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曆史巨變中的台灣問題
——從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談起
本文係根據汪暉於2014年6月底與台灣友人的談話記錄整理而成，作者在發表前審訂並修改了文稿。
汪 暉 /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
台灣政治紛繁變化，從政治領導人到社會運動，其興也勃，如風雲凝聚，其亡也忽，如水銀瀉地，看得多了，有時會失去敏感。2014年這場“太陽花運動”，看似與之前的運動前後相聯，但又有所不同。年輕一代的姿態確實對上一代的思考產生了衝擊，一個新的時期似乎正在到來。但事實上，分析當代台灣問題不可能離開大陸自身的變化與發展；兩岸關係也不隻是兩岸之間的關係，而且是兩岸各自內部關係重構並相互塑造的結果。對於台灣而言，大陸的每一次重大變化，均會在島內產生不同程度的政治後果——反之亦然，雖然規模不同。但是，複雜的是，現在的台灣問題與兩岸關係問題又不能局限於台灣與兩岸：它要置於在資本主義世界體係重心轉移過程中的“中心”與“邊緣”關係再調整、歐亞經濟中心東移帶來的陸地與海洋關係的複雜變遷之中來考察。
一、 兩岸政治關係的危機與統派的式微
反服貿運動顯示出兩個重要問題：反服貿運動顯示出兩個重要問題：一是兩岸關係的平台，即國共兩黨關係，麵臨嚴峻挑戰；二是台灣“統派”作為一個重要的政治力量已經式微了。這兩個轉變均非突發現象，也都與大陸“去政治化的政治”和“代表性斷裂”相關。當代中國政治危機的核心源於政治製度的代表性被不斷地否定。表麵看起來，這些問題跟台灣無關，但事實上有密切關係。我們可以從幾個方麵來分析這個問題。
1.“中國”意義的變化
在冷戰的時候，毛澤東說：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蔣介石說：我們要反攻大陸。一邊是社會主義和民族解放，另一邊是三民主義和民族統一。“中國”作為一個爭奪的政治範疇，在對立雙方都是明確的存在；在國際上也是這樣，左翼都支持大陸解放台灣，美國及其盟友都支持台灣，但在戰略上美國用協防條約的形式限製台灣反攻大陸。朝鮮戰爭期間美國曾考慮讓台灣出兵，蔣介石也做了準備，但最終擔心此舉引發中國大陸解放台灣的反應而放棄了。兩岸雙方對“中國”的“正統”的爭奪非常清楚，美國卻一直是遏製兩岸“接近”（無論是武力形式，還是和談形式）的力量。現在情況不一樣了。現在中國大陸不再提“解放台灣”這個口號，台灣也不提“光複大陸”，兩邊不再爭奪“中國”了。“中國”作為一個政治的範疇，已經退化成為一個地理的範疇了。——台灣不爭了，它的口號已經從“中華民國到台灣”、“中華民國在台灣”發展為“中華民國是台灣”，“中國”作為政治的空間、政治認同的根據都不需要爭奪了。從中國大陸的角度說，這個政治轉變是中國自己的政治觀發生重大變化的結果。大而言之，這個問題可以溯源於社會主義實踐的失敗，即試圖用社會主義運動來解決政治認同問題的努力失敗了。在這個問題上，如果社會主義運動還在，即便兩岸仍然不能達成既定的政治統一，也不存在現在的台灣危機，兩岸問題至少會是另外一個以爭奪“中國”範疇為中心的問題。
從中國大陸內部來講，社會主義政治運動所寄托的是一個解放的理念，這個解放是通過階級、工人階級、工農聯盟、統一戰線、民族解放這一係列的政治構成來實現的。所以中國的所謂“代表性斷裂”，第一表現為工人階級政治的衰落，工人國家的衰落，即不存在19-20世紀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國家了；第二是作為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的衰落和工農聯盟的徹底瓦解，即不存在這兩個範疇了，以工人階級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形成的廣泛統一戰線的人民範疇也不存在了。在這個意義上展開的民族解放事業也失去它的效能了。由於其隱含的階級範疇不存在了，少數民族作為一個被壓迫民族的概念，就轉化為了族群、族裔的範疇，或以族裔性為中心的民族範疇，其認同政治隻能圍繞族群身份展開了。從國際視野看，社會主義中國在國際領域的代表性表現在中國跟第三世界的反對聯盟，與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的統一戰線，跟第一世界的博弈關係，正是由於這一遺產，中國與亞非拉的關係—尤其是與非洲國家和拉丁美洲國家—在全球化條件下獲得了新的機遇，這是影響當代世界格局的大事。毫無疑問，這一關係正在經曆深刻的重構過程，以資本輸出、商品輸出和資源貿易為中心的跨國流動已經取代曾經的國際主義，成為中國與第三世界國家間關係的更為實質的部分。在今天，重提萬隆會議精神，或許是再恰當不過的時刻了—重提不是為了重返1950-1960年代，而是探索21世紀的國際主義的可能性。
總之，所有這一切統統都改變了。換句話說，原來的政治實踐的所有層麵，從階級聯盟，到人民、民族、國際，統統都轉變了——隨著政治實踐的轉變，與前述政治實踐相關的政治結構與政治範疇也都瓦解了。而所謂“解放台灣”，在原來的政治結構中是建立在以上這些政治範疇之上的。對於大陸而言，台灣問題當然是一個嚴重問題，但大部分人隻是在主權問題上理解它，並沒有認識到這一問題是上述政治問題的衍生物。統一問題一旦被貶低為一個族裔性問題或者說一個族裔民族主義及其主權形式的問題，就喪失了其真正的嚴重性。台灣問題被包裹在一個日漸失去效能的舊的主權概念中，就會失去其政治內涵。
中國內部的離心力，很大程度上是與上述轉變相互關聯的。中國精英甚至部分大眾性的潮流，對於中國政治體製、對於社會主義體製的懷疑和拒絕，略有政治性的表達是自由主義憲政，在民族問題上則表現為具有離心傾向的族群矛盾。台灣的“獨台”和“台獨”其實是分離主義，原因是離開二十世紀“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三位一體的政治潮流，離開反帝反殖的曆史語境，所謂“獨立”這個範疇是無從界定的。分離主義的重心從“台獨”向“獨台”的轉化，即從政治分離向承認現狀轉化，也顯示“獨立”這個命題實際上並不具有實質意義。台灣問題是一個什麽樣的問題呢？中國大陸喪失了從40年代末期到50年代開始的解放台灣的動力——那個動力是中國革命的持續進程的產物，這個過程不存在了，動力也就不存在了；台灣的狀況則是——在台灣除了少數人物之外，基本上不存在“統派”了。
2.“統派”的式微
“統派”、“台獨”或“獨台”等等通俗說法包含了許多情感和意識形態內容，也預設了一定的價值判斷，我們應該做進一步的分析。但不用這些概念，換成分析性的範疇，恐怕人們會覺得過於陌生。我們姑且在描述的意義上這麽用。台灣“統派”的概念形成於與“獨派”的鬥爭之中，但其曆史地基卻廣闊深厚得多。從1895年淪為日本殖民地至1945年台灣光複，對民族解放的探尋從未停息；冷戰時代，兩岸分治的局麵同時帶動著兩岸對於統一的探索；後冷戰時代，這一探索從以武力解放/光複（不排斥和談）為主導向以和平統一（不排除武力統一）為主導轉變是一個重要的進展。因此，我們可以區分出“統派”的廣狹二義。狹義而言，所謂“統派”就是在台灣島內主張祖國統一的政治力量；就廣義而言，“統派”是二十世紀中國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統治、追求中華民族解放的大潮流的餘脈，其在島內政治格局中的力量雖弱，卻與兩岸及世界各地支持中國民族獨立與解放的人們聲氣相通。在這個意義上，“統派”雖然構成複雜，卻可以視為20世紀世界民族民主運動的有機部分。我們不能像現在一些流行說法那樣，將“統派”的式微解釋為現有政治格局中某種派別的衰落，而應將其視為一種總體格局發生巨變的症候。也正由於此，如果“統派”在台灣政治光譜中消失，兩岸也就沒有能力在二十世紀中國的地基之上，創造源自兩岸社會內部的、趨向於統一或統合的互動過程。
