰林家和台北板橋林家，是彼時台灣最富有且最具影響力的兩大家族。林正亨祖父林朝棟在中法戰爭時以協助台灣首任巡撫劉銘傳抗法出名，欽加二品頂戴，1895年統領“棟軍”再次抗擊日本侵略軍，後來奉旨舉家內渡。林正亨父親林祖密（原名資鏗） 自幼接受儒家教育，又屢屢隨父於軍旅，膽識兼具，在林朝棟內渡不久即回台管理龐大產業。1904年，林朝棟客死上海，臨終遺命子孫：“台灣是在我任內丟失的，我的家人一定要收複台灣！”林祖密借奔喪之機，將全家遷回閩南祖家，為此置在台家產於不顧，提出退出日籍，恢複中國籍，幾經周折，終於在1913年撤銷了日本國籍，成為辛亥革命後第一位正式恢複中國國籍的台胞。此後矢誌追隨孫中山，在孫中山逝世後不久被北洋軍閥孫傳芳所部殺害。台灣義士丘逢甲之子丘念台撰文稱頌：“革命不難，舍富貴而革命為難；舍富貴而革命不難，能審國族、辨忠節，而舍富貴以革命為尤難。台灣林祖密者，乃能此尤難者也。”林祖密為革命犧牲時，林正亨還在廈門讀美術專科學校，決心肩負父輩未酬的壯誌。抗日烽火起，他憤然投筆從戎，報考南京陸軍軍官學校。軍校畢業後，林正亨被派往國民革命軍第三十六軍軍部當見習官。1940年，他隨部隊前往廣西昆侖關對日作戰。4年後參加赴緬甸抗日遠征軍，任步兵團指揮連連長。時逢妻子臨產，長子剛滿兩歲，妻子為此發愁，他卻態度堅決：“抗日要緊，沒有國，哪來的家！”
關於林正亨在遠征軍的戰鬥經曆，其子林為民回憶：“在緬中最後的戰役中，父親帶領戰士們浴血奮戰，子彈打光了，他們用刺刀、槍托和敵人展開肉搏。父親與包圍他的8個日本鬼子拚刺刀，他運用在軍官學校學來的嫻熟的拚殺技術，左刺右擋，幹掉了幾個日軍。他的臉被日本軍官的馬刀砍傷，左右手也挨了刀，雪白的骨茬露了出來，成了血人，可他還在拚死搏鬥。敵人刺刀戳進了他的後背，父親身負16處重傷，在刺死最後一個敵人後，他再也支持不住了，倒在血泊之中。”
後來，林正亨從死神手裏得以逃生，左手殘廢。
黃埔軍校和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台灣人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黃埔軍校共開辦六期，不少學員來自台灣。由於他們以福建、廣東等省籍身份報考，加上其他不明原因，載入軍校名冊者不全。這些台籍學員，受大革命時期國共兩黨先進思想熏陶，矢誌革命，有功於北伐戰爭、抗日戰爭，為台灣光複、祖國統一做出了貢獻。
1924年，李友邦入黃埔二期，是最早的台灣籍黃埔軍人。其間，經孫中山推薦，他每周日到廖仲愷家勤學國語，探討大陸和台灣的革命形勢。畢業後還曾潛回台灣，動員台灣革命青年回祖國大陸參加革命運動，包括李祝三、張克敏在內的台灣青年，正是在李友邦引導下，回大陸投考黃埔軍校的。
1939年2月，李友邦組建台灣義勇隊後，台籍黃埔軍人前來投奔。其表兄李祝三，黃埔六期學生，畢業後曾任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前身即黃埔軍校） 副大隊長，後受派擔任台灣義勇隊副總隊長。台灣義勇隊另一位副總隊長張克敏，黃埔四期畢業不久加入中共，曾在中央蘇區參加紅軍，在從事地下工作時被捕，遭日本領事館遣返回台後，仍積極參加台灣農民組合抗日運動，並再次冒險潛回大陸。抗戰勝利後，台北的第一麵中國國旗即由他升起。在接收台灣之前，張克敏和先期返台的台灣義勇隊先遣隊，對維持台灣社會秩序、打擊“台獨”勢力發揮了積極作用。黃埔六期的林樹勳（中共黨員）、李中輝，後來也參加了台灣義勇隊，成為隊裏的重要幹部。
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的林文騰，入黃埔三期就讀時加入中共，北伐戰爭中任中校軍官，後曾擔任李友邦領導的國民黨兩廣省工委台灣地區工作委員會委員，並參與創建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並負責機關報《台灣先鋒》，提出“台灣是中國的土地，台灣人是中國人”的口號。林文騰在蔣介石清黨後從事中共地下工作，1928年被捕遣返回台，被日本殖民當局判刑四年。刑滿獲釋後，他再次潛回大陸參加革命，抗戰中曾任蔣介石的日語翻譯官。
