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回眸:施琅武力收複台灣始末(ZT)

   施琅(1621―1696),字尊侯,號琢公,福建晉江人,自幼生長在海邊,少年時代從師學劍,武藝超群。清順治三年(1646年),施琅與其弟施顯投奔鄭成功,參加了鄭成功領導的武裝。由於才幹超群,沒過多久施琅就成為鄭成功最為得力的將領。

    施琅青年時個性極強,常常與脾性相同的鄭成功發生衝突。順治八年(1651年),施琅因反對鄭氏“舍水就陸”的戰略方針和強征百姓糧餉的做法,與鄭氏產生了尖銳的分歧。次年四月,施琅捕殺了手下一名改投鄭成功的清兵,鄭成功便將施琅及其父施大宣、其弟施顯投入牢中。施琅被捕後不久逃脫,藏在副將蘇茂家中,並請人從中調停。但鄭成功非但不接受調解,反而派人前去刺殺施琅。行刺失敗後,鄭成功一怒之下竟將施大宣和施顯殺了,將施琅逼上了投清之路。

    降清之後,施琅被授為同安副將,遷總兵。康熙元年(1662年),施琅被任命為福建水師提督,1665年,封靖海將軍。

    和平促統不成,康熙帝被迫對台動武

    對在台灣經營多年的鄭氏後裔,清廷的本意力主和平統一。從康熙元年起,清廷與鄭氏政權進行了持續22年、多達9次的談判。其間幾多波折,但無結果。耐心等待多年後,康熙帝忍無可忍,終於決定對台動武。

    1664年,剛剛降清的施琅就曾建議率兵“進攻澎湖,直搗台灣”,使“四海歸一,邊民無患”。幾年後,他又上《邊患宜靖疏》和《盡陳所見疏》,強調隻有迅速討平台灣才能使“民生得寧,邊疆永安”;“當乘其(指台灣鄭氏政權)民心未固、軍情尚虛”時,進軍澎湖、台灣,使“四海歸一”。

    施琅的主張提出後,康熙帝馬上調他到北京麵陳收複台灣大計。但當時的清政府麵臨“三藩之亂”,再加上八旗精銳不善海戰,朝中不少大臣認為海峽“風濤莫測,必難致勝”,不主張武力平台。加之1664年前後施琅兩次跨海征台未果,被康熙免去福建水師提督的職務,改授內大臣。在京期間,他一麵繼續上疏征台,爭取康熙帝的支持;一麵廣交朝中大臣,爭取他們對統一台灣事業的理解和支持。在內大臣任上,施琅一等就是13年。

    1681年,長期主政台灣的鄭經(鄭成功之子)去世。鄭經死後諸子爭位,鄭氏家族內部矛盾激化。清政府也在這一年最後平定了“三藩之亂”,能夠騰出手來考慮平台的問題。施琅複出的時機終於等到了。

    清朝平定“三藩之亂”以後,福建總督姚啟聖上書力主乘勝收複台灣。康熙采納大學士明珠的意見,決定對台灣鄭氏先行招撫,若招撫不成再用武力。當時鄭氏政權已無恢複明室的可能,隻想保住在台灣割據的局麵。他們在與清朝的談判中,多次要求“不剃發”,“世守台灣”。如果清政府同意鄭氏的要求,台灣這塊自古以來的中國領土,就會從祖國分割出去。康熙帝在遣使與鄭氏代表談判中許諾,如鄭氏歸順清朝,則可“保境息民”,仍在台灣居住,但鄭氏必須成為清朝臣民,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方麵顯然對此沒有興趣。在多年的和談“招撫”與和平努力無效後,康熙帝決定以武力收複台灣。

    一戰定澎湖,促成台灣和平統一

    1681年,在姚啟聖和施琅的同鄉大學士李光地的極力舉薦下,康熙帝再次召見了已年屆花甲的施琅。施琅再次向康熙帝詳細闡述了如何訓練水師、如何利用風向變化等具體方略。康熙聽後十分滿意,任命他為福建水師提督加太子少保,令其即赴前線,操練水師,待機進取台灣。

