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台灣還是大陸，古代史由於較少牽涉當下，雙方的敘述都有一種輕鬆感，甚至豪邁感。但“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從敘述曆史的角度可以揣摩出雙方的政治生態。
大 陸和台灣在敘述中國史最大的不同可以說是在農民起義的評價上。台灣對於農民起義有種特別的敏感，基本上評價都是負麵的，而大陸對此往往高唱凱歌。例如對於 陳勝、吳廣的起義，台灣版隻是簡單地用幾個字敘述，而大陸版對它非常讚頌，花了較多的篇幅來敘述此事，充分突出農民起義的偉大意義，“用武力推翻了秦朝的 暴虐統治，沉重打擊了封建地主階級……陳勝吳廣的首創精神，為曆代農民樹立了榜樣。”1851年的太平天國運動，在台灣的曆史書中是這樣評價的，“其政治 製度為文武合一，極端專製，形成曆史上罕見的恐怖統治。”而大陸版對太平天國運動極其推崇，不僅肯定它是“中國近代史上規模巨大、波瀾壯闊的一次偉大的反 封建反侵略的農民革命戰爭”，而且下麵還詳細分析了它的五點意義。
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在台灣叫做“義和團之亂”。台灣版對它的看法較為負麵，認為它怪力亂神、經常對外人滋事，故又稱為“庚子拳亂”。大陸則沒有談及義和團的局限性，主要篇章描述義和團的勇猛和無助。
對於農民起義的原因，兩岸在解讀上也存在大分歧，大陸版強調多是官方原因，例如由於官吏摧租逼稅、統治殘暴等原因造成，而台灣灣則多以流寇、饑民、破壞等負麵的詞語相稱，似乎農民鬧事是下層人的自主行為，與統治階級關係不大。
正 因為這個分歧，於是帶來了對另一撥人的評價有不同，大陸版對於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曾國藩等人給予較多負麵的評價，在課文小字中說到曾國藩因受太平軍重創， 曾三次投水自殺，以及曾國藩的門生李鴻章組織地主武裝淮軍，在外國侵略者幫助下從安慶運到上海，進攻太平軍。而台灣版對曾國藩等則較多正麵敘述，“曾國 藩，湖南湘鄉人，深受儒家傳統的熏陶，為一位講求義理、崇尚經世濟用的學者與官員”。文中還稱讚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後，使漢人的政治地位大為提高，地方督 撫的權力也隨之增強。
由於國民黨退據台灣後， 采取加強中國曆史思想文化，去除日本殖民地影響的教育方針政策，尤其重視曆史教育，把它作為形塑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環節。所以對於古代史，除了在評價上雙 方稍有點差異外，其餘差別不大。但有一點引起了筆者的注意，台灣和大陸每講到一個時代結束時，都會有專門的一章節講述經濟文化發展。台灣更傾向於追尋中國 曆史的製度演變，而大陸比較多地沉浸於老祖宗哪些技藝又比西方早了多少年。譬如台灣版曆史書在講文化的時候，必定提到一個時期的官製、兵製、賦稅、科舉的 沿襲流變，似乎他們在這裏可以找到某種治國方略。而大陸一般是強調經濟繁榮、文化領先，對政治製度的變革不太著力。
提起抗戰，台灣反而不厚道
想 必讀者最感興趣的就是雙方對抗戰的描述，因為這段曆史成了雙方力量消長的關鍵時期。筆者仔仔細細地進行了對比，在“八年抗戰”這章中台灣版教科書比較簡單 地講述了上海、忻口、徐州、武漢四大會戰，但著墨非常少(四大會戰在大陸版裏分別為淞滬會戰、太原會戰、徐州會戰和武漢會戰)。
除 了這幾次重大的戰役外，台灣版在提及抗戰將領時，除了“偉大的蔣委員長”外，隻提到吉星文、佟麟閣、趙登禹、謝晉元，其他將領再無涉及，甚至連台兒莊戰役 中的李宗仁也隻字不提。而大陸不但詳細提及，前些年版本的曆史書中還放了李宗仁在台兒莊車站的照片。倒是台灣版在抗戰中特別提到了一個反麵典型，在忻口會 戰中“守軍將領韓複榘不戰而走。蔣委員長下令拏辦，處以極刑，軍威大振”。
原 本費力氣找台灣地區的曆史教科書對共產黨抗戰是如何描寫的，可看了之後發現對國軍抗戰描寫都如此之少，那更別指望能對共產黨抗戰有什麽描寫了，沒有平型關 大捷，沒有百團大戰，沒有遊擊戰，也沒有反“掃蕩”。書中把共產黨的敵後抗戰完全抹殺，貫穿其教科書的主題是：中共擾亂抗戰。
有 一段比較詳細的描述：是“竄往陝北的殘共，為求生存，一再向政府表示輸誠。政府為團結抗日，允其所請，將陝北之殘共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旋改稱第十八 集團軍)；潛伏江南之殘共，編為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表麵服從政府，暗中擴張勢力。羽毛既豐，故態複萌，竊據地盤，襲擊國軍。”