新中國成立後曾任福建省政協副主席、省民革主委的林夢飛，在黃埔四期就讀時就信仰共產主義，畢業後參加過中共地下活動，抗戰期間曾任閩南抗日自衛團團長，是解放戰爭中有名的起義將領。
1926年，陳嵐峰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後，進入黃埔軍校，任軍事教官。日本投降後，他參與了對徐州的接收和受降工作。
國共合作破裂後，仍有不少台籍青年懷著抗日之誌投考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劉伯文即為其一。劉伯文於1930年3月來到廈門後，以福建人自稱，在福建籍考官幫助下，考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八期就讀。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劉伯文和來自台灣的另三名學生報國情切，聯名向兼任軍校校長的蔣介石寫信，請求上東北前線，到馬占山、馮玉祥將軍處參加抗日。蔣介石傳達口諭：愛國抗日之誌可嘉，正受訓期不準。四人私下決定偷偷離校，上東北共赴國難。他們離開南京，坐了三天火車趕到察哈爾馮玉祥防區。馮玉祥聽說他們是台灣人，會日語，又來自南京軍校，當即允諾接收。南京軍校得悉後，卻命他們速返軍校。三年軍校受訓結束後，劉伯文由於成績突出，獲留校執教之殊榮。南京淪陷後，他和軍校全體師生踏上了西遷征途。劉伯文執教軍校多年，他的許多學生一畢業就奔赴抗日前線，不少人為國捐軀。
抗戰期間，中國有個叫“國際問題研究所”的諜報機構，不僅提供了許多可靠的情報，還對德軍進犯蘇聯等重大事件，提前做出準確判斷，其出色的情報工作為世矚目。這個諜報機構背後，站著眾多台灣誌士。
全麵抗戰爆發後，著名的“日本通”，前任駐日大使館參事官，曾準確預測九一八事變、西安事變、七七事變的交通部次長王芃生，受蔣介石之命組建隸屬國民政府軍委會的國際問題研究所（簡稱“國研所”），並擔任中將主任，專門從事搜集日本情報並做分析研究的工作，以服務於抗戰。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的王芃生，畢生信念是打敗日本，進而光複台灣，他對台灣問題之關切由此可見，國研所大量羅致台籍抗日誌士自不待言。他們中，最受信任者莫過於王芃生的姻親李萬居。李萬居還把謝南光（中共黨員） 等台籍人士介紹給王芃生。1937年5月中旬，李萬居和謝南光等台灣人士與王芃生共同研究後，撰寫了一份對日本軍事報告送到外交部轉交蔣介石，由此促成蔣介石加快組建國研所的步伐。
李萬居素有抗日愛國之誌，早年設法西渡大陸，後負笈法國巴黎大學，學成歸國，投身抗戰。他以才德被王芃生視為心腹，委以建立粵港、越南一帶情報搜集及情報網絡的重任。他對汪精衛叛國投敵罪行予以無情鞭撻和揭露，認為“汪氏的出走，猶如毒菌已去，中國內部的團結更加鞏固，抗戰的力量愈益增強”。李萬居接替謝南光擔任國研所駐港澳辦事處主任後，演繹了一出出沒有刀光劍影的“香江諜影”好戲。
國民政府借重抗日台胞擅長中日雙語的能力，在香江從事對日情報工作。英國政府在香港的郵政總局內設立郵電檢查處，對經轉的各國郵電書刊進行檢查。盡管日本尚未對英國開戰，但英方特別重視搜集日本情報，將日文郵電書刊列為檢查重點。曾參加國研所的台籍人士謝東閔就在郵電檢查處擔任日文函電書刊的檢查工作。港英當局對日文的郵件檢查，事先交給謝東閔一份黑名單，列入黑名單的往來日文郵件，一律拆封檢查，至於其他日文郵件，則由其自行決定是否檢查。謝東閔每遇有參考價值的日文郵件，就密抄一份，轉交給身在香港的李萬居，李萬居再將該情報轉往重慶國研所處理。1941年日軍將偷襲珍珠港的情報，即由李萬居獲取。李萬居在香港淪陷後到了重慶，圍繞戰時日本的戰略與外交、國際時局及中日戰爭前景，發表多篇文章，廣為傳閱，深受高層好評。
