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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當代韓國與台灣的各種比較中，一直有這麼一個困惑許多人的問題：同樣受過日本帝國的殖民，相對於韓國人的「反日」，為什麼台灣人顯得那麼「親日」？這個問題同樣可以用來對香港人發問：為何香港人不「反英」？
本文擬將韓台港三地被不同現代帝國殖民的不同影響分成兩組，分別進行考察與比較，或許有助於近年來台港與中國大陸兩岸三地關係的理解。
台韓兩地「親日/反日」態度歧異的可能因素
親日/反日這套詞彙是否能精確地描述台韓兩地的真實感情？一般而言，親日/反日這套對立詞彙主要是用在對日本的國家政策的態度上，而我們除了這套涉及國家層次的對立語詞外，還有哈日與知日這兩個用語。
知日一詞是在中日折衝的歷史上企圖擺脫親日/反日這二元對立的另一種政治立場，而出現過「知日派」這麼一批政治人物；哈日這個一、二十年來的新名詞指涉的則是較不帶政治性地對日本技術與文化產品的喜好，哈日族是包括筆者在內的一種現代流行稱呼。
因此台灣與韓國對日本態度的現實情況確實比親日/反日的二元對立複雜許多，但在感覺層次上這兩個地方確實存在差異，底下我試著從一般的歷史知識來解釋這個差異。
首先，韓國當時整個國家被占領，而台灣則是做為中國的一個省分被占領，這在兩地人民間就產生了不同的心理與社會效應。韓國人是整個民族被鎮壓，也在整個民族的範圍起來反抗，繼而啟動了韓國的現代民族運動浪潮；而台灣人除了反抗之外，也同時帶著被母國遺棄的悲情「孤兒」心理。
韓國人整個民族被欺淩，他們無路可逃，隻能在整個民族的範圍一體地起來反抗。台灣被割讓給日本時，台灣人除了反抗之外卻有路可逃，就是逃回中國大陸。這是當時的情況，不隻發生在社會菁英的仕紳階層如板橋林家，也發生在很多庶民家族，如筆者的外公曾經隨部分族人回泉州老家，其中不少是抱著避難的心理，當大勢底定後又回到台灣來。
當時日本也曾想過將台灣漢人趕到大陸，當然行不通，但確實就有一批不甘接受日本統治的社會菁英回到大陸去了。這種有路可逃的情況當然就削弱了反抗的力量，而不像韓國人民在無路可逃的處境下，以其全國之力反抗而招來更嚴厲的鎮壓，也因此而造成更強烈的反抗心理。
接著，日本帝國在韓國與台灣同時進行殖民式現代化改造，培育出一批現代化知識菁英成為新興中間階層。這批新型知識菁英有部分就走上了反抗之路，而在日本帝國的嚴厲鎮壓下，這批抗日誌士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不管是韓國還是台灣，在地緣上都有一個緩衝區，就是中國大陸。例如二戰時，韓國左派的金日成在中國東北建立了遊擊基地，右派的金九則投奔重慶。
雖然如此，他們的主戰場都是在朝鮮半島，在中國大陸隻是客卿身分。台灣就不一樣了，在日本的嚴厲鎮壓下，很多抗日誌士投奔中國大陸，而且不是客卿身分。其中左派加入共產黨，並有參加長征的如蔡孝乾；右派則加入國民黨，並為其建立了台灣省黨部如翁俊明。
台灣人不管左派右派都一起加入了大陸的抗戰活動，他們一致認為，抗日戰爭的勝利是台灣光復的唯一途徑，台灣並不是他們的主戰場。換言之，台灣原來的抗日誌士在日本殖民政府嚴厲鎮壓之後，或者噤聲，或者被關在監獄裡，不然就是投奔祖國參加抗戰。如此在台灣還能發聲的，當然就主要是那批接受殖民式現代化教育的新興中間階層的新社會菁英了，這一批人對後來台灣的社會心理影響很大。韓國的情況很不一樣，韓國抗日誌士不管在國內還是中國大陸，朝鮮半島一直就是主戰場，一直就是他們在行動上與思想上造成影響的場域。
於是在日本投降之後，發生在兩個地方的情況也就有所不同。韓國是以整個國家恢復了國格，台灣則是由中國來光復失土，回歸祖國。朝鮮半島由抗日誌士恢復了國格，接著在左右鬥爭與朝鮮戰爭之後造成了南北分裂的局麵。在這樣的歷史過程中，韓國就隻有左右之分，而無統獨之別。
