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28日上午， 台北市大批市民湧到台灣省專賣局大門前，抗議27日傍晚專賣局查輯員因緝查私煙而毆打婦女的事件。市民們衝入專賣局台灣分局，將該分局局長及3名職員打傷。 大批的案卷、器具被擲在馬路點火焚燒。下午，市民們匯集到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前的廣場，準備派代表向行政長官要求改革政治。突然，部署在公署樓頂的憲兵用機槍向廣場人群開火，致使數十人死傷。事發後，全城一片混亂，各商店關門，工廠停工。激動的市民們占領了台北廣播電台，向全島廣播台北的流血事件。騷亂隨即向台灣各大城市蔓延。至3月8日，人們控製了台灣的大部分地區。國民政府一麵組織處理委員會壓製輿論，一麵調集兩個師軍隊在美軍飛機、軍艦護送下於基隆登陸，在全省範圍內對起義人民進行大規模血腥鎮壓，群眾被殺害達3萬多人，至3月13日，起義失敗。 史稱“二二八”事件。
1947年2月28日發生的二二八事件是台獨告別中國的分水嶺，台獨是由二二八而生，二二八事件所以會使台灣人產生背棄中國的台獨思想，照台獨的說法，是因為在這個事件中，原來在台灣光複時歡喜慶祝、熱烈真誠歡迎回歸祖國的台灣人民，因不滿祖國的腐敗惡劣統治，起而抗爭，結果中國派軍對台灣進行了無情的鎮壓，數萬台灣人慘遭屠戮。所以致使台灣人為此感到哀傷慘痛悲憤莫名，因而失去中國心、喪盡中國情，所以決心斬斷與中國的血緣關係，要脫離中國、遠離中國而主張台獨。
台獨之所以能夠如此宣稱，是因為蔣介石撤退到台灣之後，絕口不提二二八，二二八事件在台灣成了不可公開談論的言論禁忌，好像台灣根本沒發生過二二八事件這回事。蔣介石何以忌談二二八，沒有人知道，隻能揣測他或許是自知罪孽深重，所以不敢提，或許他是為了全台灣反共一條心，不想提這件大陸人與台灣人相互殘殺的事，以免影響團結有害他的反共大業。但是他一定沒有想到，這件發生的原因複雜多端的事件，由於忌談的結果，使得真相一直未明，就被台獨誇張渲染，利用為政治的煽動宣傳，台獨不但從表麵片麵的現象述說二二八，並且大幅度誇張台灣人受殘害的人數，從原來傳言的一萬人，誇大到兩萬、三萬，甚至還有人說是八萬、十萬，務使台灣人對中國生出仇恨之心。
(有禁字，此處漏一段)
但是如果我們細細深入觀察史實，台灣經過日本五十年統治，又在皇民化的高潮之時，遽然在一夕之間回歸中國，台灣人在民族認同上，實在是呈現著複雜矛盾的多麵性。從最初許多台灣人不願歸順日本，以鮮血和頭顱寫下的抗日史詩，到民族認同上傍徨無主，胡太明心態的“亞細亞孤兒”，再到宣揚皇民煉成的小說“道”，正說明了經曆日本五十年統治之後，台灣人的老中青三代在民族認同上，有著三種回然不同的層次。台灣的光複，正是台灣老年人歡慶回歸故國，和中年人心靈傍徨的大解放，這兩代人心中的歡喜慶悅可以想見，光複時到處所見的感人場麵，就是他們由衷的內心反映。而青年人就未必盡然了，有的竟然為日本的戰敗而飲泣，甚至還有自殺已示效忠的。不過就常情而論，這些青年人的心態也是自然的現象，台灣的光複使得這些青年在國家民族的角色上，遽然在一夕之間倒轉過來，他們如何能夠立時接受和適應過來？