台灣“統派”式微是一個長期過程，提出這一點並不是說如今沒有支持統一的人了，而是說這些人及其活動如同孤軍奮戰：先是從一種政治共識蛻變為一個政治派別；現在即使是作為一個政治派別，它在台灣政治格局中已經連不成軍了。台灣問題的核心不在於它有沒有“獨派”即分離派，台灣問題的核心在於既不存在反共的統派，也幾乎不存在支持共產黨的、作為政治有生力量的統派（沿著早期左派的脈絡堅持下來的少數力量如勞動黨等始終堅持祖國統一，但在台灣政治光譜中，始終處於極為邊緣地位），占據政治的中心地位的是在統獨名義下格鬥的泛藍“獨台”派和泛綠“獨台”派。“統派”落潮其實也是一種標誌，它表示從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中產生的民族意識逐漸失去了政治能量。唯一還可以勾連的是所謂“文化”。文化到底在什麽意義上能夠上升為政治認同是完全未定的，這一點許多持分離立場的人早就這麽說了。如何將古代優秀傳統與為現代中國人的生存而奮鬥的文化結合起來，在中國大陸也並不清晰，這一點對於兩岸之間言說文化的方式也產生了影響。
1992年，民進黨還處在黨外運動向政黨運動的過渡期，那個時候他們在台灣留學生中也算少數派。那年我初到哈佛，恰逢呂秀蓮來哈佛演講。台灣的留學生問她：你要台獨，那你算不算中國人？她回答說：Ethnically， I'm Chinese, politically， I'm Taiwanese，將族群與政治區分開來說。她沒有提文化。今天，許多人談中華文化，與過去支持統一的人談中國文化不一樣。伴隨“統派”的式微和“獨台”的主流化，新的趨勢是在“獨台”的前提下談論中國文化。這其實很自然。由於台灣的曆史、地緣和文化傳統，不講中國文化，台灣的內部認同危機就沒辦法解決，因此在獨台框架或承認現狀框架下來承認中華文化的合法性，與統一——包括“文化統一”——沒有任何關係。有趣的是：當台灣“統派”式微之時，為了在“獨台”基礎上進行重新整合，“基本教義派”的“台獨”主張成為台灣社會內部經常被批判和指控的東西，以至於造成一種幻覺，似乎反對“台獨基本教義派”就等於“統派”。在知識領域裏，這種現象更甚，很少有人——包括“獨派”知識分子——願意把自己說成是“基本教義派”。這不過是“獨台”理念占據中心地位的後果。在這種政治理念中，並不存在“統”的位置。
什麽是“統”？“統一”還是“統合”，哲學上涉及一與多的關係，政治上則是統一與製度多樣性的關係。“一”內在地包含了“多”，“一”就是“多”在互動中形成的狀態，“一”因而也是一種關係狀態。所謂“多元一體”、“一體多元”，或者，“跨體係社會”、“跨社會體係”，都以不同的形式和內涵表達一與多的關係。無論在曆史上，還是現代中國，對於製度多樣性的實驗從未停止。但就兩岸關係而言，所謂“統派”，不管其內部差異有多大，均承認以一個中國為原則框架來解決兩岸問題，而由於“一”內在地呈現為“多”，對於“一”的言說必然包含了多重性，但這種“多”在態勢上不是趨向於“分”，這就是互動與和談的基礎。說“統派”式微了，並不是說兩岸缺乏民間的、曆史的、親緣和地緣的血肉聯係，而隻是說這些聯係無法上升為推進這一進程的政治力量，也就失去了大眾政治的領導權。
或許有人會問：沒有“統派”又怎麽樣？我的回答是：“統派”的誕生是對“獨派”潮流的回應，其衰落隻是社會潮流發生轉化的標誌而已；所謂“統派”式微並不代表其徹底消失，毋寧處於消長起伏的消與伏的曆史階段而已。在這個階段中，由於體現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曆史聯係和情感聯係被人為壓抑和政治扭曲，台灣島內難以形成真正的社會團結，裂隙和情感傷痕將長久存在；沒有“一”，所謂“多”將因缺乏共同平台而陷入孤立、疏離和持續隔絕的境地，兩岸關係也會因為缺少能夠相互溝通的橋梁，難以形成改變區域霸權構造的共同力量。由於地緣、曆史和現實的原因，台灣與大陸存在著難以分割的經濟、政治、文化聯係，試圖脫離大陸解決其內外危機是不可能的。試圖將兩岸關係懸置起來談論台灣認同，台灣內部和區域內部的政治斷裂就是不可避免的。換句話說，“統派”的式微不僅是兩岸問題中必須麵對的根本問題，而且是台灣內部政治危機的一個部分，也是亞洲區域改變冷戰和後冷戰格局的關鍵所在。中共用連戰、宋楚瑜這些國民黨二代作為代表。他們屬於逐漸退出曆史舞台的一代，但還綿延著內戰和冷戰時代的一部分印記（也就是“右統”的印記），加上改革時期他們在兩岸交流中的新角色，將他們作為聯絡對象是自然的，但把他們當做“統”的象征，內容已經是空洞的，因為他們對美日的支配結構習以為常，對年輕一代也毫無影響。這個遊戲已經到了快結束的時候了。兩岸關係和台灣內部關係都處於由於“統派”消失或者說“獨台”成為主流而產生的困局之中。
在台灣島內，比較明確意識到這一點的其實是辜振甫及其周邊人物——這裏不談他們的複雜的曆史背景。我順便講個小故事，李登輝提出“兩國論”的1999年，我去參加辜公亮基金會為《嚴複合集》出版而組織的一個嚴複學術討論會。我那時在社科院工作，申請入台證手續複雜，邀請方來電話表示要去幫我疏通關係。放下電話後不到一小時，國台辦就給我打電話，要我直接去拿入台證。到了台灣，辜振甫秘書來機場接我，方才知道他們使用了直通電話。辜振甫的秘書在路上跟我說：辜先生這一代人的使命已經完成了，再也走不下去了。我問為什麽。他說：導彈危機之後，辜振甫於1998年10月訪問上海和北京，10月15日在上海新錦江飯店白玉蘭廳，汪辜在一種“家庭式的氛圍”中會談，達成四點協議。談判其實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汪道涵在歡迎宴會上就說：促進兩岸政治談判是現階段全麵推進兩岸關係的關鍵。汪道涵和辜振甫單獨一桌，品茗而談，隨員位置相距較遠。午飯吃完了，形成了四點共識，緩解了那一次台海軍演之後的緊張局勢。但辜振甫回台後，台灣方麵並未沿著四點共識的精神向前推進，反而不斷放話，設置政治談判的障礙。辜振甫的秘書說，那次四點協議之後，辜振甫自己說，從現在開始，我們能做的都做過了，到頭了，再也不可能了；要有新花樣，就要換人了。當然，李登輝之後的變化恐怕也超出他的預估。其實，從國民黨官方來看，國統綱領正式的完結是在1996年前後，李登輝已經在為“兩國論”出台做好鋪墊了；所謂“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也可以說是“獨台”的理論表述。在“獨台”——即以承認現狀為特征的分離派——成為主流的氛圍中，你也可以說，現在的台灣政治仍然處於李登輝時代或李登輝時代的漫長陰影之下。
政治領域發生認同危機要更早，這確實跟中國大陸的變化關係很大。1989年政治風波對台灣和香港乃至整個世界的衝擊是不能低估的。陳映真在90年代初來大陸的時候，非常焦慮的一個問題是中共黨內的變化。從二十世紀的政治視野來看，如果大陸不再有社會主義理念，統一的政治基礎就動搖了，統一不僅僅是形式主權的問題，而且是民族解放的問題。1997年，我去中研院參加學術會議，陳光興拉我去參加台社的活動，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我的“大陸身份”。那一次訪台期間，我也見到陳映真，看得出來他很孤獨，被“獨派”攻擊，被年輕一輩的左派疏離，甚至追隨者也在分崩離析。陳映真被孤立最初是因為1989，那時他公開發表文章為大陸辯護；這件事情變成所有人攻擊他的一個借口。他挺中國大陸不是基於一般中華主義立場，而是基於他從政治的角度對美國霸權、冷戰格局及中國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曆史位置所做出的分析。大陸的政治家關心統一，卻不明白存在完全不同的對於統一的理解，他們的統一觀也是“去政治化的”。陳映真就說，他被邀請參加人民大會堂的宴會，與那些當年參與迫害他們的人同桌共飲，就像被拉郎配一樣。而實際上，官方更加重視那些擁有政經權力的右翼。