在李萬居的介紹和鼎力相助下，王芃生想方設法，延攬了大批台灣籍愛國精英與抗日誌士，加入國研所的作戰陣營。國研所下麵還有個青山和夫研究室，主事者是李萬居以身家性命擔保，從越南河內帶回的日本社會主義者、反戰人士青山和夫。
1936年，祖籍福建的台灣一代史學大家連橫（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祖父） 彌留之際，仍不忘故土之恥，不改複疆之誌，謂其獨子連震東雲：“今寇焰迫人，中日終必一戰。光複台灣即其時也，汝其勉之！”七七事變爆發後，連震東自日本留學回到大陸，請求參軍抗戰，卻因台籍身份遭拒，經連橫摯友、國民黨元老張繼等人擔保，才得以申請恢複中國國籍。王芃生了解到連震東的愛國情懷，且精通日文，學養深厚，閱曆豐富，乃任命他擔任國研所第一組主任，領少將軍銜。連震東以此為平台，後來參與成立台灣革命同盟會，主編《台灣民聲報》，為祖國抗戰、台灣光複做出了重要貢獻。
謝南光和台灣革命同盟會
1940年初，為集中力量並實施統一領導，加強抗日救國光複台灣的工作，以謝南光領導的台灣民族革命總同盟和李友邦領導的台灣獨立革命黨為主，在大陸的台灣抗日團體於陪都重慶成立台灣革命團體聯合會。1941年，台灣革命團體聯合會再聯合陳友欽領導的台灣青年革命黨、柯台山和宋斐如領導的台灣國民革命黨、張邦傑領導的台灣革命黨，在重慶成立台灣革命同盟會（簡稱“台盟會”）。國民黨中央組織台盟會，意在發揮台籍誌士們的影響力，利用他們的人脈關係，發展淪陷區及台灣島內的組織，進行武裝鬥爭、罷工等活動，來騷擾日軍的後方及側翼。台盟會采取主席團製，謝南光、李友邦、張邦傑被推舉為三位執行主席，其中，李友邦、張邦傑分別負責北方執行部（設在浙江金華）、南方執行部（設在福建漳州），謝南光負責重慶總部工作。1942年3月，台盟會新設常務委員會取代主席團，設立分會及直屬區分會取代南北執行部。
謝南光畢業於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回台後與林獻堂、蔣渭水等組織台灣文化協會，旋即參加組建台灣民眾黨。他懷著對祖國的向往，於1929年專程回國參加孫中山的奉安儀式（即孫中山遺體由北京香山碧雲寺移靈到南京中山陵的儀式），並借機走遍大半個中國，寫下《新興中國見聞記》，向台灣人民介紹祖國情況。他因公開在報上揭露台灣殖民總督的貪汙犯罪醜聞而遭通緝、追殺。1931年逃出重圍，回到祖國大陸，從此投身抗日的革命洪流。他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其間，兩度晉見張學良，以台灣作例，促張抗日。謝南光經李萬居介紹加入國研所後，曾任國研所駐港澳辦事處主任，回重慶後擔任國研所副組長、台盟會主席等職，積極從事對日情報研究，團結各方抗戰力量，推動抗戰進步文化工作。抗戰勝利後曾任中國駐日代表團專員。1952年回大陸，曆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央僑務委員等職。
台盟會另一位主席張邦傑，9歲隨母赴台入公學，1912年赴日本就讀於早稻田大學，秘密宣傳反日複疆。1932年在福建泉州組織成立台灣反日同盟會（後改組為台灣革命黨），以貫徹三民主義、收複台灣領土為宗旨，積極活動，廣納同誌，成員遍及閩、台、港、滬等地。日方對張邦傑恨之入骨，廈門淪陷後，四處追捕他，張邦傑隻身投奔重慶，繼續從事抗日工作。日本人遷怒於其家人，1942年將其妻殺害於漳州。張邦傑子女先後輾轉至上海，由其胞弟張錫均夫婦照料。張邦傑負責台盟會南方執行部工作後，曾組建複國挺進隊，深入淪陷區進行對敵工作，並派員回台從事革命活動。抗戰勝利後，張邦傑出任接收台灣專員，參加台灣歸還中國受降典禮及其後的接收工作。