在光複之時的台灣青年，是在日本統治完全穩固之後成長的一代，並未親身體驗日本統治初期殘酷的一麵，心靈和意識都是單方麵受日本教育的灌輸和洗腦下長大，日本的強盛進步和中國的衰亂落後更是眼前的事實，自然也就形成這些青少年崇日輕華的價值觀。二戰前期日本在各地戰場節節勝利，國威如日中天，如何不使這些青少年慕效憧憬的少艾心靈感到仰慕和響往？加上此時日本積極推行的同化政策，也就是“皇民化”，如何不會使這些青少年陶醉在大日本帝國雄霸天下的美夢中，而熱衷“皇民煉成”？他們競相崇拜日本，醉心於皇民化的言行和表現，記載在當時的文冊書報上彰彰明甚，可以說這些青少年在光複回歸中國之前，在心靈上自覺或不自覺早已經曆過一番“脫華入日”的曆煉，浴火重生為“優秀的”日本人了。
吳濁流說“日本五十年的皇民化，在光複那天就吹走了”，這隻合對吳濁流這中年一代以上的台灣人而言，光複初期皇民化其實是在台灣青少年人心中，頗為廣泛地隱性蟄伏著，他們對日本的感情還遠多於對中國的感情。光複後單從海外歸來的台籍日軍就約有三十萬人之多，這些人回台之後許多無業，生活無著，滿腹牢騷，不滿現實。並在當時報上非議，貶抑中國頌揚日本的文詞筆墨，尤其在日文報上更是屢見不鮮，更使這些青少年舊日思想的餘溫在心中持續下去。
國民黨接收之後的不良政治風氣，固然是導致二二八的直接原因。除此之外，事變發生後政府無力維持秩序，更使得群眾心無忌憚，跟風效尤者也隨之俞眾。另外共黨煽動的因素，論者每以共黨人數極微，影響力無足輕重，其實共黨產生的作用是應以他們散播謠言的效果來衡量，不能以人數的多寡來評估的。謠言本身就有風助火勢的作用，再加上共黨是有訓練有組織，能配合形勢針對國民黨的要害，他們所起的煽激鼓動作用，就遠非一般流言可比。
並且事變發生後不久，皇民青年立刻占領台北電台，號召全省民眾響應攻擊和大陸人的行動，這對原本就是為日本的戰敗而難過，甚至是心不甘情不願回歸中國大陸的皇民青年，加上他們光複後對大陸人的不滿和反感，電台的廣播無疑就像他們期待已久的攻擊總動員令，焉得不使這些青年聞風響應共同起義？這也就是為什麽二二八會一下子星火燎原席卷全境，成為全島四方一致響應的“革命”風暴了。
事變時皇民青年奔走相告興奮不已，唯恐後人地起而效尤，有的還穿起過去的舊軍服或學生服，自動集結起來攻擊政府機構和外省人，他們在全省一致行動的結果，整個情況宛如全民暴動。“昔日的官兵們！今日可以拔出指揮刀了！特攻隊的勇士們挺進！奇襲的時候來到了！”“集中我們的武器！爭取時間，奪取他們的武器！全體同胞，一致武裝起來！”諸如此類的宣傳，就在各處分發張貼。各地電台整天激烈囂叫殺氣騰騰，煽激鼓動不休，更使得這些青年的情緒亢奮沸騰起來。對他們來說“替天征討不義之徒，膺懲暴支”的時候又到了，他們高唱日本軍歌，舞著武士刀，大罵大陸人為“巴格野魯”的“支那人”“清國奴”，並且以日語檢驗行人，凡是不諳日語者，立即以刀棍毒打追殺。
二二八依照台獨的說法是“低文化統治高文化所遭到的對抗”“台灣反抗殖民統治的自治運動傳統”，二二八固然是當時的劣政引發民憤，皇民化並非二二八發生的根本因素，然而事態會發展到仇華反華的地步，卻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了。從二二八之前並未見有類似日本時代的抗議請願運動，顯然事前毫無官逼民反的徵兆，事變發生之後又泛有工農商等一般民眾的參與，可見即使到了官逼民反的程度，其嚴重性也不致於達到仇華反華的地步。再從響應的人幾乎都是受日本影響最深的青年軍人和學生，而且一開始就不分青紅皂白一律視大陸人如寇仇，濫打濫殺甚至還遍及無辜的婦孺的情況來看，這如何能夠排除這些青年自幼以來習之有素，奉行不渝的皇民思想。
