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發速寫《台灣腔》之後，各種評論和對話都覺得蠻有意思的。其中有網友“囫圇吞棗”特意去搜了這篇跟帖留言，十分感謝。我支持原創，一般不轉帖。但作為調研分析的參考資料覺得真是蠻不錯。是自己惹的話題，最好也善始善終，特轉來與大家共享。-by 尤其開心
文｜鄭子寧
同為國語，台灣人的說話方式為什麼與大陸相差那麼大？閩南語與台灣國語究竟有何關聯？
「我宣你。」「你不要這樣啦。」「這個包子好好吃哦。」在不少大陸人眼中，台灣人的說話方式一直是娘炮的代名詞。21 世紀初，這種綿甜軟糯的腔調還激起過老幹部們不同程度的生理反應，以致廣電總局三令五申電視節目中不得出現台灣腔。萬惡的台灣腔是怎麼出現的？至少在 20 世紀 80 年代之前，螢幕上的台灣口音跟大陸還沒什麼區別——70 年代瓊瑤戲中的林青霞、秦漢，與同時期《廬山戀》中張瑜、郭凱敏的說話腔調並無明顯差異；以甜美可人著稱的鄧麗君，在 1984 年「十億個掌聲」演唱會上與主持人田文仲互動時，二人的口音更像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大陸人，與《康熙來了》等節目中台灣藝人的腔調完全不同。
那麼，現在兩岸螢幕上的口音差距到底從何而來？
並不正宗的大陸腔
對台灣腔深惡痛絕的老幹部可能已經忘了，現在央視主持人的說話腔調與早年的播音腔也不是一回事。
當時無論主持人還是嘉賓，咬字都極為清晰，一個個字仿佛是嘣出來的，風格與現今大陸、台灣的播音都相差很大。而且 1949 年之後，這種播音腔並沒有馬上消失。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這種播音腔顯得刻意做作。那當時為何要用這種腔調播音？
首先是廣播技術的不成熟。早期廣播主要是調幅（AM），偵測一個特定頻率的無線電波幅度上的變化，再將信號電壓的變化放大，並通過揚聲器播出。雖然技術簡便，方便接收，傳播距離也比較遠，但這種廣播音質較差，不但音頻帶寬狹窄，而且任何相同頻率的電信號都可以對其造成幹擾。
被譽為「無線電之父」的李·德弗雷斯特，其在電子管作用方麵的發現為廣播技術的發展鋪平了道路
音質受限，語音清晰無疑非常重要。本來就嘈雜的背景音中，如果播音員的口音快而模糊，聽眾的耳朵就會受到折磨。而且，高頻聲音在早期技術條件下音質損失較少，因此老錄音在現代人聽來一般都更為尖利。
技術水平隻是一方麵，播音腔之所以怪裡怪氣，更直接的原因是早期廣播聽眾說話就是這個調。廣播技術誕生於 20 世紀初期，條件所限，負擔得起接收費的人不多，最早的聽眾主要是社會中上層。而且，其時正值大量新富人士試圖擠入傳統精英階層，口音向上層靠攏是提升身價的捷徑之一（詳情查看大象公會往期文章《口音與階層》）
那社會上層的口音為什麼就這麼怪呢？
在世界各地，上流社會的口音一般比較清晰，下層口音中消失的某些對立在上層往往得以保存。如英國上層的 RP 腔 lip lit lick 分明，但倫敦工人的發音則大多模糊難辨。同樣，20 世紀初北京上層的口語音係雖已與平民沒有音位上的差別，但他們讀書時仍保留入聲。
出於教養和身份，上流社會也往往更重視家庭成員說話的清晰度。例如有著悠久正音和演說傳統的英國，連國王喬治五世和撒切爾夫人都要請專人指導發音，中國的《顏氏家訓》也多次強調正音的重要性。在大眾聽來，這種對正音的執著往往顯得做作而疏離。
反過來，吞音、連讀這種大眾常見的語音模糊現象（如一般北京人讀「大柵欄」、「德勝門」的第二個字時），在注重清晰的上層口音中往往要輕得多。
無論大陸還是台灣，民國口音都在初期得以延續。但不久之後，這種口音在大陸就不合時宜了。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國展開。文革期間講求聲音的力量感，要體現血性和氣魄，讓各路牛鬼蛇神聽了膽戰心驚。之前那種發音清晰、感情相對中立的播音方式自然不符合需求。這種播音腔在今天的朝鮮仍是主流，比如著名功勛播音員李春姬，她氣吞山河的播音據說能讓敵人「肝膽俱裂」。
