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在中國大陸還是一些海外華人圈子裏，時常會有這樣一種困惑或抱怨：為什麽大陸給台灣、台灣人、尤其是在陸台商提供那麽多好處和優惠，台灣人還是不領情？為什麽他們還是要鬧獨立、不認同“中國”？他們怎麽這樣不懂感恩！
可如果大家去看看台灣媒體的報道，聽聽台灣人的評論就不難發現，台北方麵對這些優惠政策背後的目的是心存疑慮的。此外他們還認為，大陸媒體誇大了這些政策的好處，而事實上它們並沒有完全落實——用中國的俗話說就是“雷聲大雨點小”、“口惠而實不至”。
本文無意糾結於這些具體分歧，而是希望從更深層次上闡明：即使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優惠政策每一分每一厘都落到實處，其結果也一定依然事與願違——不僅不能拉近台灣、贏得民心，反而必將使其漸行漸遠。
這是為什麽呢？我們首先要明確這種“統戰”策略的本質和邏輯，然後研判它是否能有效支持中國大陸“和平統一”的政策目標。
實事求是地說，大陸的“優惠政策”與台灣的“金元外交”本質相同：它們都是政府行為，隻不過前者的對象主要是個人及公司法人，後者針對主權國家。其本質都是一種“收買政策”（bribe policy）。其邏輯是甲方向乙方支付金錢，乙方向甲方提供某些方便、好處。其前提是，乙方必須能夠保持自己的固有屬性、地位及由此產生的社會功能，否則甲方將無意繼續支付金錢。舉例來說，商人對官員行賄，是為獲得某種方便，並藉此獲得更大的商業利益。但他們從來不會幻想能夠收買到官員的“認同”，即讓後者放棄官員身份並加入商人的行列。因為聰明的官員也深知，自己之所以能夠得到賄金，憑借的就是自己現有的官位與職權，一旦失去，便將萬劫不複。故此，商人越行賄，官員就越珍愛自己的官僚身份。
明確這一點後，我們看台灣的金元外交，它就是合乎理性的：因為它僅僅試圖通過金錢收買若幹主權國家，讓後者承認台灣為主權國家並與之建交，而不是要得到該國國民的認同，即說服當地人加入台灣國籍、促成該國政府與台灣合並。
同理，大陸也有金元外交，而且更成功，那是因為大陸以遠勝台灣的總體國力迫使外交角力天平不斷向海峽西岸傾斜，最近的岡比亞-台灣斷交事件，就被台島內部一些分析人士看成北京外交戰的最新勝利，盡管大陸一再否認參與其中。
可是，如果北京也試圖用這種收買手段去實現“和平統一”的政策目標，那就是非理性的，因為手段不匹配目的。所謂“和平統一”，就是要以和平而非武力的手段、以北京為主導、實現兩岸某種形式的政治統合。這一政策的固有性質注定了其實施手段必須倚重軟權力，以爭取民心為最高指針。而且這“民心”還不是一般的支持、好感，乃是最為硬核的身份認同——“我想成為你們的一員”。而上文對收買邏輯的分析以及兩岸交往的現狀已經清楚表明，聰明的台灣人、台商，非常清楚自己能夠獲得這些優惠政策的前提，那就是始終保持自己“台灣人”的身份。倘若他們放棄這一認同並成為普通的大陸“中國人”，則無法繼續享有這些好處。一句話，大陸政策越優惠，“台灣認同”越牢固——此南轅而北轍也。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提供的權威數據顯示，自1994年以降，在台灣人中，“中國人”認同急劇下降，“台灣人”認同加速攀升。截止2013年6月，“中國人”認同僅占3.6%，“中國人/台灣人”雙重認同占36.1%，總和不到“台灣人”認同（57.5%）的七成。而且，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隨著外省籍老人的離去，“中國人”認同還有更大的下行空間。
在這個趨勢下，如果北京仍然堅持“和平統一”之政策，那就必須在認同層麵上改變現狀，實行一種進取型的同化政策。這種政策的核心邏輯是：首先，差異導致不滿；然後，若差異是剛性的，不滿無法緩解，最終隻能導致決裂；反之，若差異是彈性的，不滿得到緩解並轉化為向心力，最終締造新認同。
曆史的類比總是發人深省，羅馬共和國的“同盟者戰爭”為此做出最好的注解。