台灣則有著很不同的過程，它是由祖國來光復與接收的，雖然投奔祖國的台灣抗日誌士也因此回到台灣一展鴻圖，右翼的跟著國民政府回來，左翼的則在接著而來的國共鬥爭中，以中共地下黨的身分回台活動，但都稱不上接收的主力。來台接收的主力是國府內部互相角逐的各種勢力，有行政長官陳儀的係統，有國民黨部CC派的係統，有資委會的技術菁英，以及各個情治係統，此外還有美國因素這個暗流。
但重點在於，台灣社會經過五十年日本殖民式現代化改造之後，一般人對現代化的想像與中國大陸有很大的不同。這個不同不僅是步調上的差距，例如自來水與識字的普及率，而且是來自現代化路徑的不同所造成的心態上的差異。
比如說，中國大陸在麵對甲午戰爭後日本帝國逐步進逼的壓力下，經過辛亥、五四、北伐、抗戰，以自己的步伐與方式，試圖找出民族復興的一條現代化方案，雖然頭破血流、千瘡百孔，但確是自主的。
然而台灣在乙未割讓之後五十年來的現代化，卻主要是日本殖民政府由上而下強製施行的方案，由此培養出來的一批新興的現代化知識菁英，除了抗日誌士外，對中國大陸的艱辛過程並不熟悉，而卻有著不能當家作主的悲情心理。
如果說「現代化」這個東西是現代人「認同」的基本元素的話，接受日本殖民現代化教育的台灣一般知識菁英，與經過辛亥、五四與抗戰的中國大陸一般知識菁英，在現代認同上就有了基本的歧異，雙方缺乏互相的理解。這個歧異無關左右之分，而是民族內部的。這是「二二八事變」之所以發生的一個基本心理狀態，台灣人並由此而有了「日本」與「中國」的比較。而韓國社會在戰後並沒有這種內部落差的情境。
最後，在1947年二二八事變發生二年後國府即全麵撤退到台灣，形成一個長達四十年之久的兩岸對立格局，直到1980年代末期解嚴之後才啟動和解的過程。
韓國則在戰後很快進入南北分治之局，朝鮮戰爭更是加強了這一對立。兩國戰後的局麵看似相同，卻有個微妙的差異。
兩韓不管其左右分歧，在繼承抗日民族意識上是一致的。而國府退守的台灣卻由於有前述兩岸現代化不同路徑與性質的因素，而有了與大陸一貫相承的抗日民族意識的歧異。這個歧異本來可以靠國府在台灣重建的民族精神教育來彌補，比如台灣戰後新生代從小學習的中華民族教育，但是國府的民族精神教育是有缺陷的，除了不接地氣與反共八股之外，它本身並沒有能力去認識到被殖民過後的社會有所謂的後殖民問題，二二八事變就是其第一個苦果，1950年代的左翼肅清更是惡化了這個問題。
在一個被現代帝國殖民過的社會，有理論與反思能力來承擔起解決後殖民問題這項任務的，較可能是具有反帝意識的泛左翼人士，他們較不會像一些頭腦簡單的民族主義者隻會以「受了日本人奴化教育」的說詞來批評劫後餘生的台灣人民。然而左翼人士在1950年代的肅清卻斷絕了他們實行這項任務的機會，於是再一次的苦果是，當國府的民族精神教育在1980年代民主化過程中全麵崩潰後，就隻有懷日的台獨思想當道了。
相對而言，韓國社會雖然也有嚴厲的反共政策，對現代化問題較有反思能力的左翼人士並未滅絕，而且一直是韓國社會的一個政治力量。
從比較長遠的歷史因素來看，韓國不僅是整個國家被侵占，他們還是一個有著幾千年歷史的國家，這個長久的歷史傳承所形成的自尊之心是很自然的，反抗的厚度也是很實在的。相對而言，台灣的漢人社會歷史較淺，而且在西方勢力大舉來到東亞之前，麵對中國內地在政治上、地理上與文化上都相對邊緣。
這個文化的邊緣性在脫離母體之後，在對外力的反抗上或許就比較力有未逮？進一步去想，或許由於中國規模之大與複雜，在形成具現代形式的一致的集體力量與思想方麵，相較於規模較小的韓國，本來就比較困難，而有民國初年革命運動者對「中國人是一盤散沙」的悲嘆。如今大家多認識到，中國的現代民族意識是在奮鬥了數十年之後，到抗日戰爭時才達到高峰的，而台灣社會卻沒有參加到這個歷史過程。或許這個發展的落差與不一致性，本就是這個龐大的中國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轉變的正常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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