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7年以來，我曾經五次訪問台灣。第一次去台灣時，我正在香港工作，很自然地以為台灣人應該和香港人差不多。但是，當我一踏上台灣的土地，就發現完全不是一回事。首先，台灣人受過精致的民主訓練，公民意識極強，毫不誇張地說，在華人世界裏屬第一。一次我采訪一個台灣的小學生，問他什麽是選舉，這個才十一歲的孩子的答案是：“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說老實話，這後麵半句，在其他華人地區，即便是政治人物也不一定說得出來。就這一點，我覺得台灣對於民眾的政治訓練絕對是世界領先的。第二，台灣是一個高度開放與包融的社會，最令我驚歎的是，於我居住的台北喜來登酒店，正好可以見到前往“總統府”包圍陳水扁的人群，但是途經這一路線上班的人卻可準時抵達公司，不受幹擾，彼此不同政治意見，可以在民間如此充分協調，當時我覺得不可思議，事實上日後看來也確實很了不起。第三，台灣的公務員團隊素質極高，我一度認為香港的公務員素質不錯，但是當我在台灣體會了與台當局對外交往、宣傳、文化及台北市政府的官員打的交道之後，發現香港公務人員過於匠氣，而台灣的公務員團隊，則在嚴肅認真清廉之外，不乏高度的靈活性。我當時供職的上海電視台（東方衛視），照理說是不能前往台灣進行采訪報道工作的，因為當時由台灣新聞主管部門批準的可赴台的大陸媒體，隻限三四家大陸中央級媒體。但是，負責審批我赴台采訪一事的一位台灣駐港官員，在與我僅僅一次麵談之後，即表示“周先生，我一定會讓你成行”。由於采訪任務緊張，他們來不及將我的證件送回香港，於是竟然安排一位負責外事的“新聞局”官員在台北桃園機場的出入境檢查站等我，待我抵達之後，將證件送出，供我通關。此事令我印象極深，要知道這時還是陳水扁在台上，兩岸關係還非常一般呢，這說明台灣的主管官員在彈性執法、辦事方麵，完全不小家子氣，大氣開明！
隨後，2008年我又赴台采訪陳雲林；2009年新年之即，我又在台灣守候大陸一對熊貓在台北動物園安家。可以說，每一次都有風雨，示威、遊行、抗議或多或少都有，但台灣有關方麵均可以處理得妥帖得當。一次我深入綠營包圍陳雲林用餐酒店人群采訪，身邊有不少人看到我手持的話筒，有認識的就說“這是大陸電視台的”，當時我還有一點緊張，但是，一個多小時的拍攝，我們不僅未受任何阻擋，相反當我告訴人們我采訪結束要前往台灣東森電視台傳片子時，人群居然立即讓出了一條道路，讓我們可以順利離開。我一邊離開，一邊激動地想，這片土地太有希望了！
但是不久之前，我再次訪問台灣，除了一絲心酸之外，總是湧在眼前一個詞：蕭條。不知道為什麽，我感覺台灣的人口在不斷減少，台北大型百貨公司裏的顧客比起八年前明顯稀鬆了起來，那些曾經塞滿人流的特色街道裏，除了略顯突兀的大陸旅行團外，人也不多；到了台中、高雄就更是如此，熱鬧的隻剩下那些高高飄揚的各種競選旗幟，而這也更顯示出了城市的冷清。根據台灣中研院的報告，台灣已經成了一個老年化加外流型的社會，並且還有非常突出的人口結構問題，男少女多就是一個特征。我認識的台灣好朋友，大多是台灣社會的主流政治精英，他們均選擇了在台堅守，但是他們對於台灣經濟的前景，卻並不看好。一位台灣的經濟學家對我說，如果將台灣僅比作大陸的一個省級行政單位，GDP總量甚至不如大陸中部的河南省，被一直仰視台灣的福建省超過也很快了，台灣在經濟上不僅奇跡不再，而且連常態都不見了。他說的是實情，8年來，台灣經濟鮮有起色，基本上快落到了倒退的邊緣。根據2014年的統計數據，台灣的GDP與大陸的河北省差不多，居然落在河南之後，假設有一個排名的話，她隻能在省級行政單位中，排到六七位的樣子。1990年時，台灣的GDP大約可以占到大陸的三分之一多，而到了2014年，台灣的GDP大約隻有大陸的5%。但這也許還不是最嚴重的。