1996-1997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問，適逢香港回歸時刻，大陸的主管方麵漸漸疏離了長期為中國的解放事業而鬥爭的左翼，轉而將香港的幾個企業大佬作為最重要的合作者和依靠對象。今天香港的危機與這個路線的轉變是相互關聯的。
時代發生了變化，固守冷戰時代的敵我定位已經不合時宜，統一戰線需要打破原有的階級邊界，團結各種能夠團結的力量，形成新的政治。但這個打破邊界的過程如果不是基於對矛盾及其轉化的分析，而是否定或遮蔽矛盾，就不可避免地陷入機會主義的陷阱。這個陷阱也就是接受“曆史終結論”，放棄對新的社會道路的探尋。真正讓陳映真感到孤獨的，是他到了大陸以後發現他跟所有見到的大陸作家完全不能交流了。阿城有一篇文章講到他們在愛荷華，他調侃中國革命的發言惹得陳映真大怒。不記得是哪一年了，反正是1990年代，王蒙等在青島開一個環境與文學的會，陳映真基於他對資本主義生產與環境的關係的唯物主義解釋，對環境問題做了理論分析，結果遭到所有人的反對；張賢亮在會上說：寧夏最歡迎大家去“汙染”（投資即有汙染）了。從青島回到北京後，陳映真約我見麵，感慨良久。作為左翼統派的代表，他的憤怒不僅產生於政治立場的隔膜——在這方麵，反而是自以為脫離了“政治立場”的大陸作家或知識分子更加重視“政治立場”，更習慣於黨同伐異。他的憤怒中包含了一種對政治地基變動的感覺。陳映真對曆史變遷的敏感遠非他的大陸同行能夠理解。他看到這個地基一天一天地被瓦解掉了，他帶著憂患之心反思自己經曆的時代，而他的大陸同行卻歡天喜地。
3.新的文化、新的政治、新的我們
考慮台灣問題我們也可以將新疆問題置於視野中。抗戰期間，茅盾受杜重遠邀請去新疆，擔任新疆文化學會會長。當時去新疆的不是他一個人，而是一批人，陳潭秋、毛澤民等後來犧牲在那裏了。茅盾和趙丹屬於死裏逃生者。當年茅盾這些人把新文化運動的很多成果介紹到新疆，很多維吾爾精英是非常認同的，他們覺得這是一種值得追求的新文化。這對於新疆的中國認同有很大的作用。這裏說的“中國認同”是一個政治的概念，包含著政治的和日常生活範疇的價值，而不僅是族裔的或主權的概念。那時候新疆的精英不會覺得新文化是漢人的文化，而是一個新的、代表了真正進步的目標的文化，這也是維吾爾民族應該認同的文化。茅盾這些人冒著生命危險做這件事情，對中華民族的現代形成過程也是一筆貢獻，可是沒多少人記得他這些事，中國的知識領域、文化領域的人也沒有充分認識其意義。他們的貢獻，現在談得很少，一般的漢族知識分子根本就不知道他們在那做了什麽，更不用說，幾乎沒有多少人知道那時候有哪些維吾爾精英分子也投身了這個運動。這不是一個漢人的運動，而是一個新文化運動。新疆喀什師範學院的古麗娜爾老師在討論中，曾把現在的新疆跟三十年代作了一個對比。現在許多當地年輕人正在向宗教——也包括比較保守的教派和教義——回歸，而精英階層——無論是漢族、維族或其他民族的精英階層——並不代表任何新的價值。的確，我們很難在當前的文化生態中看到一種能夠推動各族人民互助團結的文化運動，以及發自內心普遍認同並努力追求的文化價值。
茅盾等人做的工作就是創造文化政治。那麽，有沒有新的文化政治在海峽之間產生？這很重要。如果沒有文化政治，要不就是統，要不就是分——不是互相遏製，就是武力威脅。文化政治並不等同於文化統戰，統戰通常以既定的目標和理念為前提，力圖擴展其實踐範圍。文化政治的實質是構建理想，文化統戰隻是實現這一理想的手段之一。文化政治關心的是內容、是終極價值，而文化統戰注重的是形式與戰略。兩者的關係是有機統一的，若隻有統戰策略，而提不出新的政治目標和理念，就隻能是汪洋中的無舵之舟。因此，文化政治是產生理念的過程，並通過踐行新的理念或更新舊的理念，修改舊的政治路徑，創造新的社會力量。因此，文化政治的目標不是為了創造作為一個政治派別的“統派”，而是創造一種局勢，這種局勢能夠喚起兩岸人民的共同連帶感，並由此帶動超越僵化的社會關係（藍/綠、外省人/本省人、中國/台灣）的政治能量，形成新的社會力量。這種文化政治不是對既定的力量分野的確認，而是對這種分野本身的改造。在20世紀，真正促成社會團結的力量是一個代表著普遍的解放進程的新的文化運動。維吾爾精英分子窮其畢生心力翻譯魯迅的著作，使得魯迅也成為維吾爾現代文化史上的豐碑，我們可以從這個事實中學到什麽呢？如果魯迅的作品被定位為漢人的作品，魯迅的文化政治被定位為漢人的文化政治，就不成其為新政治了，而褪變成19世紀的舊政治了。茅盾這些人在新疆的案例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他們隻是代表漢人而不是代表一種進步的文化，我們怎麽能設想魯迅會成為幾代維吾爾知識分子心目中的文化英雄呢？討論文化政治的問題不僅是一個策略問題，而且是真誠地考慮中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問題。但是，這樣的一個政治怎麽產生出來？這是一個重要的但沒有清晰答案的問題。
20世紀中國的文化政治不是孤立的過程，而是社會改造運動的一個有機部分，其中軍事鬥爭、政治製度的創新與土地改革就是這一社會改造運動的有機部分。我們不妨將台灣的情況與西藏、新疆、內蒙古等地區做個比較。國民政府對新疆持續推行中國化過程，包含著政治上對蘇聯的抵禦。清代以來，俄國介入是新疆問題的一部分。十月革命後，蘇聯對這個地區的文化和政治影響很大，並與中國革命的浪潮相互呼應。對此，楊增新時期有抵抗，盛世才時期有抵抗，40年代國民黨政府時期有抵抗，他們的抵抗都訴諸中國化的策略。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的主張是“中華民族是一個”，這在反抗帝國主義侵略方麵是積極的、重要的主張，但在外部入侵問題解決之後，這個主張如果不與民族平等的新政治相結合，就可能被視為漢族中心論的主張。在反帝反侵略的語境中，在存在世界霸權的條件下，“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口號是政治性的，即內在於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的政治潮流的；脫離了這一政治語境，若無新的政治介入，它也可能蛻變為去政治化的口號。
1949年後，中共以民族平等為原則推行民族區域自治。西藏政治結構、宗教結構很清楚，而且解放西藏是由上而下，完全從外麵進去。1950年解放軍進藏，沒有觸動西藏社會的政治、經濟和宗教結構，毛澤東對達賴喇嘛、班禪喇嘛說是給他們“幫忙”，結果1959年爆發了危機。隻是在平叛的過程中，農會才組織起來；事實上，隻有讓普通農民或農奴通過土地改革加入新的社會進程，新中國的認同才能真正建立起來。從政治的角度說，中國大陸土地改革的暴力性程度高，這是20世紀革命與反革命之間鬥爭的特點，但是它在創造政治能動性方麵要成功得多，即通過翻身政治，創造出新的政治主體，政治認同跟隨著土改過程而轉變。創生新的政治主體並不一定需要暴力，但對暴力的反思卻不應遮蓋政治創生的曆史。可以肯定地說：在1980年代以前，由於土地改革，中共政權由上至下地推動了一個由下而上的運動，兩者匯合重構了西藏社會，奠定了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西藏土改過程中，有政策失誤，也有因幹部水平和作風所導致的嚴重問題，但在1980年代末期之前，這些問題並未動搖藏人對於新中國的政治認同。
為什麽國民黨會被認為是外來政權？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因為除了山地部落之外，所謂台灣人也都是在不同時期移民台灣的大陸人。即便在台灣語境中，從大陸去並不等於就是外來的。高金素梅從本土族裔的角度譏諷排斥“外省人”的人也是“外省人”，算是點到了痛處。1945年日本投降後，陳儀剛被任命為台灣行政長官時，並沒有人認為這是外來政權；1949年陳誠接任省主席，國民黨退守台灣，也沒有被認為是外來政權。那時日本戰敗與回歸祖國還是敘述的主要框架。按照陳明忠的說法，台獨第一波，牽頭的是林獻堂這些人，什麽原因呢？他們代表的是台灣地主的利益。林獻堂在日據時期的台灣自治運動中是偏右的，他們擔心土地改革會損害他們的利益。一般來說，台灣的土地改革今天被認為是比較成功的。相對於大陸的土地改革，台灣的土地贖買，暴力性很低，這是其好的一麵，但贖買過程缺少台灣當地人民自主參與改革的能動性，也就缺少了從草根裏麵產生出的政治主體性。台灣土改沒有自下而上的過程，也就沒有真正的政治動員，認同的根基是淺的。這是不是就是“台獨”萌芽的最初因素呢？我了解不夠，不能下結論。