日本皇民化對台灣青年的成功，是由於台灣人存在著自身以外的兩種民族認同，不像韓國人在民族認同的抉擇上，隻是自身與日本之間的選擇，韓國人認同日本，就是等於拋棄自身的民族尊嚴和驕傲，自甘低賤地向日本曲膝臣服。而台灣人卻有衰亂貧困的祖國作為唾棄的對象，自身像是處於第三者的地位，在中國和日本之間作出選擇，認同日本即是等於去舊迎新、登高遠卑，民族尊嚴和驕傲由是於焉而得。這從日本投降之時，台籍日軍感到憂傷難過，韓籍日軍則欣喜慶幸的不同心理反應，就可以看的出來。
然而一般台灣人極不願意照著鏡子罵自己，承認台灣人有過這一段認賊作父反噬同類的皇民化醜史，大都是以日本統治帶給了台灣“現代化的洗禮”“重秩序守法律的精神”之類的說法，予以掩飾美化。其實從時代的影響來看，台灣青年的皇民化完全是環境所塑造出來的，是自然而必然的現象，談不上有什麽罪過可言。通觀世界殖民史，隻要統治上了軌道的殖民政府稍加懷柔，就會起著同化作用的效果，更何況是日本政府積極推動的皇民化。台灣人豈是個個天生聖賢，獨能免俗？況且台灣隻是皇民青年那一代接受皇民化，籠統地把台灣人全指為皇民化，那隻是以偏概全地侮辱台灣人。
再以漢人被滿清征服為例，當初有人寧願被殺頭都不留辮子的，但是在滿清統治二百四十年之後，不但有漢人為剪辮子而痛哭一場，並且還有漢人成立保皇黨效忠清室。大陸的任何一省人若也經曆了台灣的命運，同樣地也會造成皇民化的，並非台灣人有何異於他人之處。但是要就事論事，就不能排除任何相關的事實，承認日本皇民化在台灣青年身上留有後遺症，並不表示二二八是台灣人孽由自作、咎由自取，或是國民政府的腐敗殘暴可以勾銷和容忍，而是使我們更能夠客觀全麵地認識真正事實，避免走向是非黑白兩極化的偏差態度。
二二八時如果中國處於國家太平、政治穩定的情況下，處理二二八的方式或許會比較溫和穩健一些，但當時國民黨正處於國共內戰的局勢下，蔣介石已經把台灣的軍隊抽調到大陸去作戰，這時台灣軍力空虛，又傳來有共黨介入的全島叛亂，因此緊迫而急率地處理二二八，可說就難免而發生了。
國民黨的濫捕濫殺冤及無辜固然是罪惡的作為，但也不能認為這是出自中國政治文化的傳統，認為是中國人不把台灣人當作自家人看，用以造主張台獨的理由。
二二八對台灣人所造成的創傷，隻合對於當時心懷故國的中老年人而言，對於那些執迷不悟的皇民餘*孽來講，二二八除了仇恨之外，更是回歸祖國得來的可貴教訓，可以讓世世代代的台灣人對此刻骨銘心，藉此肅清心中的漢族意識，理直氣壯地不作中國人。
這些皇民餘*孽完全否認皇民化對二二八的影響，他們利用先人抗日的碧血，中上代人歡迎光複的熱淚，塗抹洗刷掉自己身上皇民化的痕跡與色彩，把自己與抗日先人和中上代人等同起來，以忠愛祖國、清白無辜的受害形象，把二二八描繪成一幅狼與羔羊的圖像，以大肆渲染中國的無情殘暴，宣稱中國是台灣的災難之源，當初就是熱情無知地歡迎光複，才引進了二二八大屠殺，極力煽動台灣人民對中國的仇恨情緒。
這些皇民餘*孽，過去在日本教育的洗腦和誤導下，不知過去抗日的慘烈事績，隻知把日本的治世盛世與中國的亂世衰世作比較，因而接受皇民化，也是人之常情。但是現在事過境遷，曆史的全貌也差不多完整浮現，像李登輝等之流，仍然不知反省和檢討，任由自已陷於感性積累的死結而不知自解，似乎仍在為中斷落空的皇民化而難過，為未能達成歸順日本的心願而抱憾，就令人失去同情和諒解。
當然這也是因為在國民黨壓製思想言論的統治下，社會缺乏客觀平衡的報導，使得不滿國民黨統治的人，其思想反而陷入個人自主的成見，老一代的台灣人因而固執已見難以轉變的原因。