    由於福建前線存在著姚啟聖和施琅軍政兩套班子,行動起來難免相互掣肘。施琅一到廈門,立即上書要求“專征”台灣,即在軍事指揮方麵享有獨自決策權。在其意見被否決後,施琅又執意堅持再次上書。康熙帝雖然認為為人臣者不應如此“妄奏”,但他還是網開一麵,把施琅的意見交諸大臣討論。討論中,明珠讚成施琅的意見,主張“著施琅一人進兵似乎可行”,康熙也隨即表示同意明珠意見,令“施琅相機自行進剿”。

    康熙批準“專征”使施琅大受鼓舞,上任以後,施琅積極訓練水師,督造戰船,選拔將領,全心籌措征台計劃。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1683年7月8日),施琅率領水兵2萬餘人,大型戰船300餘艘,中小戰船230餘艘,從福建銅山(今東山)海域揚帆起程,一路乘風破浪,鋒芒直指台灣的戰略前哨澎湖列島。

    施琅出兵台灣選擇了一個最恰當的時機:鄭經死後,鄭氏家族內部紛爭不斷,新繼王位的鄭克?無力控製局麵;由於農曆六月間是台灣海峽颶風盛行之時,施琅前兩次渡海攻台就因颶風半途而廢,因此,台軍主將劉國軒斷定清軍不會在此時冒險渡海,對清軍的進攻毫無防備。

    鑒於以往的教訓,施琅把選擇出兵的季節、時間、風向等條件作為一件大事,派專人查閱氣候資料並進行了海情和風向、風力的實地觀測。攻台之前,清軍製定了詳細的作戰計劃,但在選擇北風還是南風的風向出兵這個關鍵問題上,軍內存在不同意見。施琅認為:台灣地區高溫多雨,特別是在偏南風向下,風速和緩順暢,因而有利於舟師橫渡海峽。他多次向皇帝上書陳述自己的意見,就南風和北風對航海軍事的影響優劣做了比較。他說:“乘夏至南風成信,當即進發搗巢。蓋北風剛硬,驟發驟息,非常不準,難以預料;南風柔和,波浪頗恬,故用南風破賊,甚為穩當。”他的理由最終說服了康熙帝和其他將領。

    施琅把平台的首選目標定在澎湖是有其原因的。台灣本島地域狹窄,缺乏戰略縱深,澎湖就成為其外圍防禦的惟一屏障。台軍主帥劉國軒也認識到了這一點,將台軍主力悉數擺在澎湖,並建立了堅固的防禦工事,還在媽宮、風木匝尾、西嶼頭、牛心灣等要衝地點加築炮城14座,沿海築造高牆深溝20餘裏,安設銃炮,準備與清軍決戰。麵對台軍的嚴防死守,施琅采取了靈活的作戰方針,將清軍分為三路,以左右兩翼牽製敵人,主力居中直搗敵陣船隊。

    7月9日,清軍到達澎湖八罩島(今望安島),並停泊於此。從10日起,清軍向澎湖島台軍發起攻擊。清水軍迅速利用有利的西南風向條件,使用“五點梅花陣”,用多艘戰船圍攻台軍一艘,集中兵力作戰。“炮火矢石交攻,有如雨點,煙焰蔽天,咫尺莫辨。”清先鋒藍理率7船衝入台軍中,共擊沉、焚毀鄭氏船隻14艘,焚殺鄭氏官兵2000餘人。這時的劉國軒卻缺乏主動進攻精神,把勝利希望完全寄托在颶風上,因而幾次坐失了主動出擊的良機。澎湖一戰,清軍先後焚毀、擊沉和俘獲台軍大小船隻近200艘,殺死台軍將領、頭目300餘名,士兵12000餘名,另有165員將領和4800名士兵倒戈投降。劉國軒隻是仰仗地形熟悉,才從水淺礁險的吼門島嶼乘水漲風順之時,帶領31艘小船逃回台灣。此役,清軍陣亡官兵329人,負傷1800餘人,船隻毫無損失。

    施琅一戰定澎湖,殲滅了台軍精銳部隊,打開了台灣島的門戶,鄭氏敗局已定,島內人心大震。施琅獲勝後並不急於繼續進攻,而是在澎湖“撫綏地方,人民樂業,雞犬不驚”,甚至派人撈救跳水未死的台軍官兵,使得台灣、澎湖軍民“莫不感泣,願內向”。與此同時,施琅建議朝廷“頒赦招撫”鄭氏,以爭取和平統一台灣,使台灣百姓免去刀兵之災。康熙帝也同意施琅的招撫政策。鄭克?、劉國軒見施琅“無屠戮意”,也願意歸順。