經過內戰、民族戰爭和漫長的革命，中國的社會動員所達到的深度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也是帝國曆史上從沒發生過的。但這個進程沒有結束，認同危機也並未過去。以清朝為例，第一代遺民還在，反抗此起彼伏；第二代遺民已經入仕了，反抗逐漸消歇；到第三代，不但認同問題大致解決，周邊王朝也承認其作為中國王朝的合法地位了。也就是說，三代過後就是中國了。共產主義革命在創造新認同方麵的成就確實驚人，但它不持久的狀況也是明擺著的。在有些少數民族地區，70歲以上的老一代人認同中國，對現狀擔憂；50歲上下的中年一代人牢騷滿腹，大體上承認曆史，但要求改變現狀；第三代人，也就是20-30歲的一代，不但趨向於宗教認同，而且有些傾向於暴力。台灣的分離傾向上升為巨大的政治潮流其實也是在1989-1991年的巨變之後，情況不同，但氛圍是相互交叉的。
討論兩岸問題，離開新的政治論述是不可能的，僅僅靠著回到保守主義的文化政治也是不可能的。20世紀提供了促進兩岸統一的最為深厚的政治傳統，一種超越兩黨政治的認同政治也恰恰是在兩黨帶動的政治鬥爭中形成的，但這個模式已經難以重複。有人換一種想法，認為隻要認同共同祖先就可以了，似乎認同隻是尋找共同性，而不需要博弈和鬥爭，這如果不是天真，便是太簡單化了。中國政治保守派的誤區，就是以為隻要還談中國文化就可以，但他們不了解政治上“統派”的消失的含義是什麽。在台灣問題上，在統一問題上，今天最困難也最重要的挑戰就是如何重新讓“中國”變成一個政治範疇，而現在中國什麽都有，就缺這個東西。有人會說：地理、人口和主權，這還不夠嗎？中國已經是一個曆史文明，為什麽還必須是一個政治範疇？我們看歐洲統一的進展與曲折，或許就可以找到一點啟發。十多年前，《讀書》雜誌就曾發表過哈貝馬斯和格林等人有關歐盟憲法問題的討論，除了究竟是憲法還是憲法草案或憲法協議等程序性問題之外，他們共同確認的是社會市場經濟、福利國家和民主等政治價值。這些政治價值不僅代表著歐洲的曆史傳統，而且也是針對新自由主義浪潮而產生的、立足於歐洲現代傳統的政治論述。在這些政治論述強而有力之時，歐洲統一的進程就比較順利，相反，伴隨歐洲國家向新自由主義政策傾斜，社會民主體製麵臨危機之時，歐洲統一就麵臨危機和分離的局麵。我並不是說我們需要搬用歐洲的價值，而是借此說明：沒有有力的政治論述，內部搞不好，外部也搞不定，不知道誰是敵人，也不知道誰是朋友，不知道該去聯合誰、依賴誰、反對誰，最後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誰，離心力的產生就是必然的。這一切就是政治危機的症結。
新的文化政治需要創造新的“我們”。這個“我們”並不限於台灣的“統派”，而是在兩岸互動中產生的超越上述僵化邊界的新格局、新力量。兩岸的政治談判本身可以為深化交流提供機會和空間，但能夠促進這一政治談判的，恰恰是逐漸形成的新的社會態勢和社會力量。兩岸關係中還有一個明顯的不對稱，一邊轟轟烈烈，而另一邊卻如隔岸觀火，這不但造成了一種輿論上的不對稱，而且也阻止了兩岸之間的公共空間的形成，而這種公共空間是社會團結的基礎。因為兩岸關係和中國大陸問題是台灣社會的中心問題之一，無論了解多少，是否真實和全麵，台灣對於大陸的意識帶有全民動員的特征。相較之下，台灣問題，連同香港、西藏、新疆等等區域性問題，在中國大陸的社會心態和媒體環境中，始終處於邊緣位置。如果說“台獨”、“獨台”是政治動員的產物，那麽，大陸社會對於台灣的政治變遷卻缺乏敏感，更不要說政治動員了。在公共輿論中，台灣隻是作為台灣問題而存在；隻有台灣問題專家才去討論台灣問題。在中國曆史、中國文學和其他領域，除了港台專業的學者，似乎是無須討論台灣問題的。這不是認識論上的“獨台”是什麽？知識壁壘早已產生了。因此，雖然大陸社會反對台獨，但在若幹方麵已經默認了“獨台”的構造——我說的默認不是政治上的承認，而是基於知識和記憶的政治無意識。“統派”在台灣的式微與上述不對稱其實是相互呼應的。這種輿論上的不對稱意味著真正的政治交流的匱乏，勢必導致政治幻覺。
輿論上的不對稱反映著另一個更深刻的問題，這就是高度的政治動員與極度匱乏社會政治動員的對比。台灣有政治動員，香港有政治動員，新疆存在著潛在的政治動員，西藏也同樣孕育著某種政治動員，這些動員回應著不同的社會政治議題，但又常常與較為凝固的身份政治糾纏在一起。這是政治動員中的去政治化要素。因此，至少在分析的層麵，我們需要對政治動員的不同要素進行分析，並動態地觀察，所謂一分為二，就是說明矛盾的構成及其轉化，而不是將族群身份、宗教信仰、政治分立設定為凝固的尺度，並作為政治動員的籌碼。中國大陸的總體社會政治氛圍是以穩定為中心的，政治動員的狀態不同於這些區域。很難一般地去褒貶這些不同的狀態，我們可以說“去政治化的政治”以不同的形式支撐著這種不對稱：一種以族群的、宗教的身份政治替換更為深刻的社會問題，另一種以取消政治辯論和社會動員換取穩定。
兩岸問題是整個中國問題的一部分，就像香港、西藏、新疆發生的問題一樣，並不隻是所謂周邊問題。台灣問題不同於其他地區的問題，有自己的曆史脈絡，尤其是有完整的政治結構，但我們不能不追問：發生在大致相同的時期內的某種分離性的趨勢難道沒有相關性嗎？除了全球化和亞洲區域的變遷外，中國自身的變遷也是產生這些趨勢的動因。不久之前，大陸遊客與香港居民的矛盾激發起那麽多的口水和情緒，從某個意義上說不是壞事，把內地和香港的毛病和矛盾都展示出來，而不隻是將這些問題都遮蔽在“一國兩製”的套話之下，促進思考香港問題的症結所在。然而，如果這樣的相互介入隻是停留在口水戰的層麵，政治熱情會逐漸消失的。同樣，我們看有多少人真正關心中國的民族問題？如果不是出現幾次暴力恐怖事件，沒多少人關心新疆問題；藏區的自焚事件，起初有些報道，此後就消歇了，也沒什麽觸動。相比之下，北京、上海或沿海地區，一點小事網上就吵成一片；但一談到新疆、西藏問題似乎就是新聞中報道的那些燒車、殺人或“暴恐”了。這個心態到底是怎麽來的？如果沒有對於這些危機的深刻分析，如果沒有對於這些衝突的嚴重性的充分認識，我們對“中國”就沒有真正的理解，也談不上重建作為政治範疇的“中國”。
4.冷戰格局的轉變與兩岸關係
討論作為政治範疇的“中國”及其演變不可能離開對20世紀曆史、尤其是社會主義曆史的重新估價。從社會主義運動來看，中國從60年代開始到70年代跟蘇聯的公開決裂以至於兵戎相見這段曆史，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裏麵怎麽去估價，是個複雜的問題。一方麵，從中國的角度正麵地說，它為中國的自主性提供了一個政治前提，這個我過去也講過；但從另外一方麵講，中國跟蘇聯的關係如果不是以決裂的方式，而是以別樣的政治的方式，在鬥爭中維護社會主義內部的團結，促進社會主義的改造和改革，那世界格局會是怎樣的？這個假設或許完全不成立，如果成立，後果也是完全不清楚的。如今研究西方福利國家的危機的學者，大多承認冷戰時期的東西競爭對於社會福利體製的完善起了正麵作用，那麽假設一下這個問題，想象一下是否可能，也沒有什麽不好。我所以說到這一點，是因為社會主義體係的變遷直接導致了中美關係的變化，而後者對台灣的影響太大了，所謂“獨台”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國民黨政權的本土化，是從它尋找國際承認的失敗開始的。