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捷：台灣地區“國族認同”剖析

      中評社北京11月25日電／湖北省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武漢大學兩岸及港澳法製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祝捷，日前在北京大學舉辦的“中華文化複興論壇”發表論文《台灣地區“國族認同”剖析》，內容如下：

      摘要：台灣地區“國族認同”是支撐“台獨”的諸多理論之一。站在“一個中國”的立場上，“台灣國族認同”從理論體係，到實踐運作顯然都是錯誤的。但“台灣國族認同”在台灣地區流行多年，必定有其理論上的特性。對於台灣國族認同的理論體係，應當進行仔細梳理，“民族國家”理論、“台灣人”意識、“外來政權”認識和政治反抗文化，構成“台灣國族認同”的支柱。論證台灣國族認同的理論，以誤用、變造或使用不科學的民族學觀點的方式，強化兩岸政治對立，其本質是一套為“台獨分子”所用的、以“民族”麵目出現的政治說詞。

      主題詞：台灣地區“國族認同”；“台獨”理論；台灣意識；“政治反抗文化”

      一、“台灣國族認同”的理論要點

      “台灣國族認同”的理論體係主要由四個部分構成：民族國家理論、“四大族群”的劃分、“台灣人”的塑造和所謂“政治反抗文化”。

      （一）“台灣國族認同”的基礎：民族國家理論

      （二）“台灣國族認同”的前提：“四大族群”

      （三）“台灣國族認同”的基石：“台灣人”

      （四）“台灣國族認同”的核心：“政治反抗文化”

      二、“台灣國族認同”的理論批判

      “台灣國族認同”在基礎、前提、基石和核心上都是站不住腳的。主張“台灣國族認同”的學者和政治人物運用偷換概念、張冠李戴、曆史重述等手法，誤用了民族國家理論，借助本不科學的“四大族群”劃分，變造了“台灣人”的概念，並篡改了台灣人民的民族精神和民主精神，因而不僅在立場上，而且在觀點上和邏輯上，都是完全錯誤的。

      （一）被誤用的民族國家理論

      “台灣國族認同”推崇民族國家理論的目的是為了借助“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命題，為其提供理論基礎。然而，主張“台灣國族認同”的學者和政治人物雖然沒有過多地篡改民族國家理論，但對民族國家理論產生了錯誤的理解，並由此導致了對民族國家理論的誤用。

      第一，“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經典命題並不適用於現代社會

      第二，民族國家理論是一套“統一”理論，而不是“分裂”理論，其理論目的與“台灣國族認同”背道而馳。

      第三，主權在民族國家的生成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沒有主權支撐的“台灣國族認同”無法套用民族國家理論。

      （二）不科學的“四大族群”

      “四大族群”的劃分是台灣地區的一種民俗現象，而不是一個嚴謹的科學命題，因為“四大族群”實際上是依著不同的標準所進行的分類。

      對“四大族群”不科學性的論證，對於批判“台灣國族認同”有著三個方麵的重要意義。第一，“四大族群”的不科學性，在相當程度上消解了“台灣國族”的社會基礎，從而使“台灣國族”因缺乏相應的支撐而淪為無本之木。第二，對“四大族群”劃分標準的澄清，否定了將原住民排除出中華民族的觀點，使“台灣國族認同”試圖借助原住民將台灣地區拉出中華文化圈的企圖落空。第三，揭示了1949年後台灣地區所謂“省籍矛盾”、“族群矛盾”的實質，削弱了“台灣國族認同”的實證基礎。當然，本文對“四大族群”的批判僅僅是在理論意義上，對於已經獲得普遍認同的“四大族群”，本文無意也不讚同對之加以否定。

      （三）被變造的台灣人

      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是：到底有沒有“台灣人”？答案是肯定的：的確有“台灣人”的概念，但這裏的“台灣人”並不是“台灣國族認同”所稱的“台灣人”。所謂“台灣國族認同”不過是借助了“台灣人”的外殼，而篡改了它的靈魂。

      對“台灣人”觀念的形成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台灣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鬥爭。在同日本殖民當局進行長期鬥爭的過程中，台灣人民對自身定位進行了思考，逐漸形成了“台灣人”觀念，福佬、客家和原住民等族群放下彼此之間的爭執，統一於“台灣人”的名號下，第一次在台灣地區形成了民族觀念。由此可見，此時存在台灣人觀念和台灣意識，仍然是中國所屬下的地方觀念和地方意識，“台灣人”的觀念，因而是“中國人”觀念的一部分，它強調的不是與中國大陸的區別，而恰恰是與中國大陸的親緣關係。從此意義而言，“台灣人”毋寧是相對於“日本人”而言的。因此，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台灣人”觀念除了地方意識的一層含義外，還具有民族反抗主義的政治意識。