台盟會理事李純青是中共黨員。他在台灣度過一段少年生活，認定人不能沒有祖國，堅決要求父親送他到大陸讀書。1929年，李純青在廈門集美師範畢業後，到上海讀大學，接觸了大量馬列書籍。1933年回到廈門，深入農村，組織貧雇農打遊擊，同年8月參加中國共產黨。在遭到國民黨和日方的追捕後，他不改反帝抗日的初衷，發誓要了解敵情，知己知彼，於1935年潛回台灣補習日語，1936年初又去日本留學，為研究敵情做準備。七七事變後，李純青毅然回國，先由範長江介紹進上海《大公報》，後轉到香港《大公報》工作，以筆為矛，寫抗日文章，做抗日宣傳。他發表在香港《大公報》上的《日本兵為誰而戰》一文，運用馬列主義辯證唯物論的觀點方法，分析日本國情，頗受好評。《日本經濟崩潰的本質》一文，引用毛澤東《論持久戰》中的論點。此時的香港報紙還沒人敢引用中共領袖的言論。李純青的這些文章問世後，在海內外引起極大反響。
1942年，美國情報人員喬治•基爾向美國政府提交了一份備忘錄，建議“對日作戰勝利後在台灣進行國際管製”。美國《幸福》《生活》《時代》三大雜誌也提議戰後在太平洋建立一條防禦地帶，列入台灣，劃歸國際共管，不許台民投票要求複歸中國。針對這種怪論，台盟會主席之一李友邦於1943年2月撰寫《布滿戰爭細菌的“太平洋公路”》一文，予以嚴正駁斥。台盟會亦發表宣言，鄭重聲明“台灣土地原為中國領土……必須一致主張戰後台灣應即歸還中國”。開羅會議期間，台盟會專門召開第三屆代表大會，陳情國民政府“準予設立台灣省政府，以勵人心而副民望”，使“五十年失地得以歸依祖國”。會上，謝南光提案並獲大會通過“以大會名義向英、美、蘇各國領袖致敬，並要求其承認台灣歸還中國”。
為解決收複台灣的種種問題，為設計戰後的複台計劃，為打破國際上對台灣的錯誤認識，台盟會在重慶發起了複台宣傳運動，社會各界人士或口頭聲援，或撰文呼應。重慶國共兩報在4月17日馬關割台紀念日同時出版“台灣複省運動特刊”。台盟會還專門致電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本會謹率全島健兒，獻身黨國，效命疆場，撻彼倭寇，光複家邦。”為擴大抗日複省運動，台盟會發動廣播宣傳，在重慶方麵，每周五、周六及周日，在中央廣播電台由柯台山及謝掙強擔任台語廣播；在浙閩方麵由李友邦指導“對敵廣播班”，推行台語廣播；在永安方麵，由謝南光指導留閩台胞做廣播宣傳，定期分析敵國政治軍事經濟情勢，說明日軍必敗的原因，增強必勝信心。1943年底，台盟會向蔣介石呈送《台灣黨政意見六項函》，指出“勝利非遙，應速以籌備台灣省政府以慰台胞喁喁之望”，蔣征求親信陳儀意見，陳儀言：“今台灣革命運動日益展開，總代表台灣革命同盟會，積極推進光複運動，要求祖國增設台灣籍參政員，要求設立台灣省政府俾便爭取台胞內向，誠屬適時適切。”
翁俊明和台灣黨部
為了發揮大後方台籍誌士的力量，國民黨中央直屬台灣黨部籌備處應運而生，這個秘密機構原先主要在香港、廣東、福建等地從事抗日地下工作，負責人是翁俊明。
畢業於台北醫學院的翁俊明，是孫中山創建同盟會後最早入會的台灣人。他因無法忍受日本殖民當局的奴役，拋棄家產，舉家遷往廈門居住，一邊行醫，一邊宣傳“台灣人就是中國人”“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以激發大陸台胞的民族意識，暗中策動抗日救國。1933年，在上海英勇抗日的十九路軍入閩，翁俊明借機組織思宗會，發動廣大愛國台胞入會，並通過舉辦“溯宗思國”等聚會活動，集結台民力量，共同抗日救國。1937年初，翁俊明不惜巨資在廈門組織一個全由台胞參加的反日團體———健行社，其宗旨公開說是“健其身，力其行”，實質是“練好身體，抵抗日本”。七七事變後，翁俊明隨即宣告脫離日籍，組織廈門健行社台胞共赴國難，有的直接報名上前線殺敵。廈門淪陷後，翁俊明奔赴重慶，曾參與組建台灣革命團體聯合會（後改稱“台灣革命同盟會”）。