1970年代中美關係的變化，第一波振動是1971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法案，第二波振動是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我最近寫的《兩岸曆史中的失蹤者》，對這個問題略有論述，在正文裏是從正麵說，再加了一個注釋是從負麵說，但處理的是同一件事情。正麵說的意思是：如果沒有中美關係的變化，1987年台灣戒嚴令的解除不會是以這樣的方式進行，台灣大部分知識分子覺得解嚴是他們奮鬥的結果，這一點我當然是承認的。從負麵說的意思是：中美關係的改變使得國民黨的政治合法性大幅度流失，沒有這一變化，很難想象國民黨會自動發生變化。國民黨政權非常依賴於跟美國的關係，而聯合國的承認是台灣對內統治合法性的根源，反攻大陸的政治理據基本上就建立在此。隨著國際承認的合法性消失，國民黨不得不去尋找內部合法性，這就是它的大規模本土化的動力。在這個條件下，李登輝等國民黨內本土派在蔣經國時代崛起就是必然的了。蔣經國有他的開明之處，這個不必否認，但是，國民黨在鎮壓敵對分子方麵的曆史如此昭彰，開明也是相對而言的吧；如果離開前麵所說的政治條件，很難理解他的這些行動。國民黨體製的本土化不同於先前的“台獨”運動，蔣經國是反台獨的，改變國民黨統治台灣時期在後來者與先來者之間的不平等地位也是合理的，但改變不平等的社會關係的努力演變為本土化的潮流已經是新形勢的界標，後者為此後的“獨台”模式鋪設了前提，所謂“借殼上市”，就是借中華民國這一政治外殼形成所謂“特殊國與國關係”。
兩岸分裂不僅是國共內戰的延伸，也是美國全球霸權格局成型的後果。隨著中美關係改變，台灣在冷戰格局當中作為美國籌碼的意義不是不重要了，而是改變了，所以美國可以要求台灣更大程度地民主化，並在這個條件下控製台灣政權，而不需要像過去那樣，讓蔣介石政權的那種獨裁統治模式持續下去。亞洲地區的民主化，例如韓國、印尼等等，都離不開這個冷戰格局的轉變來理解。台灣的留美學生在這個過程中獲得了在台灣政治中施展的角色是與美國及其對東亞政策的變化密切相關的——我這麽說並無貶低其作用的意思。這從內部瓦解了國民黨內反共的“統”的基礎。與此相對應，大陸的內部轉變，使得左派的“統”的基礎也逐漸地消失了。冷戰格局的改變為兩岸在各個層麵相互交流提供了條件，經濟更是相互糾纏，文化層麵的共同性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承認，由傳統的“台獨”所代表的分離主義變得越來越不可能，但趨向於統一的政治基礎反而逐漸式微。在這個大潮中，表麵看“台獨”運動波濤滾滾，但這隻是現象。根本性的問題是，作為政治力量的“左統”和“右統”同時衰落了，“獨台”或各種“兩國論”的變體實際上上升為島內主要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力量，它在越過藍綠的明確分野之際，卻將兩岸關係置於困境和危機之中。在這個意義上，即便藍綠關係發生了變化，台灣社會內部的裂痕卻難以消失。
二、 反服貿運動與反TPP
反服貿運動觸動了台灣的社會、經濟與政治的多重困境，產生了某種綜合效果。與當年紅衫軍反政府貪腐、白衫軍反國家暴力不同，這次黑衫軍以反經濟不公為旗幟，但最終又以占領立法院的行動點題，其政治姿態頗有對二十多年來支配台灣社會變遷的政治平台本身進行總清算的態勢，影響將是長遠的。經濟衰退、貧富不均擴大、對內地依賴加深是台灣社會共同認可的困境，而對政治平台的衝擊卻顯示了新生代對於政治框架本身的懷疑。放在全球社會運動的脈絡中，“太陽花運動”也有新意：突尼斯、埃及打的是反專製和民主的舊旗幟，占領華爾街運動也隻是對大資本金融統治進行象征性的抵抗。他們都沒有公開地將對社會不公的抗議與對政黨政治和民主體製本身的質疑結合起來並訴諸政治行動。台灣年輕一代不僅對這些困境的體會更加真切，他們對政治的質疑也觸動了根本性問題。我同意這樣的判斷，即反服貿運動的主要矛頭是無能政府和貧富分化，至多也隻是反大陸的某些資本。但在政治前景不明、缺乏明確的社會目標的條件下，學生運動觸發的政治動員極易(或已經)被二十多年來形成的慣性力量和政治勢力引至對“中國”的恐懼和怨恨之中。“占領運動”表達了不滿，但由於提不出切合實際的政治目標，為舊政黨政治所填充、利用是不可避免的。在此起彼伏的議論中，我們不難發現其間的推論邏輯：台灣經濟之所以衰退是由於大陸的崛起、貧富不均是因為兩岸貿易得利的是大商人、對內地的依賴是因為大陸企圖以經促政，並吞台灣。這樣的提問難道沒有掩蓋兩岸之間不平等的勞動分工，沒有遮蔽台灣經濟在這個不平等的勞動分工中從中國大量的勞動者那裏獲得的超額利益麽？若要談論反對某些大陸資本，為什麽不是討論勞動者的聯合，共同爭取一個更加公平的社會？
“太陽花運動”的平等訴求的確與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有關。在中國大陸，二十多年新自由主義思潮衝擊，其影響之廣泛和深刻，難以評估，大陸的對台政策雖曾一再聲稱政治談判的關鍵意義，但實際上卻越來越依賴於經濟邏輯，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讓利邏輯。由於台灣社會貧富分化日趨嚴重，這一讓利邏輯如同一柄雙刃劍，既支持了台灣經濟的發展，又與台灣內部的分化相互糾纏。在經濟衰退的條件下，大陸資本的流向、移民和遊客的擴張，一再成為怨恨對象。因此，“太陽花運動”觸發的台灣政治的新發展勢必對大陸的對台方略產生巨大衝擊。其實，台灣兩派政治勢力均認為正是由於不獨不統的狀況，台灣才在經濟上獲取最大利益；民進黨也才多少遏製其內部的“急獨”勢力，試圖與大陸發展經貿關係；台灣領導人並沒有意願與大陸統合，在處理兩岸關係方麵，考慮的完全是台灣經濟發展的短期需要，而不是兩岸經貿關係發展對兩岸政治關係發展的促進作用。台灣島內沒有因為兩岸經貿和人員交流的擴大而產生對大陸的親近感，恰恰相反，台灣經濟地位的衰落正在促進台灣的分離傾向。馬英九努力推動兩岸服貿協定，不僅是想獲取大陸的經濟利益，而且是想藉此加入周邊區域經濟組織，如RCEP與TPP，特別是後者，目的是與美國在經濟上再次結盟。也正由於此，美國才會一反常態地公開出麵支持馬英九的服貿政策，批評民進黨並通過其影響力製止學運的蔓延。
如果說反服貿運動對以經促政的邏輯產生了衝擊，那麽占領立法院運動的政治寓意就更強了。就台灣政治而言，占領立法院的行動並未擺脫藍綠格鬥的痕跡，毋寧是沿著民進黨台獨路線對於“中華民國”合法性的衝擊。但這一行動也提示了新的內容：第一，運動以反服貿、反黑箱運作相號召，而不是像過往民進黨主導的群眾運動那樣以反國民黨相號召；第二，盡管黨派勢力在運動中若隱若現，但“太陽花運動”以學生為主體，而不是政黨衝鋒在前。至少可以說：這是台灣政黨（包括國民黨和民進黨）本身失去召喚力的症候。就兩岸關係而言，無論是對立法院的占領，還是台灣政黨政治的轉型，都間接地質疑了主導兩岸關係的、一直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政治平台。今天兩岸政治對話的所有平台都依賴政黨，是黨對黨的平台，無論是鬥爭，還是和談，都以這個平台為中心，若往上追溯，國共以政黨關係主導國內政治上是從北伐開始的。但反服貿運動發展到占領立法院，等同於對以政黨政治為中心的政治平台的否定。從20世紀開始，以政黨為中心的政治進程是政治活動的核心內容，但到了這兒，好像很難走下去了，至少光靠兩黨政治，甚至民進黨上來搞三黨政治大概都不行了。因此，占領運動預示著必須重新洗牌才能形成一個新的政治過程。現在政治家和學者還很少認真討論這一點。他們沒有意識到這個事情最終走下去，按照舊的方式，將是無從著手的困局。你可以找宋楚瑜或者其他什麽人來訪問一下，但這麽做，隻是宣傳上可以說一說，添加這些政治人物在大陸和台灣政治中的砝碼而已，對於改變兩岸關係的基本格局是沒有用的。這些政黨領袖對年輕學生沒有任何召喚力，也缺乏任何政治想象力。
