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藍博洲用近30年做了一件事：尋找和記錄1950年代台灣白色恐怖的受害者。
最開始，這是一挺危險的差事。1987年，台灣尚未解除“戒嚴”，他突破禁忌，第一個報道了當年其中一位受害者的故事，一時引起轟動。今年，他又出版了新作《台共黨人的悲歌》，描寫的是另一批受害者—隻是往事不複禁忌，關心的人也變得稀少了。他成了一個孤獨的寫作者。
而在這之間的半生時間，藍博洲從沒個正經工作，隻全心全意撲在挖掘往事上。為了能鉚著這個選題寫，他選擇當一個自由作家，“有自由，沒薪水”，開著21歲“高齡”的破車跑遍全台灣，找出那些三緘其口幾十年的老人，寫下他們藏在心裏、連親生兒女也不告訴的故事。
“嚴格來講，台灣隻有我一個人在寫這些。”他篤定地說。
也隻有在他筆下，我們能讀到這樣的故事：曾經有過那麽一個時代，有過那麽一批不甘接受日本殖民教育的台灣青年，他們有人冒著戰火“尋找祖國三千裏”，從台灣一路走到丹東；有人在光複後，聽到廣播裏用普通話說一句“親愛的台灣同胞”，就開始流淚；也有人帶著自己的新婚妻子，沒門沒路地，跑到大陸去要求支援抗日……
而這些青年大都在上世紀50年代初因為思想左傾、反抗政府被捕入獄，在台灣遭到槍決。
自一次偶然的機緣闖進這片記憶荒漠，藍博洲就沒再停下過追尋與寫作。
寫著寫著，他從一個滿臉大胡子小夥兒變成胡子花白的老頭。一直都沒有錢也沒有房，一直都在各處走訪，一直到把那個時代被湮沒、被消滅的人和事，一點點都摳出來。
有人評價，虧得有了他，那些關於熱血與青春的故事，從未講完。
藍博洲的《台共黨人的悲歌》，曆經了20多年的采寫。1993年，他曾去祭掃書中主角張誌忠夫婦與兒子的墳墓，隻見到一片荒蕪。甚至關於這兩位重要曆史人物的資料，也少得可憐。而這樣的情形，幾乎發生在他所知道的每一位白色恐怖受害者身上。
“那是整整一代被消滅的曆史”，藍博洲說。
他筆下最有名的人物，是基隆中學前校長鍾浩東。他就是那個沒門沒路帶著妻子赴大陸抗日的熱血青年。1950年，鍾浩東被國民政府槍決，主要罪行是和老師們偷偷辦報。
“你知道我們當時是怎麽讀魯迅的嗎？”藍博洲後來不得不對大陸的年輕人解釋當時的環境，“1983年，我大學三年級，有一天傍晚一個同學弄到一本《呐喊》，他借給我，要求第二天早上8點一定要還，我一個晚上用手抄完。我們是這樣讀魯迅的。”
他們那一代人，在學校裏寫作文，不管是什麽題目，結尾總大同小異：“明年此時，我們一定要打回大陸，解救處於水深火熱的苦難的大陸同胞！”
太多的往事被掩蓋了。尋找白色恐怖受難者，是藍博洲在《人間》雜誌當記者時接受的第一項任務。他找到當年一位社會運動領袖的遺孀，兩個人約在難友家見麵，也不敢錄音，老太太說一點，他記一點。
那是一個出身台北富裕家庭的革命青年，約會時會帶著女朋友一起去為酒家裏的姑娘義務治療梅毒。在日據時代，他因反抗殖民統治而被打斷5根肋骨，投入獄中，光複後，目睹國民黨政府的腐敗與獨占，他又憤起抗議。
連他的父親也不諒解：“我們家有錢、有地位、活得好好的！怎麽就會生出你這個老是反政府的兒子？”
“但您保守、馴服，隻顧慮到自己的身家安危與榮華富貴，看不到人民被強權出賣的痛苦！”
這位台大醫院醫生在1950年被槍決，時年32歲。
老人告訴藍博洲，臨刑前一天，丈夫在監獄裏偷偷給自己遞了一封遺書：
“把我的屍身用火燒了，撒在我所熱愛的這片土地上，也許可以對人們種空心菜有些幫助呢。”
這段往事讓當年的藍博洲感到“無以名狀的震撼”：台灣竟然還有過這樣的人？
“像這樣的人，在現代社會已經沒有了。”說到這兒，藍博洲又強調了一遍，“不管他政治上主張什麽。”
在27年前，聽著這樣的故事，剛開始工作的他突然就覺得自己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方式”。
藍博洲出生在台灣中部一個客家工人家庭，是家裏的第八個小孩。15歲就立誌要當一個小說家，結果，被這些熱血青年的故事一揪，寫了半輩子的非虛構作品。
他形容自己年輕時候“一直苦惱‘人生活著是為了什麽’‘人的一生要怎麽活才有意義"，可是“一直想不通”，也就“沒有對生命有太多積極性”。
但在聽完了第一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生平之後，他覺得人生一下踏實了下來：“我告訴自己，那我這輩子，就用來寫這些人吧……把這些人的故事，都找出來。”
他最初的挑戰是政治禁忌。1987年，藍博洲的第一篇非虛構報道《美好的世紀—尋找戰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跡》在台灣《人間》雜誌上刊出，一時引起轟動。藍博洲後來聽說，報道發表後，台灣當局怕直接封了雜誌影響太大，悄悄收購了大量雜誌，以求減輕文章的社會影響。