翁俊明受命籌建台灣黨部籌備處後，設址於香港，在江西等地舉辦台灣青年工作團訓練班，廣泛培養台籍青年中的抗日骨幹。他在香港以行醫方式掩護工作。其間，曾派人回台灣搜集情報，轉呈重慶。負責組織工作的陳哲生奉命潛伏在香港的日文報社工作，伺機搜集情報。1941年12月香港淪陷後，他堅持留港工作，日本人發現他的真實身份，將他逮捕送回台灣，後來他壯烈犧牲。
隨著戰局變化，蔣介石認為台灣光複可冀，指示“政治、黨務先行登陸（台灣）”。1943年4月，國民黨中央把中央直屬台灣黨部籌備處改為中國國民黨台灣黨部，設黨部於福建漳州。翁俊明如魚得水，鬥誌昂揚。丘念台奉命從潮汕趕到漳州協助，謝東閔也到了漳州。台灣黨部正式掛牌成立後，翁俊明擔任主任委員，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任特派員的台籍幹部林忠擔任書記長兼重慶聯絡站負責人，謝東閔為黨部執委兼宣傳科科長，丘念台為黨部執委兼組織科科長，大力組訓台籍黨務和武裝人員，開展各種抗日活動，研究複台策略，向國民黨中樞提供參考，還派員潛入淪陷區和台灣，搜集敵情，了解台灣動態，印製抗日傳單，在台灣島內張貼和散發。1943年底，翁俊明在漳州鬆成巷機關內遭日特暗算，終年51歲。
台調會裏的台灣委員
1944年4月，蔣介石下令成立中央設計局台灣調查委員會（簡稱“台調會”），曾任福建省政府主席、行政院秘書長的“日本通”陳儀擔任主任委員。台調會組織章程中明確規定其任務：搜集有關台灣資料；調查台灣實際狀況；研究有關台灣問題的意見及方案；編輯有關台灣的資料刊物。身在福建龍岩的台灣義勇隊總隊長李友邦致電陳儀：“當率屬磨礪以須，謹候驅策，俾五百數十萬台胞得早登衽席。”陳儀複函稱：“執事勠力革命，傾心祖國，忠勇堅苦，遐邇同欽。……貴處如有新得台灣問題之資料，不論英日文或譯稿並祈源源惠，尤所企盼。”台調會成立後，李友邦和李萬居、謝南光、丘念台、黃朝琴、劉啟光、宋斐如、遊彌堅等在大陸的著名台籍人士被聘為兼任專門委員。他們參加相關座談會，有的兼任中央訓練團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的導師，為做好接收台灣的準備工作獻計獻策。
黃朝琴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後，又留學美國，獲碩士學位。回祖國後，於1928年入國民政府外交部，1935年5月出任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七七事變爆發，黃朝琴適時召集舊金山及附近城鎮的各僑領開會，成立“金山華僑救國總會”，推動愛國捐獻運動，兩年募集四五百萬美元，為祖國抗戰貢獻殊勳。參加台調會後，積極作為，深孚眾望。
台調會裏成績卓著者還有宋斐如。宋斐如不甘當日本統治下的“二等公民”，隻身回到祖國大陸，來到北京。九一八事變後，他辭去北京大學教職，到主張抗日救國的馮玉祥將軍處任職，深受馮玉祥信任。馮玉祥被迫下野後，宋斐如東渡日本，在東京帝國大學研究院深造，更清楚地了解了日本國情。在八年抗戰期間，他滿腔熱情，為發動民眾、宣傳抗日而四處奔波。他創辦的《戰時日本》一刊，對宣傳抗日發揮了很大作用。他擔任《廣西日報》總主筆期間，發表了大量有見地、有號召力的抗戰文章。到重慶後，他常與李純青、李萬居、謝南光等聚會，縱論國事，為台灣光複做出了貢獻。
台調會運行大半年後，陳儀將幾易其稿的《台灣接管計劃綱要草案》送蔣介石修正核定時，發自內心地說，這裏頭凝聚著台籍誌士們的心血。