傳統政治平台的危機凸顯了尋求新的平台以促進更為廣泛的交流的必要性。也是在這個意義上，過去三十年兩岸經濟、政治和文化關係的改變也提供了很多空間和潛力。批評單純的經濟邏輯並非否定兩岸通過經濟活動而形成日益廣泛和深刻的日常生活聯係。從一個較長的視野看，台灣的黨外運動、“台獨”運動、新社會運動與黨派運動的關係都不單純。黨外運動的曆史比較複雜，走向“台獨”是比較靠後的事情。從保釣運動到黨外運動，黨外運動與“台獨”運動之間有交叉、有差異、有複雜組合。1990年代，台灣社會運動迅速向“台獨”方向走，是一個雙重的重疊的結果——解嚴的曆史與全球冷戰終結的重疊。全球冷戰的終結，是以社會主義陣營失敗為中心的，在中國大陸，是以“文革”的失敗為某種標誌的。本來黨外運動和保釣運動裏麵都有比較強烈的具有社會主義主張的力量，都有在資本主義範疇外來尋找台灣出路的想法。“中國”作為一個政治範疇是有吸引力的。因為反對國民黨專製，大家也知道國民黨是跟資本主義的體製完全連體的，所以本來存在著在此之外尋找可能性的政治力量。保釣運動並非針對統獨議題，但由於裏麵存在親國民黨的勢力（如“反共愛國同盟”）及某些以台灣獨立相標榜的要素，追求祖國統一的主流也就被追認為“統派”了。其實，他們的“統”是和向往社會主義中國密切相關的，那是主流而非“統派”。但由於上述雙重重疊，原來在台灣內部針對國民黨的批判運動和尋找另類出路的努力，幾乎沒有空間了。在1990年代以降，台灣的社區營造與國族主義動員有著不可避免的關係，但在新自由主義的浪潮中，這種重建社區的努力是與社會保護運動相互重疊的。事實上今天已經很難用統獨等概念去描述這些保護運動了。
在1980年代，陳映真這些人與黨外運動的關係是重疊的，他們屬於同一個民主運動的一部分。黨外運動本來存在著探討台灣社會的政治未來的多重可能性。但是到1989年之後，蘇東巨變，新自由主義潮流對中國的改革產生愈益深刻的影響；而在台灣，試圖在資本主義體製之外尋找另類出路的可能性徹底消失了。黨外運動逐漸地凝聚，原來比較複雜的、包含不同政治指向的民主力量逐漸被一種有些奇特的族裔民族主義浪潮所裹挾。從中國大陸來說，20世紀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就差不多結束了，1980年代對於中國大陸來說隻不過是20世紀的尾聲；從歐美的視角觀察，到1989-1991年，20世紀伴隨著冷戰體製的轉型而結束了。換句話說，充滿潛力的20世紀所能提供的直接政治方案，幾乎都不能解決兩岸問題。所以說，台灣解嚴與冷戰終結以一種獨特方式重疊——所謂獨特方式就是社會主義失敗的方式——使得台灣島內運動內部的政治分化被凝聚到新自由主義方向。經過李登輝、陳水扁時期，所謂統獨之爭其實已經是“獨台”和“台獨”之爭，民主的政治性在這一過程中被耗盡了。“台獨”、“獨台”的政治基本上是“去政治化的政治”，即以既定霸權格局為前提，訴諸虛構的身份認同，將所謂台灣自主性的標題置於形式主權框架內，以不同的名義確認台灣在這一格局中的地位。兩者的爭論不涉及台灣的基本社會-政治體製的變革，不觸及當代世界不平等的關係——不平等隻是政黨角逐的砝碼。圍繞著族群政治，台獨和獨台以空洞的政治正確相互競爭或自我標榜，實際上，除了由兩岸經濟關係的變動而觸發的真實的妒恨、對“共產主義”或“極權主義”的虛擬的仇恨之外，這樣的競爭已經徹底空洞化；因其空洞化，又喚起人們用中產階級的平庸政治或右翼民粹主義的無力的激進姿態進行政治填充的熱情。這樣的民粹政治與大陸的去政治化的政治正好相互呼應。
在反服貿運動當中，“統派”為了維護統一的大目標，與許多中產階級一道，站在維護兩岸貿易的立場上。在運動中，也有一些力量處於不同的動力和立場，試圖用左翼的言辭將矛頭指向“新自由主義”。對於支持兩岸發展經貿關係的力量而言，這也提出了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統派”的本意是說：新自由主義有問題，應該批判，但兩岸溝通和互惠有益於台灣。這個論述不但對於年輕一代毫無吸引力，還使得原來有著充足的曆史資源的左翼統一力量的當代麵目變得非常模糊，很難凝聚實質力量。那麽，到底應該如何估價中國在全球貿易和兩岸貿易中的角色呢？在西方輿論中，中國國有企業仍然被當作計劃經濟和國家壟斷的象征加以鞭撻，但在全球範圍內，中國大陸的角色正好相反，毋寧更像是打破貿易壁壘、追求自由貿易的忠實信徒。中國的這種努力是全方位的，除了加入WTO和其他國際市場體製之外，中國以同樣的原則進入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按照同一邏輯批評美國和歐洲的貿易保護。在與第三世界的交道中，中國保留了一些早期國際主義的因素，但毋庸諱言，其行為主要出於經濟利益的驅動。
如何解釋這一現象？我們需要從這一輪資本主義世界體係的重心轉移的獨特方式出發進行觀察。資本主義的體係擴張通常以貿易和生產規模的過度擴張引發的危機而告中斷，但這些中斷也會促成恢複生機的體係重組。用阿銳基(Giovanni Arrighi)的話說，這個體係重組的基礎是強勢政府和企業的綜合體，而每一次重組的結果就是其軍事力量和財政力量比先前的綜合體更加強大。他敏銳地觀察到：與過去的經驗相比，新一輪金融擴張（這是對過度積累的典型反應）有其獨特之處，這就是“出現越來越強大的政府和企業的綜合體這一長期趨勢走進了死胡同。蘇聯解體後，世界性軍事力量更集中在美國和它最親密的盟國手裏，資本積累的世界性過程的中心卻從美國逐漸轉移到東亞地區。政治、軍事力量和經濟、金融力量的分家是史無前例的。”（注：傑奧瓦尼·阿銳基：《漫長的二十世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第1頁）阿銳基在1990年代上半葉所做的分析還主要基於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的經濟奇跡，而不是中國的崛起，但他所預見的政治、軍事力量和經濟、金融力量的史無前例的分家正是東亞地區的新現實。這一分家導致了兩種秩序之間的博弈：一個是以美國為首的國家聯盟為基礎的、通過政治力量和軍事力量稱霸的全球性秩序，而另一個則是以東亞地區強勁的經濟力量和金融力量為基礎的全球性秩序，其中第二個秩序“比第一個較為平等”。（注：傑奧瓦尼·阿銳基：《漫長的二十世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第2頁）由於政治、軍事中心與經濟、金融中心的分離，東亞、尤其中國的崛起並不可能代替美國成為世界資本主義霸權，恰恰相反，其經濟擴張和軍事上的脆弱恰好與美國通過其政治、軍事霸權維持其舊秩序的努力相互矛盾和衝突。因此，東亞地區（包括東北亞和東南亞）存在著雙重的趨勢：一重趨勢是以10+1或10+3為中心的、以經濟和金融為中心的區域整合，另一重趨勢是以美國所謂“重返亞洲”為標誌的向某種冷戰格局回歸的趨勢，其經濟上的對應物則是以排除中國大陸為動機的、以美國及其冷戰時期的舊盟國為基礎的TPP計劃。中國通過貿易和金融推進區域整合的努力其實正是這一輪資本主義重組的雙重趨勢的必然產物。若不能對這一雙重趨勢本身展開曆史的和政治的分析，而隻是單向地批評兩岸關係中的經濟主義趨勢，就不可避免地落入盲視的陷阱。在兩岸關係中，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是否應該發展經貿關係，而在於必須改變經貿關係中的“讓利邏輯”。說到底，“讓利邏輯”恰恰是以兩岸分隔為前提的。
如果美日同盟顯示出愈益清晰的向舊秩序的回歸態勢，兩岸關係勢必麵臨巨大挑戰。台灣問題與美國的關係是顯而易見的，而與日本的關係卻易被忽略。往前追溯，皇民化是另外一個被調動的曆史資源。台灣的殖民跟東北的滿洲國很不同。滿洲國雖然是日本殖民地，但還是要建立一個新的國家和滿人政權，盡管是傀儡，但還要承認為一個獨立國家。滿洲國自身需要一個當地認同的再生的過程。這與台灣的皇民化過程有重要差別，用日本人的話說，它在台灣實行的是所謂“內地延長主義”，這裏所謂“內地”指日本本土，所謂“延長”是指將台灣作為日本本土的延伸。大東亞戰爭讓台灣成為它的後備基地，皇民化則是配合其殖民和戰爭政策的認同政治。
