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英商建築設計事務所——公和洋行為外灘中國銀行設計新大樓時，堪稱大手筆：一座雙塔形的ARTDECO高層建築，最高處300餘英尺，換算下來約91米，34層，遠高於隔壁沙遜大廈13層樓的77米。設計效果圖配發的文字令所有上海人異常振奮：“第一幢摩天大樓俯瞰著上海外灘，被提議的中國銀行新大樓”。
不料拆下腳手架，原本準備好好慶祝一番的上海人，隻見落成後的大樓，莫名其妙比沙遜大廈矮了1米。種種傳說由此而生，最為流傳的說法是，中行大樓從34層樓降到18層樓，再降到17層樓，完全是隔壁那位蹺腳沙遜從中作梗所致。他仗著高額納稅人的緣故，從租界工部局一路告狀到了倫敦，硬生生將中行大樓壓低了一頭。
可這一說法竟找不到任何史料依據。筆者查找了1933年至1936年的《工部局董事會會議記錄》，同樣未發現董事會討論過中國銀行大樓建築的事宜，也未發現任何與沙遜有關的記錄。有文章說沙遜向工部局董事會施加了很大壓力。不過要知道，工部局董事會的董事中，有好幾位中國人，其中貝淞蓀還是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經理，中行新大樓的實際負責人。
中國銀行大樓降為17層樓，顯然受到了1934年後蔓延的白銀危機的影響。因為來勢洶洶的白銀危機，中行財務狀況不容樂觀，於是決策者很快調整思路，降低預期，而使34層大樓的設計方案隻能束之高閣，流於紙上。這是中國銀行樓層大縮水的一大原因。
問題是，中國銀行為何一降再降，從18層樓降為17層？如果說從34層大幅降低到18層，還好理解，那麽再降一層，又作何解？因為這一層樓，就牽涉到誰是外灘第一樓的問題，實在非同小可。
難道中國銀行真的因為白銀危機，連一層樓的錢也拿不出來了嗎？這一可能性不大，俗話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中國銀行顯然不差這一層樓的錢，因而從經濟上也難以解釋這一層樓的變化。
在租界工部局的建築規章中，一個核心思想是限製建築物的高度，其中有一條規定，所有麵向租界公共道路的新建築物，其靠近臨街地段的高度，不得大於道路寬度的1.5倍。但隨著上海城市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租界地皮的價格不斷上升，業主挖空心思要最大化利用地皮，建造高樓大廈是大勢所趨。無奈，工部局也不得不放寬標準。
也就是說，隻要建築的樓房前麵有相應的空地，包括道路，而且該空地（道路）不會再建築其他建築物，那麽該樓的高度，可以相當於該空地1.5倍的寬度，甚至於有所突破。所有20年代以後建造的高樓，基本上都是遵循這一規定建造的，當然在有良知的建築師筆下，有的建築物非不能也，而不為也，如沙遜大廈。
沙遜大廈實際高度77米，如果以該大樓東側到外灘黃浦江的距離，按1.5倍計算，大廈建築至100米高度都不成問題。同樣，中行大樓的高度，確實可以按建築師威爾遜的設想造至90餘米。
可是工部局關於建築規章，還有一些附加條件，如建築物高度，既取決於它正麵所麵對的空地或道路，也取決於它側麵所麵對的空地或道路。比如，沙遜大廈麵對外灘的部分，可以設計造到77米、13層樓高，而麵對南京路的建築物部分，則因為寬度不及前者，隻能設計造至10層樓為止。如此，我們姑且不論中國銀行大樓麵臨外灘的正麵部分，看看環繞它的其他幾條馬路，南側的滇池路，西側的圓明園路，均不如南京路的寬度，因此原先坐落西側的另外一座塔樓，又如何得以起造呢？幹脆砍掉了事，形成中行大樓前高後低的格局。中行大樓的後部與中間，都在8層以下，有的地方隻有4層，大概也是這個緣故。
工部局對於建築管理一向嚴格。現在還不敢斷定，工部局建築方麵的法規，是導致中國銀行大樓最終高度的決定性因素，但很可能沙遜就是利用了工部局對建築法規的“解釋權”。沙遜會說：“瞧，中國銀行大樓對著外灘的空地與沙遜大廈一樣寬，但其他方向都不如南京路，我加個尖頂也隻有77米，他那個大方頂怎麽可以超過我呢？這不是把整個外灘風貌都破壞掉了嗎？”
因為師出有名，有法可據，工部局當然會予以幹預，要求中行大樓的高度不得超過沙遜大廈，中行方麵要拒絕也難。宋子文和張嘉璈、貝祖詒等人都是公認的精英人物，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們的所作所為，必定會與這座城市的氣質相符。
這一段，信手拈來，毋庸置疑屬於想象的成分。想象與事實之間，隔著多遠距離，取決於是否合理，就算是筆者在冥思苦想之際，自我“解套”的一記怪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