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告訴我，你口中的「台獨」是什麽意思嗎？(組圖)
如何談論兩岸關係，是政治文明的一帖試劑。這原本、也應該是平心靜氣對話的課題。可惜在現實輿論中，它調動起的腎上腺素往往多過腦細胞。
在進入「端」之前，我曾經為台灣一家報社工作，其間有一次短暫駐點北京的採訪經曆。在兩個星期一次的國台辦例行新聞發布會，或者那時一周兩次的外交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每當發言人聲色俱厲地批評「台獨」時，我腦子裏就會跳出這個問題：
「可以告訴我，你口中的『台獨』是什麽意思嗎？」
以中國政府機構發言人批評「台獨」的力度之大、頻率之高，問這個問題的機會可以說多得不得了，但我一次也沒問過。毫無疑問地，這是種不怎麽稱職的自我檢查。因為我默認了在中國土地上，對於「台獨」的定義和詮釋權力，長久以來就屬於官方。在這裏提這個問題，形同挑戰中共政權的權威，在台灣叫「白目」，在普通話叫「不長眼」。
「台灣獨立」有沒有嚴謹的定義？是有的。從二戰後世界各殖民地脫離宗主國的獨立運動的曆史，到近年魁北克、蘇格蘭、加泰隆尼亞等地區的獨立運動，都可以為「獨立」歸納出一個簡單的操作型定義：一個擁有「固定居民」、「有界線的領土」、「有效運行的政府」和「與它國交往能力」的群體，自我宣告成立一個新的主權國家。
如果參考這個普遍認知來定義「台獨」，目前積極地主張「立即宣布獨立」的台灣住民，在陸委會超過十年的長期民調趨勢中顯示：符合的人不到百分之十。
至於現在執政的民進黨，從被稱為「台獨黨綱」的「台灣前途決議文」來看，它是這麽寫的：「台灣，固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都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
如果撇開上頭這段文字是民進黨提出的，它幾乎可以說是台灣主流政治力量對於現階段國家定位的共同想法。不管「依憲法稱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以及最重要的「現狀的更動必須經台灣人民公投」等等說法，也完全可以在馬英九、連戰、宋楚瑜或者任何一位位列主流的政治領袖口中聽到，而且不隻一次。
今年以來，中國「反台獨」潮流又起，網上舉報、官媒護航，抵製風起，好不熱鬧。
他們認定並追打的「台獨」，又是哪些人呢？
在陳水扁主政第一年雙十典禮上唱國歌的張惠妹； 在酒吧裏唱歌拿出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的張懸； 同樣拿著中華民國國旗拍照的周子瑜； 受聘於中國航空公司，在個人臉書上批評了少部分中國旅客的台灣籍空服員許少蘋； 反服貿、反課綱，甚至反對某位台商媒體大亨的社運參與者 ......
名單少不了最近的新聞主角戴立忍，他的女友桂綸鎂看來也岌岌可危；知名導演、劇場創作人吳念真索性提前一步宣告中止大陸巡演計劃；莫名其妙被陳冠希臭罵一頓的名模林誌玲被點名要求她表態說出：「我是中國人」。這張名單還可以一直列下去......
政治！讓你或哭或笑，或者哭笑不得的，一直都是政治。撩撥這些情緒的，不論是哪個掌權集團、哪個個人、哪個政黨在選舉中的勝敗，重點在於，公眾一次一次發現，在兩岸關係裏的政治，距離文明這條基準線的距離，遠到讓人不敢直視。
端傳媒成立一年來，台灣組的報導時時離不開政治：「反課綱學生衝進教育部」拉開了台灣頻道的序幕，一位未成年的反課綱學生領袖之死，嚴厲考驗了我們對報導倫理的實踐；太陽花運動一周年的報導和呈現方式同樣引來了兩極評價。緊跟著是總統大選就位起跑，大黨爭奪總統，小黨力保在立法院的存在感。十一月初是在新加坡登場的習近平與馬英九會麵，但這六十年來兩岸領導人第一握，沒能救回國民黨的大選選情。2016年台灣總統大選的結果，讓台灣走進第三次政黨輪替，而與之連動的兩岸關係，則走進了一個新階段：有評論者說這是「倒退」，我卻寧願用「盤整」或者「反省」來總結。
如何談論兩岸關係，我一直認為，一方麵考驗對曆史脈絡與現實博弈的掌握，同時，也是政治文明的一帖試劑。這原本、也應該是可以平心靜氣對話、理性辯論的課題。可惜在現實輿論中，對這話題調動的腎上腺素往往多過腦細胞。這樣的氣氛，讓人忍不住想起中國1957年的「反右」運動。
這運動的曆史不必再多談，但那時對於「何為右派」定義的隨性、模糊；「誰是右派」的認定漫無標準：不負責任地捕風捉影，一知半解地盲目指控，品德低劣者公報私仇等惡劣情況，和今天在官方護航之下的網民「獵殺台獨」，如此相似。隻差1957年沒有網際網絡。台、港兩地麵向北京的對抗情緒，乃至於走向「獨立」的呼聲，相當一部分恐怕來自於對如此現狀的厭惡，對良善政治製度的追求和確保。
麵對這些討論，一個政權最壞的應對方式就是將它視為「罪行」：「台獨」是罪行和「右派」是罪行的邏輯結構完全相同。而這種「罪行」缺少現代刑法下的明確界定，罪行的定義權力牢牢抓在有權力者手上，說誰是右派誰就是右派，說誰台獨誰就是台獨。權力的扈從者也跟著享受著「定人生死」的快感，「舉報台獨」於是大行其道。
1957年全中國被揪出了55萬「右派」，「甄別」到最後不滿百人，這55萬人何辜？這不足百人「真右派」又何辜？如果當年他們都能好好地留在崗位上，中國的大步發展何需等到1979年？最後留著右派帽子摘不掉的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人的主張和寄望，難道不也是一個更政治文明、製度良善的中國嗎？
今時今日，我為戴立忍、林誌玲、吳念真或者曾任職春秋航空的空服員許少蘋抱屈，但真正不忍者，是那個與台灣多數住民祖先所來、同文同種的中國大地。台灣、香港雖在中國境外，但這樣盲目攻擊「台獨」、「港獨」風潮背後的政治邏輯難道完全沒有，讓中國再次陷入漫天烽火的政治運動的風險嗎？
有權力者，要發動政治運動清算異己，一時之間很容易，但最終可能要付出的代價是這股運動最終將挾持掌權者自己，同時重創國家的發展。這樣的曆史教訓，中國共產黨在過去近七十年理應領受得比誰都要深刻，既是如此，何必再一次把自己放在這樣的巨大風險裏？曆史，除了重演，果真沒有其它道路嗎？
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是可以重新佈局的線上遊戲，交給當今的中國人，你願擺回「右派份子」章伯鈞、儲安平，還是文革大將姚文元、張春橋？而今天在台灣，我們期待的是戴立忍，還是黃安？
我不知道在自己剩下的記者生涯裏，還有沒有再到北京駐點採訪的機會，如果有，我希望自己可以壯起膽子提出開篇的這個問題。如果機會不再，或許我們還有可以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問一聲：
「可以告訴我，那時的『右派』是什麽意思嗎？」
當我們向曆史追問，因而探知這些名詞所代表的意義及對當今中國的傷害時，或許會讓人對不假思索、不問定義地向異議者拋出「台獨」、「港獨」的政治攻擊時，更敬謹慎重一些。
「漩渦裏的人，有責任說出漩渦的樣子」。要說清漩渦樣子的第一步，或許就是問出一個對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