    7月31日,鄭克?派人到澎湖施琅軍前請降,要求仍居台灣,“承祀祖先,照管物業”。施琅拒絕了他們的條件。

    8月13日,施琅率領舟師到達台灣,劉國軒等帶領文武官員軍前迎接,各鄉社百姓亦沿途“壺漿迎師”,台灣終於實現了和平統一。9月17日,鄭克?等遞送了正式的降書,並繳納了延平王等冊印。10月3日,施琅親往台灣,接受了鄭氏的歸降。從1662年上書請求收複台灣,至1683年統一台灣,前後共計20餘年。

  確保台灣留在中國版圖

    清軍攻下澎湖以後,有人向施琅進言:“公與鄭氏三世仇,今鄭氏釜中魚、籠中鳥也,何不急撲滅之以雪前冤?”施琅卻說:“吾此行上為國、下為民耳。若其銜璧來歸,當即赦之,毋苦我父老子弟幸矣!何私之與有?”他還向鄭氏手下的人聲明,“斷不報仇!當日殺吾父者已死,與他人不相幹。不特台灣人不殺,即鄭

    家肯降,吾亦不殺。今日之事,君事也,吾敢報私怨乎?”

    施琅到台灣後,果然不計前嫌,冷靜處理國事與家仇的關係,不但沒有誅殺一人,而且還到鄭成功廟祭拜,肯定了鄭成功開發台灣的貢獻,與鄭克?等人“握手開誠,矢不宿怨”。他疏請減輕台民的賦稅負擔,妥善安置歸降的鄭氏官兵。

    施琅收複台灣後,在清廷內部產生了一場對台灣的棄留之爭。許多大臣對台灣的戰略地位缺乏認識,竟然認為“日費天府金錢於無益,不若徙其人而空其地”。大臣中主張守台者隻有姚啟聖和施琅等少數人。在《恭陳台灣棄留疏》中,施琅力陳台灣戰略地位之重要性:台灣“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台灣一地,雖屬外島,實關四省之要害”,“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圉”。施琅對西方殖民者覬覦台灣多年的情況有所了解,認為“紅毛”(西方殖民者)“無時不在涎貪,亦必乘隙以圖”,如果一旦讓其占有台灣,必定會以台灣作為基地,利用“精壯堅大”的戰艦進犯大陸沿海,“此乃種禍後來,沿海諸省斷難晏然無虞”,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將會受到嚴重威脅。

    在隨後的幾次奏陳中,施琅還指出:台灣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交通發達,棄之未免可惜;“耕桑並耦,魚鹽滋生”,滿山遍野種植有各種竹木,“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還盛產木棉,“經織不乏”,“舟帆四達,絲縷踵至”,怎能拱手送人?由於施琅力主保留台灣,最終促成清政府在1684年設台灣府,隸屬福建省,駐兵1萬戍守。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中秋佳節,康熙帝召見了平台得勝歸來的施琅,“解所禦龍袍敕賜,親製褒章嘉許”,並封施琅為靖海侯,世襲罔替,令其永鎮福建水師,“鎖鑰天南”,並特準在澎湖大山嶼媽宮城內及台南城內樣仔林街建生祠,稱為“施將軍祠”。1696年,施琅卒於住所,葬於福建惠安。次年,施將軍廟建在媽宮澳東街,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更名為“施公祠”。

    已故著名明清史專家傅衣淩先生曾指出:“鄭成功的複台和施琅的複台雖各有具體原因,但是都隱藏著中華民族的大義。”“兩人的處境不同,征台的出發點不同,但是他們對台灣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則有同樣的認識,都堅定地主張保衛台灣。從他們兩人對台灣的認識來說,我們說施琅不是鄭成功的叛徒,而是他的繼承者。”

    在施琅的故鄉福建省晉江縣施琅紀念館中,有這樣一副對聯:“平台千古,複台千古;鄭氏一人,施氏一人。”這是對鄭成功和施琅功績客觀、完美的寫照。(文/樊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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