關於台灣問題與日本的關係，我再說個小故事。1999年我去台灣那一次，辜振甫在他家裏設宴邀請餘英時、日本慶應大學法學院的院長和我，《聯合報》的老總（忘記名字了）、聯經總編輯林載爵也在座。就在前一天晚上，李登輝發表“兩國論”，次日恰好是《嚴複合集》新書發布會，辜振甫早上起來，上了轎車，秘書才跟他說了“兩國論”的事情。李登輝沒跟他打招呼。我到會場時見很多記者圍著他，郝柏村、林洋港等人都在前排坐著。辜的“兩國論”補台講話就是在新書發布會現場講的。當天晚上，喝了不少酒，上好的花雕，他感慨萬千。辜振甫講他自己和家族的故事，講他所經曆的兩蔣（主要是老蔣）與日本打交道的曆史，以及李登輝的對日交往。他說李登輝的日語雖然可以，但書麵語不行，對日的文告和通信都是他親自寫的。聊天中，他強調說：很多人都關注美國在兩岸關係中的角色，但很少有人了解台灣的政治跟日本之間的更深的關係。《聯合報》的老總說，能不能給《聯合報》寫文章，他說現在不能寫，但是將來一切都退出了就會寫；他笑著說：標題都想好了，就是《兩岸關係中的日本因素》。
美國鼓勵日本解禁自衛權，默認其重新軍事化，實際上是以日美聯盟為軸心，向遏製中國的冷戰秩序回歸。如果日美在這個方麵很明確，兩岸又無法形成政治對話，台灣下一步麵臨的抉擇就是：加入以日美主導的軍事-經濟體係，還是以發展較為順利的兩岸經貿關係和日漸廣闊的兩岸人員交往為基礎，重建兩岸的政治關係？重造冷戰格局不符合人民的意願，不符合區域的利益，也不符合全球關係變化的總趨勢。更重要的是：中國已經不可能像過去那樣被封鎖。台灣加入以美日同盟為軸心的區域勢力，對中國大陸不好，對台灣也未見得好，一定也對中日兩國關係不好。“太陽花運動”橫空出世，打斷了服貿。這一事件本身就說明大陸方麵在設想和簽署服貿協議時缺少對台灣社會狀況的總體評估，隻是著眼於經濟。兩岸關係既然不可能是單純的經濟關係，推動服貿、貨貿又怎麽可能不去考慮更廣闊的問題？從政治談判到台灣加入TPP都應該是發展兩岸經貿關係需要考慮的議題。真正的問題是：兩岸政治關係的重啟究竟以何為基礎？在未來的時期裏，怎樣的力量，或者創造怎樣的政治勢能，才能推動兩岸的和平統一？
“太陽花運動”提出了真實的平等訴求，但它反兩岸服貿，卻不反霸；運動對程序民主表示了不滿，公開占領立法院，但又沒有新的政治綱領。由於實際上支持加入TPP,運動對於新自由主義的態度骨子裏很曖昧。有人說：占領議會有什麽不好？那就占吧。也有很多人說:反服貿有盲目性，就算有道理，也應該連TPP一道反吧。若是他們一道反，我們就該支持他們。如果“太陽花運動”敢於將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擴展到對TPP的拒絕，敢於將對占領立法會的運動發展成為對於當代民主政治危機的反思，為什麽不支持呢？但是，看似激進的“太陽花運動”並沒有走向這個方向，它的動員仍然依賴於統獨的議題。不過，“太陽花運動”占領立法院是過去沒有的行動。這至少表示，1989年後，特別是90年代之後，台灣民主化的過程終結了，對於年輕一代而言，隻有批判這個過程才算得上進步。“太陽花運動”比別的運動都直截了當，它用非法的形式清楚地向台灣的政黨政治——當然主要是國民黨的政治-——指出：你們的民主程序純屬政治遊戲，誤盡蒼生。“太陽花運動”也確實打旗號說反對新自由主義，但重音落在服貿上，也就是落在中國大陸和兩岸關係上，而沒有落到綜合了新自由主義和傳統霸權結構的TPP上。如果“太陽花運動”將其反新自由主義的綱領落到TPP上去，那麽占領運動就會變成另一種運動了。在今天，反思民主的危機是必要的，但如果批判民主與民粹主義的身份政治結合、與霸權性的區域體製結合，其政治的走向就讓人擔憂。
“太陽花運動”是繼2009年“野草莓”運動之後新生代直接參與政治的標誌性事件，預示著較長時間內台灣政治的脈絡。對新生代來講，核心的問題就是，如果台灣的新社會運動，包括這些學生運動，最終達到的結果就是加入美日為中心的霸權結構的話，那等同於自我取消其合理性。果真如此，他們雖然年輕，卻可能是過去時代的回光返照，而非代表真正的未來。美國重返亞洲與日本解禁自衛權都是以創造區域性的新冷戰為指向的，也都是以經濟中心與軍事中心的分離趨勢為前提的。在這個意義上，台灣的新社會運動麵臨一個政治抉擇：他們是要作為霸權的附庸造成一個新冷戰格局，還是重新思考“中國”、探討爭取台灣社會的自主與平等的鬥爭與大陸探尋新的社會道路的努力之間的重疊關係？新社會運動必須思考這一輪資本主義全球秩序重構的獨特性，也正是在這裏，隱藏著運動的未來。在兩岸關係中，這一反思集中於“中國”的政治-經濟內涵，但其實質恰恰是一種批判性的世界主義。
若要將這樣的全球視野納入對台灣的定位，就不得不重審“中國”的政治意義。重審“中國”的政治意義，對於兩岸交流來說，也是無法回避的課題。重啟政治談判是這一政治過程的步驟之一。在高度不平等的全球化進程中，在政治、軍事中心與經濟、金融中心相互分離條件下，全球秩序的混亂和矛盾將是無法避免的；在這一條件下，繼承和發展兩岸爭取自由和解放的偉大傳統，避免區域秩序向新冷戰回歸，突破新自由主義的發展路徑，創造一種基於全新的經濟、科技、政治和文化的新社會前景，是兩岸年輕一代的共同使命。這一對於政治-軍事霸權和新自由主義秩序的雙重突破，不正預示著一種不同以往的社會主義未來嗎？對“中國”的再敘述是不可能脫離這一進程的。
三、 政治認同的至關重要性與兩種規則的衝突
談到區域整合，離不開內陸與海洋的關係，當然也離不開怎樣將兩岸關係置於內陸與海洋的關係中去解釋。日本的亞洲論其實是從歐洲的海洋論發展而來，現在的台獨論也是一脈相承。用海洋來貶低內陸是資本主義時代一個主要的特點。海洋和內陸的問題，確實需要一個世界史敘述才行，不能夠隻講兩岸關係。台灣海洋貿易史的研究把台灣編織到海洋曆史的敘述裏麵去，卻省略海洋曆史跟大陸曆史之間的關聯。這的確值得解釋，從中國大陸的曆史角度值得解釋，從世界史的角度也值得解釋。
大陸觸及這個問題的是張承誌，但他沒有談論台灣問題。張承誌講西班牙的伊斯蘭化和天主教的排斥性，將那個時代視為世界曆史的一個轉折點，背景是奧斯曼帝國的崛起和衰落。張承誌從蒙古高原到穆斯林世界，從中國內外到兩河流域，建立起了一種不同於中國知識界主流的世界史譜係。這個譜係是在抵抗歐洲殖民主義的脈絡中展開的。奧斯曼帝國在15、16世紀的崛起是世界曆史的大事件，哥倫布探險、美洲發現和印度問題均與此有關，但這些事件大多被組織在歐洲中心的視野中。這一事件對於中國和內陸亞洲的影響如何？荷蘭人入侵台灣（1624-1662）也正是這一浪潮的一波，隻是適逢明清易代之際，中原王朝無暇旁顧這一海疆邊陲，直到鄭成功於1661-1662年進攻台灣，建立第一個漢人政權。在台南，訪問赤嵌樓，那個地方原是荷蘭人所建的“普羅民遮城”，也恰是鄭成功軍隊占領台灣的第一個立腳點。占領那裏有幾個主要的原因，其中一個是補給，當地有不少漢民可以提供補給，還有一個原因即那是一個可以控製西班牙航線的戰略要地。台灣跟東南亞是連在一起的，攻占台南可以開辟連接東南亞和東亞地區的新路線。台灣在歐洲殖民史上的重要性是與因奧斯曼帝國崛起、沿大陸絲綢之路的東西貿易中斷相互關聯的。
奧斯曼帝國崛起對於中國的經濟和貿易的影響並不像對歐洲的影響那麽大。除了還有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路線之外，不但中國大陸內部幅員遼闊，經濟互補性強，而且朝貢圈內的貿易關係也非常發達。第二次鴉片戰爭時，馬克思批評英國議會欺騙人民，因為議會討論掩蓋了以恰克圖為樞紐的中俄貿易規模遠超英國用槍炮換來的沿海貿易額這一事實。我三次去伊斯坦布爾，最近的一次還去了以佛所。這個地區的歐亞互動之豐富是驚人的。奧斯曼王宮裏麵有珍寶展，展品與大英皇宮相比也並不遜色。大陸基本找不到元青花，元青花基本上全集中到那裏，量和種類都很繁多。除了元青花之外，還有許多西域民族的物品。奧斯曼蘇丹搜羅了許多成套的瓷器，是做日常之用的，這些東西是市場上買的，不是贈品。換句話說，這不隻是朝貢關係，而且是貿易關係。對於歐洲來說，奧斯曼帝國的崛起是促使所謂大航海時代到來的一個主要原因，因為絲綢之路中斷，原來的貿易路線不再通暢，逼迫著開辟了另外一個航線。但從奧斯曼帝國的角度，與東方之間通過絲綢之路而展開的貿易並沒有中斷。中國早在哥倫布之前就擁有了遠航的技術，卻沒有那麽大的動力去拓殖；鄭和下西洋，表明航海技術不成問題；清朝雖然是從北方來，繼承這個技術也不是大問題，關鍵的問題是他們沒有那麽強的動力。這是不是原因之一呢？我沒有研究過，姑且先提出來思考吧。