抗戰勝利，台灣光複。陳儀擔任台灣省首任行政長官，台調會裏的台灣委員陸續擔任一些重要職務，如李友邦任長官公署參事、三青團台灣黨部主委，黃朝琴是第一任台灣省參議會議長、台灣第一銀行董事長，丘念台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李萬居任台灣新生報社社長，宋斐如為教育處副處長，林忠任台灣廣播電台台長，劉啟光任新竹縣縣長，遊彌堅任省府委員兼台北市長，台訓班學員連震東任台北縣長，為建設台灣做出了應有貢獻。
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抗日部隊卓有貢獻的台籍士兵
1979年9月，在全國第四屆運動會開幕式上，台灣省體育代表團在團長蔡嘯率領下，邁著整齊有力的步伐出場，舉世矚目。而團長蔡嘯其人其事，同樣引起外界的關注。
曾任第十、十一屆中共中央委員和第五、六屆政協常委，並任全國政協第一副秘書長、台盟總部理事會主席的蔡嘯，還在台灣上學時，就體會到“二等公民”的悲慘，這促使他早早下定了離開台灣回到對岸祖國的決心。1934年，蔡嘯來到廈門，投軍抗日，孰料國民黨對台灣青年極不信任，竟把他當成日本特務捆綁起來投入監獄。他矢誌不改，出獄養好傷後，仍想著投軍報國。得知新四軍二支隊成立的訊息，馬上趕到龍岩白沙，經新四軍政治部副主任鄧子恢批準參軍，由此開始了他長達半世紀之久的戎馬生活和革命生涯。1975年，全國體育協會專門成立台灣省體育工作聯絡處，蔡嘯任主任，自此投身組建台灣省體育代表團首次參加全運會比賽的工作。
九一八事變尤其是七七事變後，成千上萬的台灣愛國誌士紛紛踏上回國效力、驅逐外敵的征程。他們活躍在各條抗日戰線上，或成立抗日團體，或自組抗日隊伍，或投奔延安參加八路軍、新四軍，或參加國民黨領導的各路抗戰部隊，轉戰萬水千山，有的幹脆在敵占區與日本人做殊死鬥爭。回國參戰之路雖然凶險，但大批台灣青年還是奮不顧身，毅然做出抉擇。在國共合作時期，抗日台胞分別參加國內兩大政黨，如果先登陸華南，則大體上加入國民黨；如先到華北，則多半加入共產黨。在中共統一戰線政策影響下，廣大台胞不計較政治派別，隻要是反日抗戰，就都願意效力。正如台灣著名記者、中共黨員李純青所說：“盡管他們的政治信仰各有不同，但有一個不可移易的共同信念，那就是，徹底擊垮日本帝國主義，光複台灣故土。”
沈扶回國抗戰的經曆頗為感人。1930年夏，沈扶一家決定從台灣回到“唐山祖家”。當年隻有17歲的沈扶，心裏百感交集：“7月1日清晨，輪船已徐徐接近廈門港口，我走上甲板，一望千裏，海麵平靜如鏡。我終於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國的懷抱。”但此時的祖國大陸貧窮落後，分崩離析，內憂外患，戰亂連年，沈扶對祖國大陸“詩一樣美好”的憧憬破滅了！1937年11月淞滬會戰末期，沈扶目睹日軍把自己的母校和鄰近的紡織廠、居民點都炸成一片熊熊火海，他對同學呐喊：“抗日去！到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去！”於是，上海淪陷後的第三天，沈扶便搭乘英國輪船到香港，轉赴延安，到八路軍總政治部對日工作部門工作，從事研究日本有關資料和翻譯工作，同時兼做日本戰俘的管理教育工作，其出色業績受到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譚政的表揚。
台灣革命烈士林祖密的女兒林岡（原名林雙盼，林正亨的胞妹），1925年隨母返回台中霧峰林家，1936年秋再赴大陸，輾轉至重慶，參加抗戰。中共組織將林岡調到塔斯社駐重慶分社工作，她後來與董必武的政治秘書魯明結婚。
林思平從東京慶應大學醫學部畢業後，動員白鳳洋、黃仁和、楊泰山和楊丁銘等台灣知識分子，投奔祖國大陸。他在太原鐵路醫院當醫生時，用當時奇缺的藥品和醫療器械秘密支持華北抗日的八路軍，還曾參加中共地下黨工作。1945年春，他帶著妻子前往晉察冀根據地，在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擔負救死扶傷的工作。
