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白色恐怖記憶:遲到60年的絕筆家書

台灣台北——1952年4月,被處決前一個月,郭慶寫信向母親、妻子和孩子道別。

這些信件距離目的地隻有140英裏,卻花了60年才送達。

經過與台灣政府的一場曠日持久的談判,他的女兒終於收到了父親的告別。那時她已經60歲,年紀比父親死時大一倍。

“我哭個不停,因為我讀到父親的文字了,”女兒郭素貞說。“如果沒看過他的字,我就感覺不到他是一個活生生的人。父親的信讓他活過來了。沒有了信,父親就隻活在我的想象中,我對他的設想裏。”

過去十年,有177封白色恐怖時期遇害者的信件重現人間,此信就屬其中一封。在1947年到1987年間,由於被指控為共產主義中國從事間諜活動,數以萬計的台灣人遭到囚禁,至少有1000人被處決,大多數集中在20世紀50年代初。

失落的書信已於近幾年還給受害者家人。這些書信是台灣幾十年獨裁統治留下的痛苦紀念,是被淹沒在沒有妥善編目的政府檔案中的一小段曆史。但是,蔡英文和民進黨在1月總統大選中的壓倒性勝利,可能很快會將那段曆史更多地呈現出來:在競選時,蔡英文曾承諾要記載和糾正更多台灣獨裁統治時期的不平事。

然而這些信件不隻是文獻證據;它們也是逝者臨終前的愛意表達。它們安慰那些從小就無緣得見生身父母的孩子,也向獨自撫養孩子的配偶作最後的道歉。

信件是在2008年偶然曝光的,當時一名年輕女子要求從台灣的主要檔案館中找出有關她外公的信息。

申請查看記錄兩個星期後,這位名叫張旖容的女士收到了一疊300多頁的檔案複印件,內容主要是法庭記錄和裁決。在這些文件中,張旖容發現了外公寫給阿姨、舅舅和母親的書信,母親在他遇害時尚未出生。

他在給張旖容的母親的信中寫道:“我不久就要和世間永別了。用萬分的努力來鎮靜心腦,來和你做一次最初而最終的紙上談話吧。我的這心情恐怕你不能想像吧!嗚呼!臨於此時不能見你一麵,抱你一回,吻你一嘴……我甚感遺憾!長恨不盡!”

張旖容說,自從第一次看到這封信後,母親每次看信的反應一直沒有改變過。

“每次看信都一樣,”張旖容說。“念第一個字就開始哭。她從來沒有見過她的父親,就像他不存在一樣,但是當她看到這封信時她知道自己有個父親,而且他愛她。”

台灣政府對過去的一些傷痛也曾有過審視——包括建立一座博物館,專門記載臭名昭著的1947年大屠殺——然而研究人員認為,針對蔣介石的國民黨統治下持續數十年的政治鎮壓,政府投放的資源就要少很多了。中國國民黨自1945年開始以一黨獨裁統治台灣,直到1996年台灣首次舉行總統民選。

學者說,國民黨的鎮壓手段鮮為人知,並且一直沒有對檔案進行一次徹底而透明的審閱。雖然研究人員認為許多記錄已被銷毀,但他們相信,仍有一些記錄因為有意的疏忽而保留了下來。

“我們知道我們可以拿到大量的資料記錄,但一直沒有進行係統性的梳理,”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教授黃長玲說。“我們看過的百分比是多少?可以是10%,也可以是90%。我不知道,也不認為有人知道。”

拿到外公的書信影印件後,張旖容一家敦促政府交還原件。起初政府猶豫不決,認為文件應該存放在檔案館內。2011年,在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的幫助下,書信原件終於歸還到家人手中。

這家非政府組織座落於台北市中心一座沒有電梯的建築裏,負責收集遇害者親屬捐贈的信件和個人物品。協會執行長葉虹靈希望,這些東西有一天能在專門記載白色恐怖的博物館裏展出。

紀念品包括曾經屬於被處決囚犯的家庭相冊。葉虹靈說,一些囚犯用精心折疊的糖果包裝紙裝點了他們的相冊,這是在利用手頭僅有的材料消磨時間。有些信件的行文中外混雜,提醒我們當時關押在國民黨監獄——現為台北喜來登大飯店——中的人不諳中文書麵語,這是日本殖民統治50年的結果。

信件內容大多簡短而正式,但訊息的簡單掩蓋了這些信件對家人的重要性。

父親被秘密警察帶走時,郭素貞才三歲,她一生都在搜尋有關父親下落的線索,對她來說,這些信件是個突破。

她說,母親對父親心存怨恨,認為他把政治看得比家庭重要,恨他不顧一切加入共產黨地下組織。

“當時她隻有23歲,”郭素貞說。“一個上學的小姑娘就跑去結婚了。當時環境很簡單,然後天就塌了下來。她一直在想,你為什麽這麽做?為什麽要把這擔子留給我?”

信件讓母親釋懷,然而看到信件時她年事已高,有些失智。

在某些個案中,信件再次開啟了一輪情緒化的爭辯。一些學者認為,像郭素貞的父親這樣的人,並沒有受到不公正迫害,因為他加入共產黨組織的時候,國民黨正在從一場和中國共產黨的十年戰爭中脫身。

郭素貞說他的共產主義和中國無關,隻是對國民黨壓迫的一種反抗。而且她說,無論是哪種情況,最重要的是檔案記錄能得到妥善的輯錄和公布。

“人們在這個問題上一直保持沉默,”她說。“我們作為一個社會經曆了多大的倒退?多少人被殺害、被囚禁,產生怎樣的後果?這些都應該展開探討。”

對某些家庭而言,這樣的討論已不可能。張旖容的外婆到死也沒有看到信,丈夫在信中要她改嫁。在一本關於這些信件的書中,張的母親思考了這些訊息的未能送達造成了怎樣難以揣度的損失:

“六年的夫妻,換來56年的死別。終其一生,我母親從未見到此信,也不曾再婚。曆史沒有如果,但如果,信能在當年,送達母親的手中,是不是,母親可能有一個不一樣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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