清朝對台灣的占領是出於政治一統的要求，而不是貿易的要求，在經濟上也並不需要台灣提供多少東西。在鄭氏攻占台灣之前，中原王朝沒有經略台灣的動力。但鄭氏在台灣建立政權之後，台灣對於大清政治一統來講就變得不可或缺了。甲午戰爭後，台灣的割讓是民族的恥辱，抗戰勝利後必須收回台灣，也是這個道理。1943年開羅會議時，原本計劃討論二戰時期被日本占領領土的歸屬問題，但為什麽最終確定1895年即淪為殖民地的台灣必須回歸中國？台灣對於中國的政治統一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清朝對台的治理，區分“生番”與民人，這應該是由經略西北和西南的經驗而來。1870年代，台灣山地人與琉球漁民發生衝突，日本人乘隙而入，他們質問清朝政府為什麽不處置當地人。總理衙門的回答是：“生番”不在大清律治內，結果給日本留下了進攻山地人並非進攻大清的借口。其實，這種將“生番”與民人相互區分的做法，與清朝治理西北和西南的方式很相似。例如對於西南少數民族，清朝用土司製度進行治理，並不直接運用大清律。
1860年代，美國第一次攻擊台灣；1870年代，日本第二次攻擊台灣，就是以新的模式來衝擊清朝的秩序觀。我寫關於琉球的文章時也說過，日本人第一次攻擊台灣用的是美國人的建議，不是日本人的獨創。美國人第一次進攻沒有得逞，美國駐廈門的總領事李仙得給日本的最重要的建議，就是把清朝經略邊疆時對番民關係的區分置於西方主權概念的框架下，重新確定內外關係。在清朝治下，以大清律和地方習慣法治理邊疆區域，形成了兩元結構的統治模式，也可以稱之為法律多元主義，其內外觀與西方國際法及其以主權為中心的內外區分完全不同。日本攻擊台灣時的借口是：既然當地“生番”不在大清律治內，那麽對於“生番”的攻擊就不是對大清的攻擊。在這個意義上，日本對台灣的進攻不僅是日本與清朝之間的衝突，也是兩種秩序觀之間的衝突。現代中國，無論哪個政權，都不得不沿用西方的統一規則來經略邊疆，傳統的秩序觀瓦解了。事實上，所有具有豐富帝國傳統的國家在沿用這種模式經略邊疆的時候都會出現問題。共產黨早期處理得好，是因為它由下至上地推動社會變遷，但是當這一過程終結，上下關係固化的時候，對這個體製的抵抗不可避免地要爆發出來。大陸民族問題的爆發跟台灣問題的情況不同，但是根源又有部分的一致性，這個根源都來自於西方在19世紀奠定的有關國家和國際關係的基本規則。我在寫《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的過程中，尤其是在寫第二卷《帝國與國家》時，就在思考是否存在不同於這一規則的、更為靈活的製度安排？曆史地看，統一或統合是存在多重可能形式的；統一或統合是一與多的辯證，也必定是一個多重參與的過程。
回到前麵的話題，伴隨經濟中心從歐美轉向亞洲，大陸與海洋的關係正在發生變化。1993年，東起連雲港、西至鹿特丹的歐亞鐵路已經貫通，現在提出的“一帶一路”實際上包括了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印中巴兩走廊、歐亞大陸橋等眾多範疇，大陸聯係的重要性顯著提高了。如果說美日海上同盟是對冷戰格局的延伸，那麽，“一帶一路”卻是對曆史路徑的回歸。新的經濟計劃是對世界曆史路徑的重新修正，困難和挑戰都是顯然的，有人說連新疆都搞不定，還怎麽去談“一帶一路”？但是，新疆問題或其他區域問題恐怕也正是在展開“一帶一路”的過程中才能解決。我們從“一帶一路”麵臨的困境可以看出：世界經濟的重心向亞洲的偏移將帶來一係列政治、社會、文化、宗教、語言等方麵的問題，而絕不隻是經濟問題。反過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核心就在於其經濟與政治、文化、習俗、宗教等等的脫離，在於其經濟過程對社會關係的破壞和摧毀。因此，“一帶一路”必將是一個針對資本主義經濟模式進行改革的漫長過程，也必然是將曆史文明與未來的社會主義相互連接的進程。說曆史文明，是因為這一新計劃的四個關鍵概念，即路、帶、廊、橋，正是亞洲跨社會體係或曆史文明的紐帶；說這一計劃不可避免地具有社會主義色彩，是因為如果不能克服任由資本主義經濟邏輯主宰這一廣闊而複雜的網絡的局麵，這一計劃必然遭致失敗和報複。“一帶一路”不是單一國家的計劃，不是一個以領土及其擴展為目標的帝國再造計劃，而是一個以“互聯互通”為中心概念的、以多重複合的參與為基本內容的動態過程。麵對這一史無前例的世界實驗，任何缺乏深刻和長遠認識的經濟計劃、金融擴張和軍事冒險，都將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現在談論“一路一帶”的人大多隻涉及兩個中心問題，一個是解決國內生產過剩，一個是金融擴張，這兩個問題都是資本主義經濟體係反複出現的問題。若隻重複資本主義的老路，“一帶一路”不但不可能成功，還可能觸發巨大的風險和反彈。新疆問題是一個信號，2014年的台灣也是一個信號。但無論如何，隨著經濟關係的變化，17世紀之後台灣在全球和區域經濟中的特殊地位也不可避免地發生變化。中國大陸沿海經濟的發展和歐亞大陸關係的變化正在撬動全球性的曆史變遷，大陸與海洋的關係如果不是發生逆轉，也會產生巨變。
現在是全球性的政治危機的時代，跟1989年以後的情況非常不一樣。1989年以後，社會主義失敗，“曆史終結”。然而，今天的現實是資本主義危機四伏，不僅邊緣區域如此，中心區域也一樣。1989年後作為唯一政治合法性的那些東西，在今天無一例外，都處於深刻危機之中了。如果中國能夠順利地擺脫困境，重新思考政治實踐的問題，兩岸關係會不太一樣。我們需要在“曆史終結論”的範疇之外，共同探討新的道路。如果沿著這條道路嚐試開啟新的政治實踐，新的空間、新的可能性、新的力量就有可能湧現。這是全球性的政治危機，不是局部危機，所以探討中國政治的新形態，也有全局性的意義，不是個別的和局部的意義。
2012年，我在台灣訪問牡丹社，沿著山道，一路摸爬進去。當年，像這樣的一個台灣部落社會，其內部組織已經很完善，要想從外部攻進去很難。原來大陸許多地方也是這樣的，經過土地改革和社會變遷，就像台灣社會一樣，現在已經很難找到“化外之地”了。但是，在交通如此便捷、流動如此廣泛的時代，統治者卻不知道地方性族群內部在發生什麽，這表明斷裂已經達到了一個非常深的程度。現在需要重新擬定方向，綱舉目張。這兒抹一塊，那兒抹一塊，沒用。還是要知道核心問題是什麽，才可能明確方向，逐漸地使得這個局勢逆轉。比如說我在文中一再提到的“中國”作為一個政治範疇到底是什麽意思？這是應該重新來討論的，如果沒有這種概念，沒有這樣的意識，這個探索還沒有展開，問題可能就終結了。現在需要說明新的方向，雖然不容易，但也有幾點是明確的：第一，這是在全球化的進程中思考出路，不可能脫離這個進程談論新道路；第二，這是在東亞地區談論這個問題，也就是說，不可避免地需要討論全球勞動分工和全球關係的發展和變動，尤其是政治、軍事中心與經濟、金融中心的分離趨勢及其後果；第三，這是一條超越冷戰格局、克服新自由主義的未來之路，一條突破近代以來形成的霸權體係及其新形式的解放之路，一條以深厚的曆史文明及其近代曆程為背景的、綜合當代各種先進經驗的繼承創新之路。至少在我看來，這也是一條不可避免地具有21世紀社會主義特征的共同道路。
2015年1月15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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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於《文化縱橫》201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