公元前91年，羅馬早已成為意大利當之無愧之霸主，並率領其同盟城邦征戰海外。但羅馬與其盟友極不平等：羅馬公民不僅享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且能在對外戰爭中分到更多戰利品；而盟友們卻無公民之身份，作為輔助部隊與羅馬軍團一同出生入死卻斬獲甚少。這種“剛性”不平等導致不滿、嫉恨和抗爭，最後盟邦聯合起來向羅馬宣戰。三年後戰火平息，但羅馬人吸取了教訓，不僅沒有嚴懲戰敗者，反而明智而大度地授予他們公民權。從此，羅馬不再是一個城邦，而是一個崛起民族的共有符號。一種彈性的差異激發出向心力，從而以全新的認同整合整個意大利半島，並為一個世紀後一個偉大帝國與文明的創立奠定基礎。不妨試想，當是時，一個羅馬人環遊地中海列國，受到當地城邦或部落的熱情款待甚至討好，甚或享有比當地人更多的政經權利，而這一切都源於他的羅馬公民身份，那當地人又怎能指望他會放棄羅馬認同，轉而變成高盧人、龐度斯人或努米底亞人呢？
在明確上述政策的邏輯錯位後，就要進一步追問：造成這種“手段不匹配目的”現象的深層原因是什麽？我認為，一是物質主義與近三十年曆史遺留下來的“招商”傳統，二是外交思維（而非內政思維）。
唯物主義是中國意識形態的基礎，它與物質主義在英語裏都對應同一個單詞materialism，都強調物質的第一性及經濟基礎對其他社會部門的決定性作用。這種思維定勢容易使決策者凡事都從經濟手段出發，並高估金錢在政治事務中的作用——殊不知金錢雖可收買商販，卻無法換取民心。台灣當前的民主縱有諸多不足，但無可否認，一個公民社會已初具雛形。台灣年輕一代從小受到公民教育，知道伸張自身權益並習慣於批判、挑剔政府。他們對台北尚且不知“感恩”、動輒罵、嗆，又怎麽可能買北京的賬呢？北京拿國家財富去“收買”台灣公民，既是對他們的不尊重，也是對大陸納稅人的不公平。須知，在一個民智已開的時代裏，守拙、實誠且真心敬畏百姓的政府，才是真正大善大勇、大智若愚的好政府。
再說外交思維。據報道，在一次招待會上，有記者問及中國一位資深外交官對台灣事務的看法。他非常機智地回答：“台灣是中國內政，我是一名外交官，無權發表評論。”但緊接著他又非常誠懇地指出，目前中國外交部裏有將近半數人員實際都從事與台灣事務相關的工作——他對此深表遺憾，並期盼祖國早日統一。盡管他的回答專業得無懈可擊，卻不經意透露出一個無奈且不利於“和平統一”的事實，那就是北京在事實上是以外交思維而非內政思維處理台灣事務的。老子《道德經》說的好：“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就是說，好政府以“正道”對待人民、治理內政，以“奇謀”對外用兵、參與國際競爭。反之，對自己的人民使用謀略，無論陰謀還是陽謀，都很難得到擁戴。
在老子的啟發下再看前文提到的“差異”，讀者就不難明白，我們絕不是說要歧視台灣人，而是主張要首先提升大陸中國人的生活品質，然後把來陸工作、學習、旅遊的台灣人真正一視同仁地當作中國人，一體善待。
“同胞”二字，絕不應止於口號。如果大陸每年能為“統戰”投入百萬巨資，卻為了在旅遊景點多收幾十元門票而把“台灣同胞”驅趕到外賓售票窗而寒了人心，那真是太不明智了。須知，在一個自媒體網絡時代，旅遊者的集體“吐糟”往往比在時代廣場投放的天價廣告更加深入人心。
試想，有朝一日，大陸在民權保障、民生發展、法治、反腐、文教、環保等各方麵都超過台灣時，那麽在陸生活的台灣人就會感受到這種明顯的差異，並且樂於享受這種由其“中國人”身份而帶來的種種榮譽、自豪與待遇。等做到這一步，和平統一也就水到渠成了。
女性主義者說，判斷一個社會是否公平、正義，就要看他們怎樣對待自己的女人。類似的，我們也不妨說，判斷一個地區或國家是否真的有軟實力、吸引力，跨國婚姻的流向就是最簡單的指標。自兩岸解禁以來，陸-台跨境婚姻基本上都是單向的。女人為了自身和子女獲得更好的生活、教育環境，會用腳投出發自內心的“認同”一票。由此推斷，如果有一天台灣的女孩也願意遠嫁大陸，台灣的年輕人都願意攜家帶口到海峽西岸工作、創業、定居、紮根終老，那麽和平統一的時機就已然到來——是為兩岸之幸、東亞之福。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王鵬是英國布裏斯托大學國際關係博士候選人，該校東亞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作者:王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