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文軍：台灣學運與民主誤區

因為東半球的都在關注找馬航飛機，西半球都在關注普京吞並克裏米亞，許多事情就被忽視了，比如台灣的一群學生占領立法院，還起了一個名字：“太陽花學運”，跟我們當紅衛兵時“朵朵向太陽”的花色一致。值得注意的是，頭一天民進黨議員就預演了強占立法院主席台事件，第二天學生們就幹脆占領整個立法會堂，說巧合恐怕太牽強。更何況，這回鬧事的領袖：林飛帆、陳為廷，堪稱“職業革命家”，在台灣的綠營背景十分清晰，已經屢次三番挑起學生運動衝擊法治的。無論怎樣刻意淡化此次學運之政治背景，都給人以欲蓋彌彰的印象。

說實話，我對此事的第一印象就是想起我們當年做“紅衛兵”時那些事兒，無怪乎這回會有“綠衛兵”之稱謂。當年反思後的認識是：隻有一個病態的社會，才會有學生運動。有道是“學生運動天然合理”，我認為學生運動天然不合理！因為學生不是社會的正式成員，這個群體尚屬社會的寄生階層，不是納稅人，學生沒有資格跑上街頭尋釁鬧事，攪亂社會的井然有序，更沒有理由讓讓整個社會服從其意誌！學生們跑去強占立法機關，這不是什麽民主，而是暴力行徑，因為它觸犯了法律底線，沒有任何可資諒解的理由。

而隻有當社會的正式成員不負責時，這些非正式成員才有機會被運動，全都是受到某些別有用心的社會正式成員唆使，借以達到他們無法達到或者不願意弄髒手就能達到之目的。梁文道、餘英時都發了文字對這次台灣學運辯解，我想對這兩位可尊敬的學者說聲“不”，你們如果真的誇讚哪怕一次破壞法治的行為，都隻能給中國的憲政民主進程潑涼水！強占立法機關濫施破壞，甭管能列出多少條理由，也甭管它們如何頭頭是道，就算是有理取鬧，它也是踐踏法律破壞社會秩序之罪行，理應依法懲治，任何詭辯之詞盡可留給辯護律師去說。否則就是社會整體墮落，後果更加嚴重。

環顧世界，學生運動可謂中國特色，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政治變局靠“娃娃兵”打頭陣的。壯族學者黃現璠著《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一書，劈頭便曰：“我國大學生之救國運動，始於漢，盛於宋，而複興於現代，史跡昭然”，顯然古為今用，順應毛朝腔調之頌辭。郭沫若甚至說屈原就是學生運動領袖。大清國著名的“公車上書”，康有為、梁啟超因組織鬧事而成曆史名人，給後世留下“榜樣的力量”。到了民國，首當其衝便是“五四運動”，打人燒房子，於是成了新時代的楷模。魯迅說：“我們隻看見點燈是平凡的，放火是雄壯的，所以點燈就被禁止，放火就受供養。”我的理解他正是挖苦那次學生運動。但老毛不這麽看，不但五四時就寫《民眾的大聯合》予以鼓吹，後來更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直白地說：“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五四運動是當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就連此文標題所主張的主義，也是五四時學生領袖羅家倫首先翻譯引進的。

不過我們也可以借毛論觀察判斷：既然五四是“革命的一部分”，那麽憑什麽要妄斷學運是民主呢？我在《普金之得與失》裏說：“如何區別民主的示威活動與‘廣場革命’？托克維爾早在《論美國的民主》裏就告訴我們：‘在追求自由的過程中始終保持著社會的井然有序。’也即遵循憲政規則在法律範疇以內行事才可算是民主”。竊以為據此以為觀察判斷的準則，一般不易犯糊塗。