台胞郭耀傳在海南島戰場上，為抗日軍隊傳遞情報，釋放被俘抗日地下人員，被日軍發覺後，毅然起義投入祖國軍隊。楊坤榮等28人於1945年1月19日擊斃日軍50餘人及生俘1人，起義來歸。
甘灑熱血寫春秋
為了抗戰，許多台灣誌士無私地向祖國奉獻了自己的青春、熱血甚至生命。
翁澤生是台灣共產黨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於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因從事抗日活動被日本警察逮捕，從大陸押回台灣。殖民當局對他威逼利誘，他在法庭上慷慨陳詞：“我父親是福建同安人，母親是台北人，你們可以判我刑，要我轉向是絕對不可能的。刑滿出獄後，我還要回祖國去，繼續參加革命！”飽受酷刑的他，於1939年犧牲。1975年10月，陳雲、廖承誌、林麗蘊在給中組部寫的《關於追認翁澤生同誌為革命烈士的建議》一文中，高度讚揚翁澤生的崇高革命氣節：“翁澤生的一生是共產黨員戰鬥的一生。”
翁澤生的妹妹翁阿冬經廖承誌介紹，於1938年經新加坡、香港回到內地，奔赴延安，參加抗日隊伍。為避免累及台灣的親友，她接受陳雲的建議，改名馮誌堅。當她得知哥哥犧牲的消息後，立誓要“把血淚變成銳利的刺刀，刺在每個敵人的身上”。
李子秀，原名呂芳魁，1940年入長春偽滿建國大學，1942年欲赴關內抗日，剛到山海關就被學校抓回。1943年被征調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炮兵科，以優異成績畢業後任日軍炮兵少尉。他抗日信念堅定，意誌堅強，在駐防日本和歌山縣時，身穿日本軍官軍裝，佩帶軍刀，借故逃離軍營，機智勇敢地擺脫了日本憲兵的追捕，經大阪，由下關輪渡上海，輾轉抵達日軍占據下的北平，旋即冒險進入晉察冀根據地，參加八路軍，赴張家口市擔任炮兵團教官，編寫反坦克教材，訓練反坦克技術人員，不久在一次排雷中犧牲。
鄒洪年輕時離開台灣，曾在日本讀書，後潛回大陸參加國民革命軍，在保定軍官學校學習時與陳誠、羅卓英為同學。抗戰軍興，他誓死報效祖國，並帶動胞弟鄒滌之、鄒清之等親屬參加抗日。鄒洪在與日軍短兵相接的戰場上屢立戰功，曾獲國民黨中央的嘉獎。1939年任新編陸軍第二軍軍長，1942年晉升第三十五集團軍副司令，轉戰湘粵，與日軍做殊死戰鬥。1945年，他以粵桂邊區總指揮之職，指揮所部在崇山峻嶺地帶與日軍展開浴血奮戰，終因積勞成疾病逝軍中。病危之時仍口授軍機要事，遺囑勉勵部屬一心一德，抗戰複台。1954年，蔣介石飭令在其故裏新竹中山公園（今新竹市動物園） 建“鄒洪上將紀念碑”以紀，親頒“忠勇聿昭”挽詞。
來自台灣的“文將軍”許地山，也永載祖國抗戰的史冊。1895年日軍鐵蹄踏上台灣時，三歲的許地山，由不願做亡國奴的父親領著，回到了大陸，落籍漳州。19歲那年，許地山到福建省立第二師範任教，時常講述台灣人民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慘狀，向學生播撒抗日愛國的思想。在閩南，許地山與矢誌追隨孫中山的台籍愛國將領林祖密烈士的胞妹林月森結為連理。抗戰爆發後，1938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周恩來任名譽理事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 在武漢成立，許地山擔任理事。隨後受派到香港籌建分會，出任常務幹事，親自起草協會宣言。他深受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主張影響，積極參加抗日文化活動，利用一切機會宣傳、激勵人民的抗日熱情，成為香港文化界的抗戰主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