而台獨的新生代，則是在對親長孝愛的盲目下，也跟著專從負麵傳統的病態現象看中國，視中國文化為古老的屍骸和腐朽的垃圾，從總體根本上否定中國，加上二二八的仇恨，其對中國及中國人深惡痛絕的仇恨心理，尤其是當中的激烈份子，與上一代皇民餘*孽完全相似。這些激烈份子雖是少數，但是由於激烈，是以積極活躍，所以是主導和推動台獨意識的主流力量。
就像日本用皇民化作為刀子，割斷了台灣皇民新生代，也就是自小完全受日本教育啟蒙長大的那一代青年的中國情結，皇民化遺毒使二二八惡化擴大，造成了中國鎮壓二二八的仇恨，現在台獨又利用二二八，並且是加以誇張渲染，以使仇恨加深的二二八作為刀子，以割斷現今台灣人的中國情結。台獨並且篡改台灣曆史，刪除掉台灣先民抗清抗日的唐山祖國意識，否認掉二二八作亂青年的皇民化心理因素，對台灣曆史上不斷繼起的反抗運動和二二八，棄其實質取其表象，炮製出所謂“追求獨立自主的台灣主體性”的台獨史觀。台獨除了把這一套台獨史觀以媒體大肆宣揚外，並且堂而皇之地將之作為教科書，以改變台灣人的國民意識，慢慢地使台獨意識成了台灣的多數意識，到時水到渠成，在民主表決下達到台獨建國的目的。
注：
一九三七年九月，日本當局製定了強迫台灣人“皇民化”的方針，要把“日本國民精神”“滲透到島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中去……”，其目的在消滅台灣人的漢人意識。用今天台獨的話說，就是要台灣人“去中國化”，日本皇民化是要消滅台灣的中國語言、文化、文字、宗教信仰，代之以日本語言、文字、姓名、神道信仰等等。
據過去日本的“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紀錄，在日本統治台灣最初八年間，共殺戮了三萬數千的土匪，這些所謂的“土匪”，主要都是抗日反日的台灣人。這是一般台灣人鮮少知道的事，但也從來不是有所謂“反抗殖民的抗暴精神”的台獨，所願深究和在乎的事。至少台灣過去慘烈的抗日事績並非湮沒無聞，台獨連建一座抗日紀念碑，紀念抗日先人的心意都沒有，倒是對死難至多千人的二二八，大肆誇張為數萬人，極力向台灣人宣稱“中國在二二八殺的人，比日本五十年統治殺的人還多”，在全台各地主要公園建了至少十八座二二八紀念碑。
“亞細亞孤兒”為日本統治台灣時期，台灣作家吳濁流所著之小說，主角胡太明一生處於在中國與日本之間國家認同的矛盾中，一直受著心靈的煎熬和掙劄。吳濁流是皇民新生代的上一代人。
“道”是在一九四三年，有台灣人陳火泉改名高山凡石，所寫的一本提倡皇民煉成的小說，為皇民叢書第一本。“道”的主角為追求皇國日本的臣道，不倦不橈的持續修煉，努力克服任何障礙，以求變成真正的日本人。他說“本島人在肉體上不能繼承享有日本人的血液，但以國語(日本語)為精神的血液，以國語為教育訓練，將心理培養磨練成日本人是可能的。”
二次大戰後，有近百名灣人日本兵被國際法庭判處死刑，至今被奉祭在日本東京的靖國神社。
（有禁字，此處漏兩段）
所謂“重秩序守法律的精神”，完全是日本嚴刑酷法所震懾出來的，日本警察對台灣人動輒當街打耳光、踢屁股，抓到小偷一類不良份子，就予以毒打灌煤油，甚至砍手掌的狠辣手段，焉得不使台灣成為循規蹈矩的清平社會？然而台灣人至今對此仍然感念感懷，十分頌讚當年日本的“德政”。
（來源：鳳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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