這個主題延伸到到皖南事變，整個就黑白顛倒了，說是“民國二十九年十月，軍事委員會命令新四軍調往江北，不惟不理，反而襲擊國軍”。在1944年豫湘桂戰役國軍大潰敗之際，教科書中還特地點了一筆，“我國經此一役，損失至大，造成中共得利的機會。”
反 觀大陸曆史教科書，則對抗戰這一大事，事實重於感情，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國民黨的正麵戰場抗戰反而是較多的客觀描述。大陸的教科書按照時間順 序，對於抗戰正麵戰場上大部分主要會戰都有描述。當然作為中學階段的曆史教科書，畢竟是普及教育為主，所以如果要強求將正麵戰場的所有會戰加以記載和詳 述，也不太現實。
對於為國捐軀的國民黨將士，書中有不少詳細描寫，其筆墨明顯多於對八路軍、新四軍的描寫。書中不僅提到了國民黨高級將領如馬占山、蔡廷鍇、馮玉祥、李宗仁、張自忠、池峰城，還有中級軍官謝晉元，其中對於張自忠將軍為國捐軀有詳細描寫。
看過台灣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對台灣刻畫抗戰的功力還存在聯想，沒想到在教科書這等事上，台灣不太厚道，不僅對自己的抗戰不太細處著筆，對共產黨的敵後戰場則全部抹殺或者回避，甚至做反麵解讀。
美國、蘇聯在教科書中的形象
對於外來勢力，尤其是美國和蘇聯的態度問題則是另一個有趣的話題，由於大陸和台灣在1949年後曆史路徑的選取上完全不同，大陸與蘇聯走得很近，而台灣徹底倒向了美國，於是在雙方的教科書中，對美蘇的描述加上了大量的感情色彩，從而也映照了雙方各自對外政策的取向。
像 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台灣教科書中寫道：“美國再度照會各國，添入維持中國領土與行政權完整的原則，門戶開放才算完備，使我國幸免於瓜分之禍”。這實際上 就是說，幸虧有了美國的幫助，中國才免於陷入被瓜分的地步。但在大陸的曆史書上，強調的是義和團運動使得帝國主義發現要瓜分中國實屬不易，根本沒有提及美 國的“功勞”。不僅沒有提及，反觀大陸曆史教科書，專門有一章“瓜分中國的狂潮”。從行文筆法上可以發現，字裏行間充滿了對帝國主義的仇恨。
在抗日戰爭的章節中，台灣版教科書有一個小節“中美聯合反攻”，講述美國提供各種援助(人力、貸款、戰略物資)資助國民黨政府打贏抗戰，這似乎著力在突出美國的功勞，但對蘇聯紅軍出力擊潰關東軍則隻字未提。
當 然，台灣還是沒有忘記蘇聯，它們特地辟有一節“蘇俄的侵略”，曆數從辛亥革命以後，蘇聯對我國東北、外蒙、新疆侵略的曆史，尤其是講到蘇聯出兵東北攻擊關 東軍的曆史時，其側重點不是蘇聯幫助中國，而是突出老毛子對中國的掠奪，“所至奸淫擄掠，恣意屠殺；發行軍用票，強迫通用；重工業設備，拆卸運走，稱是戰 利品，其不能移動的，加以破壞，所有工廠徒留頹壁；車輛多被劫走。”通過這一描述，不難想象蘇聯在台灣人心中形象會何等糟糕。
抹黑
抗日戰爭，國共還有過合作，在曆史書中為了強調抗戰精神，台灣教科書對共產黨的措辭還相對委婉點，而到了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為了中國的未來發生了全麵的爭奪戰，台灣教科書完全拋棄了應有的立場，“叛亂”、“蠱惑”“蠢動”是書中對共產黨特定的帶有感情傾向的字眼。
在 一些重大曆史問題上，台灣教科書也完全唱起了另一曲調子。例如，重慶談判是因為，“抗戰期間，美受蘇俄及中共的虛偽宣傳所惑，誤信蘇俄與中共無密切關係， 以中共為農村改革者。美國主持對華政策的官員，複受左傾分子的影響，希望國民政府容納中共，組成聯合政府。中共則藉此為統戰手段，利用和談，牽製國軍行 動，爭取準備叛亂時機。”
尤其令人發笑的是， 抗戰後期，國民政府由於腐敗和搜刮、導致物價飛漲，社會不安，秩序紊亂，教科書中竟然把社會動蕩的原因竟然歸咎於共產黨為了動員農民參軍，進行人海戰術， 在“平分土地、徹底翻身”的口號下，實行清算鬥爭，“把大量的農村人口嚇得跑往城市，結果大量難民湧入城市，導致了整個社會動蕩不安。”
從 新中國成立到現今，台灣教科書也比較吝嗇地用了320個字，“中共在大陸的統治”這一節中稱大陸人們“等於被關在一個大鐵幕之中，以致造成大陸的貧窮與落 後”。而這320個字是什麽概念？台版教科書在講述七七盧溝橋事變時用了270個字，講述四大會戰用了400個字。而大陸60年的變遷，竟然濃縮在這麽一 點情緒化的字眼裏，不難想象衝破雙方的認知隔閡要靠多少個32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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