1978 年後，文革腔雖在黨政機關和軍隊的紀錄片中仍有保留，但普通電視節目中已難覓蹤跡。不過其內在精神已深植於大陸人的說話方式中，甚至不限於普通話——香港回歸前中國曾製作一檔宣傳基本法的粵語節目，播音員來自廣州，但在香港播出後惡評如潮，市民紛紛反映語調過於兇狠蠻橫，聽得很不舒服，最後不得不請了一位香港的播音員再錄一次。
此時台灣的播音腔調仍是以前的老路子，一直到 80 年代台灣社會劇變，播音腔變化仍不明顯。真正讓兩岸徹底拉開距離的，是 90 年代後兩岸播音腔普遍被生活化的語言取代。
大陸文化產業高度集中於北京，京腔的影響力自然越來越大。更重要的是，口音不再是階層鑒別的標誌——正式場合操一口南城胡同腔的北京話，不再被視為土鱉；廣電總局雖再三要求電視節目主持人說標準普通話，但很多地方台的節目為了體現親民和生活化，主持人都憋出一口半鹹不淡的京腔。
趙本山在春晚的崛起，也讓鐵嶺話占據了很高的生態位。在大陸中部和南部的不少地方聽廣播時，主持人甚至經常會冒出兩句東北話，否則放出罐頭笑聲時就不太自信。
台灣的情況更特殊。標準意義上的國語來源於北京地區的方言，但台灣本地沒人說北京話。國民黨敗遷台灣後，外省人來自大陸各地，這些主要聚居在台北的「天龍人」很長一段時間內主導了台灣社會，他們通常用國語交流，因此其後代一般都能講一口相當標準的國語（如馬英九），被稱為「台北國語」。
為什麼「台北國語」會導致台灣腔變「娘」？
首先是外省人的出身。外省子弟的上層多來自江浙地區，台北國語的鼻音比較輕，ing/eng 這樣粗重的後鼻音在很多人的口語裡麵不出現，和蘇州話、上海話類似，聽感自然比較軟糯。外省人中也有很多人說山東話等北方語言，但他們大多是眷村的下層軍官和士兵，對台北國語的形成產生不了什麼影響。
台灣本地人則以閩南話為主，閩南人講國語相當粗硬，被譏諷為「地瓜腔」。在文化中心台北，這種腔調顯然不入流。在國民黨的推廣下，台灣本地人極力模仿外省人的台北國語。本地人的方言底子，使得模仿結果除了鼻音較輕，還會保留一些閩南話的特徵，如翹舌音的缺失，輕聲的匱乏等等。
另外，閩南語對語氣詞的使用遠遠多於大陸的普通話，這使得台灣人的語氣比大陸人要親和得多。「太熱了嘛！沒差啦！我好熱哦！」也自然比「太熱了，沒差別，我好熱」顯得「娘」一些。
音高也是「娘」的主要原因。不難發現，台灣國語的音高比大陸的普通話要更高一些。由於女性的音高天然高於男性，較高的音高自然讓人感覺更加女性化。這很可能是因為台灣從閩南話轉向國語的過程中，女性起到了先鋒作用，導致女性的口音成為模仿對象。
這種模仿女性口音的現象極為普遍，大陸各種南方方言區說普通話時音高也往往高於方言。究其原因，女性比男性更注重自身形象，在穿著、舉止上更講究時髦。語言也不例外，因此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先模仿語言。
女性在家庭生活中與男性後代接觸更多、影響更大，最終往往導致全社會口音的變化。例如北京有種口音叫女國音，20 世紀早期在女學生中流行，大致把 j q x 讀成 z c s，顯得更加嬌嗲。但現在這麼說話的北京人已遠不限於女學生——當年的女學生已經成長為母親和奶奶，她們的後代無論男女往往都有「女國音」的痕跡。
蘇州話 19 世紀時「毛」、「叫」這類字的元音接近英語 cut 中的 u，現今蘇州評彈仍然如此發音。1928 年趙元任在蘇州調查吳語時發現當時已經男女有別，女性發這個音時韻母變成了更加前而尖利的 ae（英語 cat 中的 a），男性則仍發舊音。但現在蘇州已經全部發成了女腔的 ae。
男性的影響則小得多——北京上海少數男性會把 s 發得和英語的 th 類似，往往被視為「小混混」、「癟三」說話，始終難以擴散。
除了語言本身，更重要的是，由於沒有經歷過掃蕩一切的政治運動，台灣教育相比大陸留下了更多的儒家痕跡，更注重「富而知禮」，多數台灣人的說話方式自然比大陸顯得文氣陰柔。台灣大學洪惟仁教授在 80 年代後期訪問大陸廈門、潮州等地時，就已注意到台灣女性說話相比同樣母語是閩南話的廈門女性要溫柔得多。
隨著台灣民主化和本土主義的興起，國民黨之前力推的台北國語，權威地位逐漸被年輕一輩的腔調所取代。羅大佑 1982 年的名曲《之乎者也》中，還曾諷刺過年輕人的說話腔調。這種區隔到現在仍能看到，不少老輩藝人如金士傑、李立群等人就保留了原本的國語口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