由於我長期在媒體工作，台灣的同行一直是我學習的榜樣、交流的對象，而這些年來，台灣的電視行業的製作質量，可以說已經徹底崩塌了。娛樂節目全線潰敗，像胡瓜、張非、小S、王偉忠等等等等人的名字，全成了回憶、或者成了廣告，因為他們的節目已經看不下去了。動不動上億級人民幣製作的大陸綜藝節目，已經全麵超越了台灣當地電視台的製作水準。一位台灣電視台的總經理對我說，這已經不是今天趕不上的問題，而是永遠也不可能了。出於研究台灣媒體的需要，我一直有收看台灣電視新聞的習慣，而現在台灣的電視新聞裏，理性的討論已經越來越少，情緒化的、過激的、極度民粹的、離奇的語言比比皆是，電視新聞製作人們似乎已經不在意把一件事說清楚，而隻是在意把它說激動了。記得2003年時，《宋美齡》紀錄片的導演來滬交流，同為電視工作者的我們在看完一集節目之後，紛紛起立鼓掌致敬。而現在，在台灣的電視頻道上，已經見不到這樣的節目了。台灣同行告訴我，沒有辦法，收視壓力太大了。這一切，讓人感到經濟的肅殺正在讓文化凋零。
2014年，我去佛光山拜晤星雲大師，大師正在被反核人士圍剿，我問大師，是否太多地關注了政治，大師說人還是要講道理的啊。是啊，人是要講道理，但是台灣講道理的成本似乎被耗盡了。台灣的大企業基本都將生產中心、經營中心甚至金融業務都遷出了台灣，最近這些年連人才儲備也建在了台灣以外的地方。台灣的精英人才以往會在大陸的台資、外資企業工作，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已經在大陸的民營公司裏工作了許多年；以往在我喜愛的一個中天電視節目《台灣腳逛大陸》裏，台灣人在大陸的中西部省份工作的還不多。而現在，越來越多的台灣人也參加到了李克強總理提倡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熱潮當中。過去還有一個有關台灣人在大陸的人口統計，而今這個統計已經沒有太大意義了。
以經濟學的維度觀察台灣，台灣經濟在過去八年間，最大的問題在於開放性不足。兩岸三通實現之後，不管各方力量怎麽看、是不是願意，台灣已經被架上兩岸經濟一體化的快車道。照理說，台灣完全可以憑借全球領先的社會保障體係、民主政治、人才優勢，在其中博得先機的。但是，事實卻非常無情。舉一個例子，2009年，我們采訪朱立倫時就曾經呼籲自由行，朱立倫雖然認為對，但當時沒有表態。這代表了台灣政治人物的一個矛盾心態，有關大陸的事，我不能先說，以免成為靶子。後來自由行成功。但以經濟動物的角度，自由行絕不單單是一個旅遊問題，它應該是一個資本項目開放，甚至是一個移民項目開放的問題。自由行之後，我們預計的應該是開放大陸民眾在台購買不動產，甚至開放移民。台灣與香港不同，擁有巨大的吸引大陸資金和人才的潛力，可以說，假如台灣可以在2009年開放以上兩者的話，一則大陸民眾不會擠爆香港，二來台灣的地產乃至整個金融市場將被激活。台灣土地房屋私有化程度極高，民眾個人及相關行業均會從中受益，資金與人才的流動將會掉頭回流台灣。但是，這種聲音在台灣很弱，而且一旦出現，皆被批倒批臭。回過頭來看大陸這一邊，三通之後，大陸對於台灣人居住、工作、旅行的限製幾乎為零，甚至由於大陸長期以來對於台灣人在內的海外華人的超國民待遇，台灣人在大陸工作，還可能在工資、職位上被高看一眼。
不久前在反腐中落馬的南京市長季建業就曾經說，自己在昆山工作時為台商端洗腳水。與此同時，台灣企業也是哪裏有錢掙就去哪裏，我們看到2008年三通實現之後，不少台灣企業放棄台灣市場的行動更加徹底了。企業在出走，對台灣最有興趣的陸資又入門不得其法，接下就隻能是人才的外流。這已經成了當今台灣社會的一個死局。但是在一個民主政體下，現在的馬英九及其政府是無力挽回的。而且，在主流民意不轉變的情況下，下一屆政府要改變這一切也非常困難。
蔣經國先生是我最尊敬的政治家，他啟動台灣經濟起飛的按鈕就是開放，從經濟開放，到政治開放，最終不惜放棄蔣家王朝乃至整個國民黨的在台統治。但是，就如阿倫特所言，民主政治亦有其陰暗麵。任何力量均可以以民主為名，無需任何成本的煽動民粹，杯葛政府；這一方麵是任何一個民主政府都要付出的代價，另一方麵，也是台灣社會走向真正成熟民主社會真正的挑戰。眼下，台灣社會又將麵臨一次新的選擇，無論誰將當選，前麵的路都將充滿風險。但是，你們的風險不會有當年蔣經國先生的大，他既然有如此之大的勇氣將這一切交給你們，你們為何不能做出真正有擔當的選擇呢……
祝福台灣，天佑寶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