五四以後，中國的學生運動亦可謂一浪高過一浪，打毛朝開始，歌頌五四調門也越唱越高。大量評功擺好自吹自擂的介紹與回憶文章出來，人們才知道民國年代那些學生運動，最輝煌的莫過於“129”，以及抗戰勝利後那一連串的學運，全都是中共在後麵策動的，是其奪取政權的手段之一。就連共和國開光之後整肅那些自以為搞垮舊朝廷有大功的知識分子，依舊利用學生打頭陣，玩到最後就是文革，紅衛兵把學生運動玩到極致，所造成的災難也跟著演繹到極致。

即使毛以後那次導致血光之災的學運，以柴玲為符號的學運領袖也難辭其咎。柴玲對美國記者康寧漢那個表白：“廣場上的同學，我想隻能是堅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牆的時候血洗。”“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讓政府最後無賴至極的時候它用屠刀來對著它的公民。（哭）他們真正才能團結起來。但是這種話怎麽能跟同學們說？”這份歹毒或多或少在學運領袖的腦子裏存在，否則他們不會聲嘶力竭激勵大家堅持到底，“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其真實的結果恰是徹底斷送中國的民主進程，至今隻有倒退沒有進步。

任何一次學運都會有一群領袖人物，這些領袖人物大抵都是值得懷疑的，如上述之柴玲。勒龐在《烏合之眾》裏說：“在所有的時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時期，偉大的民眾領袖頭腦之狹隘令人膛目；但影響力最大的，肯定也是頭腦最褊狹的人。”不排斥其中會有理性思考者，而這類人物必將被淘汰，狂躁的人群一定會被更偏狹的人物所感動，如恩格斯所斷言：“廣大的人民群眾很容易輕信那些拚命擠到前麵來的少數人的欺蒙”，這也是所謂“個人崇拜”之本源，它隻能引領“廣大的人民群眾”沿著鋪滿鮮花的道路走向地獄。

這回台灣的學生鬧事，仍是典型的“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香港衛視播放了對台灣的媒體人的采訪，那位女士告知：所有被問到的鬧事學生，沒有一個知道“服貿”的內容什麽；半年多各路傳媒對這個協議的討論，僅馬政府的公議就達20多次，他們竟然毫不知情！卻不妨礙他們跟著瞎起哄，烏合之眾圖的隻是一次宣泄，霸占了立法院還嫌不過癮，進而又去霸占行政院。總之，不攪個天翻地覆，似乎難以宣泄他們的青春期躁動症。

一個問題很快又被提了出來：台灣的民主被搞砸了。竊以為這個認識是模糊的，甚至可以說是被扭曲了的。蔣經國先生以獨裁者身份否定了專製製度，開放黨禁、報禁、實行自主選舉等舉措。或許包括我在內，對這次政治轉型的功德估計過高，忘記了英國人說的那句話：“議會不是一天開成的。”悠久的專製文化遺傳，以及長期的一黨專製統治，兼之還有險惡的外部環境幹擾，台灣社會公民意識與政治生活都屬於嚴重匱乏狀態。“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隻能是願景，不可能成現實。國民黨要蕩滌多年養成的迂腐官僚氣息需要時間，民進黨要改變其市井流痞稟性更需要煎熬，看看那些立法會上俗不可耐的對罵甚至打鬥，理當明白台灣的民主確實隻是初級階段，尤為欠缺的還是法治觀念。憲政不能確立，民主隻會是誤區。

這次學運恰恰打擊的正是台灣民主社會之“七寸”，它的可惡之處首當其衝便是破壞法治。要維護台灣的民主進程，根本不是那些絮絮叨叨所描述的“妥協”、“讓步”之類鳥叫。學運領袖若果真如其所述那般憂國憂民，當壯士斷腕立即回到遵紀守法的軌道上來；台灣當局若確實想執政為民，當盡快恢複社會秩序，保障民眾有正常的生活環境。至於那個“服貿”之是是非非，充其量不過鬧事的噱頭而已，它隻有在一個安寧祥和的環境下才有可能權衡利弊，斟酌其條文取舍。馬政府心急也是沒用的，倘無正常環境，即使生效，能執行下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