      由此可見，“台灣國族認同”即便不是臆造了台灣人民的曆史，也是歪曲了台灣人民的曆史，它臆造出一個有著“國家”意義的“台灣人”概念，將“台灣人”本來具有的“中國”意義加以變造。對“台灣人”真實含義的澄清，足以動搖“台灣國族認同”的理論基石，既然“台灣人”從其根源上而言是一個具有濃厚“中國”意義的概念，那麽，依賴於“台灣人”所構建的一套“台獨建國”理論自然沒有了理論上和事實上的依托。

      （四）模糊的“政治反抗文化”

      “政治反抗文化”是“台灣國族認同”理論的核心，但作為一個理論的“核心”部分，“政治反抗文化”並沒有一個清晰的含義。從語詞構成上來看，“政治反抗文化”是由“政治”和“反抗文化”所構成的偏正短語，其中“政治”是“反抗文化”的修飾詞。“政治反抗文化”的吊詭之處就在於：“台灣國族認同”用概念極為寬泛的“政治”，模糊了“反抗文化”的屬性，為自己重述台灣曆史提供了理論依據。

      “台灣民主國”被認為是“政治反抗文化”的先聲，但如果考察“台灣民主國”的曆史就會發現，“台灣民主國”是台灣人民在尋求清政府保護無果情況下的自救權宜之計。台灣的知識分子與統治官僚成立“台灣民主國”的意圖，並不是使台灣永久脫離中國，而毋寧是一種自救自保的過渡辦法。因此，“台灣民主國”決不是所謂台灣人民反抗“外來政權”的先驅，反而是中華民族反抗日本殖民者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時在台參與“台灣民主國”的官員和士紳有相當部分來自於內地，如“台灣民主國”的“總統”唐景菘係廣西灌陽人，後期主要領袖、“大將軍”劉永福係廣東欽州人（今屬廣西），著名抗日義士吳彭年係浙江餘姚人等，台灣“民主國”檄文中也籲請大陸人士來台共謀保台大計。若按“台灣國族認同”的理論，被其引為範例的“台灣民主國”豈不成了“外來政權”？西來庵事件是台灣反日義士在日本強迫中國簽訂21條、全國人民反日情緒高漲的背景下，配合大陸反日運動的一次武裝暴動。台灣島內抗日武裝也多堅信或宣稱大陸將派員收複台灣或給予軍事援助。上述事實表明，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人民“反抗文化”所針對的“敵”是日本殖民統治者，所“反抗”的對象是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在台灣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鬥爭中，台灣人民從來都是將自己視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其“政治反抗文化”的實質是“民族反抗文化”。

      1946年“二二八”事件常常被“台灣國族認同”理論當作“政治反抗文化”的例證。但是，60餘年的“二二八”研究表明，“二二八”事件在本質上是兩岸隔閡太久又因吏治腐敗和民生凋敝所引發的民亂事件。台灣地區1949年後的“黨外”運動也被認為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以來“政治反抗文化”的延續，但實際情況卻不是如此。雖然“黨外”運動中也偶有“台獨”的聲音，但其主流是要求改變國民黨在台灣地區的威權統治，實現政治民主、社會公正，尤其是要求開放民意代表的選舉。“中國”甚至被一些“黨外”雜誌和組織嵌入了自己的名稱中，如《自由中國》雜誌、“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等等。由此可見，“黨外”運動主要針對的對象也是國民黨的威權統治，是台灣人民爭取民主、自由的鬥爭。1946年後的幾個曆史事件中，台灣人民所反抗的對象都是國民黨的“威權統治”，這裏的“政治反抗文化”實際上是“民主反抗文化”。

      “台灣國族認同”用“政治”將“反抗文化”模糊化，然後將“民族反抗文化”和“民主反抗文化”兩種“反抗文化”都裝入“政治反抗文化”的口袋中。由此可見，“政治反抗文化”是一種理論上的主觀構造和想象，它模糊了“敵”的含義和界限，最終的目的是將“敵”的概念指向了祖國大陸。

      隨著“台灣國族認同”諸理論的澄清，“台灣國族認同”的真相也逐漸浮出水麵：“台灣國族認同”並沒有立論的基礎，也可以作為論據的事實，所謂的論證，不過是主張“台灣國族認同”的學者和政治人物的自我想象。

      三、結語

      兩岸關係的本質是大陸和台灣之間的政治對立關係，台灣問題的解決是兩岸政治對立的消除。兩岸人民同屬一個中華民族，台灣問題的論域內不存在所謂“民族問題”。但是，由於台灣地區特殊的曆史背景和社會基礎，主張“台獨”的學者和政治人物創造了“台灣國族認同”，意圖通過這套充滿虛構、臆造和想象的理論，將“台獨”從一種政治主張，轉變為對“民族獨立”的訴求，而後者本不應存在於台灣問題的論域。從表麵上，“台灣國族認同”有著若幹民族學上的特征，如民族國家、族群、“台灣人”等，但這些特征要麽是被誤用的、要麽是被變造了的，要麽本身就是不科學的，而且這些觀點目的都在於牽引出“政治反抗文化”，以強化兩岸的政治對立關係。從此意義而言，“台灣國族認同”不過是一套以“民族”麵目出現的政治說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