“十六七年前，我們都在看《人間》雜誌的時候，看到了藍博洲的《美好的世紀》和《幌馬車之歌》。”很多年後，台灣導演侯孝賢在為藍博洲撰寫序言中時回憶，“那兩篇東西真的是先驅。”
後來在電影《悲情城市》裏，梁朝偉所飾演的角色在監獄中看著他的朋友們一一被帶去槍決，這些年輕人臨走時所唱的日文歌，正是現實中鍾浩東在麵臨槍決時所唱的：
“在充滿回憶的小山上，遙望他國的天空，憶起在夢中消逝的一年，淚水忍不住流了下來。
“馬車的聲音，令人懷念，去年送走你的馬車，竟是永別。”
寫完《美好的世紀》，藍博洲從雜誌社辭職，專心投入到尋找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工作中。
在台北郊外、不通電話的家裏，藍博洲過起了“跟外界不大聯絡”的生活。他開始撰寫基隆中學前校長鍾浩東的故事。為此，他開著自己的二手破車跑遍了台灣南北，找到了鍾浩東在基隆中學的同事，和他的遺孀蔣碧玉，與他們一一聊過。
他忘不了自己當年硬著頭皮問她鍾浩東遇難的細節。老太太說著就哽咽了，回屋拿出一封丈夫的遺書。
遺書是三頁十行字的信，每一行字都清清楚楚的，唯有第二頁的第一行字有一些塗改。
那一句是鍾浩東隱晦地對妻子透露自己的最終結局。“我一下就明白鍾浩東當時麵臨的情境了。”藍博洲說，“他不能明講，否則書信無法通過官方審查被寄出來。那一刻他心裏有的波動，幾十年後我還是能看到。”
“你想想，這些東西，我如果去寫小說，怎麽想得出來？這些革命者那麽生活化的細節，這樣的故事，為什麽年輕人會不感興趣呢？”
後來的日子裏，藍博洲習慣了四處漂泊的生活。他尋找當事人的腳步，也會走到台灣島外，一路延伸到福州，延伸到雲貴高原、長征路上。他認識的白色恐怖受難者，也越來越多，“就像當年特務抓人一樣，循線進入”，多聽一個故事，也許就又認識了一群人。
同時，他在台灣的家，也一直在搬來搬去—有時是監獄後的草屋，有時是山坳裏的鐵皮屋，直到兒女長大，才重新搬回了台北。
藍博洲在大陸的朋友、《民族文學》雜誌主編石一寧說起來還覺得挺稀奇：“聽說他在台北，因為租房住，還是年年搬家。”
石一寧讀過藍博洲的所有作品，他覺得這位“台灣報告文學創作最有成就的作家”，和他筆下的人物“都是差不多那樣的熱血青年”。
這些年，藍博洲寫了20多本與1950年代台灣白色恐怖受難者有關的書，許多書中人物都是當年的地下共產黨員。時光荏苒，如今，政治不再是禁忌，但民眾也不再對這些書抱有從前的興趣。
“我的書賣得不好，可每次總有一些獨派的教授來研究，指導他們的研究生來挑我書裏的小錯誤。”說起來，藍博洲還有點忍不住笑，那些學生後來很不好意思地對他說：看了書，被曆史感動了。還好，“還沒有說看了書反而去認同他們老師的思路的”。
藍博洲寫起故事來，筆調幾乎不帶感情，隻是將當事人的回憶、舊的文獻檔案一一擺出來，呈現出時代的麵貌，哪怕回憶中有矛盾的地方也並不回避。
“我希望你進來讀，讀了以後能產生自己的思考，而不是看到一個標簽就全部否定……這也是上一代人希望用他們的犧牲換來的，他們沒有說，這一定對，隻是當時他們的認識之中，沒有比這些更合乎真理的。隻能說，現在那些墮落的人，實在對不起這些犧牲的人了。”
這麽多年過去，讀到筆下那些熱血青年麵臨死亡的段落，藍博洲還是會感到難過。
郭琇琮的遺孀最初一直以為藍博洲是特務：連她兒子都不感興趣的過去，怎麽會有這麽年輕的人主動來追問呢？
盡管如此，當藍博洲找上門來時，她已下定決心要講出丈夫不為人知的一生—哪怕是對著一個特務。那一年，郭夫人已經年過七旬，她覺得這也許是自己最後能向人講述丈夫生平的機會了。
好多次，藍博洲也會覺得“要不寫完這個故事就算了”，但是往往出門和素不相識的老頭老太太一通聊下來，又改了主意。
他覺得“一路上很充實”：“那些活著的老先生老太太，他們一生中從來沒有告訴過第二個人的故事，願意告訴你，人生還有什麽比這個更幸福的呢？”
因此，藍博洲相信自己的寫作自有意義：如果他不去找到這些老人，那後人如果想了解當年發生了什麽，不是隻能翻看國民黨的官方檔案？
而麵對曲解曆史的人，這些口述實錄是比研究論文更有力的反駁。
他希望自己的書能讓台灣的年輕人更有曆史感，又或者能讓大陸的年輕人理解台灣：看到這一百多年來台灣人的迷茫、掙紮與不斷尋找出路。
“所以我不會因為這些書不受重視、被排擠、寫了賺不到錢，或者不能在主流媒體發表，就感到挫敗。隻要能在一些地方發表，換取些稿費，讓我繼續做下去，就可以了。”藍博洲說，“我很清楚我所做的事情的意義。”
10月的最後一個星期，藍博洲重走了一段長征路，參觀了貴州的遵義會議會址，為他的下一本書做準備。說起過往的事情來，他挺平靜，也挺樂嗬。隻有一個消息讓他小小激動了一下：北京友人傳來信息，說《台共黨人的悲歌》現在成了暢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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