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一丁:內鬥內行、外鬥外行的台灣社會

來源: hpu1234 2014-03-24 15:47:43 []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 次 (6753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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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潘一丁
 
3月18日,在台灣立法院,上演了一場在台灣可能“史無前例”、但對中國人而言,卻有“似曾相識”的鬧劇。數百名青年學生,不受法律的約束、不顧警察的阻攔,砸碎玻璃大門,衝進正在開會的立法院會場,以“打、砸、搶”的模式,癱瘓並“占領”了正在開會的立法院,以表達對立法院要討論通過“兩岸服貿協議”的強烈不滿。並提出包括“退回協議、永不再議、成立監督小組”等三點要求。更揚言要在立法院“靜坐(其實是不靜而坐)”,直到接受要求為止。可以認為,這是一場通過“以毒攻毒”的模式,以少數人暴力綁架、挾持法治社會,暴露並證明當代所謂“民主”假冒偽劣性本質的、代表性典型。

此舉令四十多年前曾經親身經曆,並作為一個城市某係統的“造反派領袖”、直接參加過那場『由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因為手中沒有掌握可以“以理服人”的理論,在當年為同一個目標、一起戰鬥過的革命戰友,一起不滿甚至反對自己的錯誤麵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地,貿然發動了那場災難性“後遺症”多多,最後不但讓自己“英明盡毀”,更讓中華民族至今還沒有完全“恢複元氣”來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筆者,在麵對台灣突發的現狀時,吃驚地發現:當年曾經瀝瀝在目的場景,還不到半個世紀,居然就在台灣再次上演。不但鬧劇腳本完全雷同,而且角色安排也一一對應。主角還是作為“曆史繼承人”的青年學生,演對手戲的,就是他們當年靠同樣方式、取得統治繼承權的父輩或祖父輩。而那些假惺惺要跑去支持學生行動的那夥人。其當麵表現和背後動機,跟當年大陸的“四人幫”或“中央文革領導小組”並無二致,都是“唯恐天下不亂”並想趁機去“火中取栗”的陰謀、野心家而已。而對此束手無策,很可能要陷入癱瘓的馬英九政府,更活脫脫就是一個老毛口中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說白了,今天台灣學生的表現,就是所謂“五四精神”的一脈相傳,一副在不知道自己“吃幾碗幹飯”之前,就表現出“天下者我們的天下、我們不幹誰幹”的驕縱勢態,迫不及待地就要“為民作主”了。所以可以斷定他們,最後也必然像當年大陸的“紅衛兵”一樣,注定了“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氣候。而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人和中國社會,始終對此精神的樂此不疲(已經擁有定格自己的專有名詞曰“五四精神”)的傳統,就是形成“曆史周期律”的遺傳基因。而且一樣要遵守“黃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的基因退化規律。而電視報道中,台灣青年學生在立法院的、絕對“有辱斯文(比如公然在立法院大廳內屙屎拉尿)”的具體表現,也將成為證明科學《新理論》判斷正確性的背書。

值得一提的是,按出身和社會關係、以及“帶頭造反”的事實而言,理應首當其衝地、成為受害者或被清算的文革犧牲品的筆者。當年在“文革”結束以後,竟然能夠毫發無損地全身而退(甚至“因禍得福”),沒有受到過任何懲罰或清算。念及此時,除了要感謝命運的眷顧外,更進一步認識到,自己有義務和責任,來反思、檢討其中的因果關係。作為感恩和回報,在“禮失求諸野”的感悟中,為中國人或中國文化探索一條真正有前途的出路。最後在科學解壓縮中國文化的基礎上,終於歸納、總結出一個可以認識、解釋人類和人類社會中,所發生的一切現象或問題(包括毛澤東和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沒有任何難以自圓其說的死角,絕對可以“以理服人”的“新人類社會學理論”(簡稱《新理論》)。雖然已經經過多次實踐的考驗,證明其無誤的正確性。隻是因為跟建立在經驗主義和習慣勢力基礎上的錯誤社會理論相比,因反差太大而不能被多數人接受,反而受到排斥甚至扼殺。眼看中國社會正在不斷重蹈覆轍,不止一次地“犯同樣的錯誤”而愛莫能助,隻能徒呼奈何。

去年年底,筆者眼看台灣社會表現出來的種種不堪的亂象,認為恰恰是科學《新理論》的用武之地。所以決定自費來到台灣,向馬政府和包括媒體、大學在內的台灣社會來“毛遂自薦”,寄希望於說服那裏領導人和社會的良知,一起來共襄盛舉,進行一次絕對“雙贏”的社會實踐,和真正意義上的改革、創新,並願意公開接受“可行性質疑”。可惜結果非但沒有得到善意或禮尚往來的回應,反而受到那裏移民署,以踐踏“人權”方式的羞辱(詳細敘述,請查閱拙文“台灣行紀實”)充分暴露出一種“沒有文化教養”的蠻橫、醜陋。要是不遭到某種“報應”豈不是真的“沒有天理”了?

現在,跟四十多年前就在大陸發生過的“醜陋行為(如文革中打著橫幅衝擊政府機關,以靜坐要挾政府滿足自己並不合理的要求之類)”如出一轍,並且居然得到部分民眾的支持後,又再一次在台灣社會發生,“當局者迷”地,竟然不知道前人早就有“前車之鑒、後事之師”或“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之說。令人有理由懷疑那個社會的文化良知或智商,突顯了中國社會“內鬥內行、外鬥外行”的特色。

對馬政府而言,這絕對是一種咎由自取的“因果報應”。因為“三字經”中,早就下過“子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的結論。而這恰恰正是馬政府統治下形成的、台灣社會的不教之過,或教不嚴之惰。其中包括媒體喉舌鼓噪、誤導在內,所形成的社會氛圍(當時竟然對筆者發出的公開呼籲無動於衷),也是難辭其咎的。而馬英九居然還敢恬不知恥地(注意:不是人身攻擊,更跟他本人人品無關)、屢屢以“傳承中華文化”自居,卻讓自己治下最能體現文明程度的、青年學子的不文明表現(整整比當年大陸學生的類似表現,“跟屁蟲”般“後知後覺”地、晚了四十多年),通過無遠弗屆的資訊傳播,丟人丟到了海內外。其對策的愚蠢、顢頇到如此地步,足以令世界歎為觀止,而隻能從他的政治操控能力角度,發出“朽木不可雕”的感歎了。

正所謂“傍觀者清”。今天的台灣社會,絕對有必要、也有可能,將當年發生在大陸的“文化大革命”、作為避免重蹈覆轍的前車之鑒,甚至可以通過聯想來一一“對號入座”,絕對不會有太大的偏差。而馬英九的處境,更直接令人聯想起當年大陸的接班領導人華國鋒的遭遇。

這可以作為真正關心“黨、國前途”的國民黨大佬們和馬政府,對自己出路考慮時的一種選擇或借鑒,從中得到有益(甚至可以照搬)的啟示。否則就隻有期盼大陸派出“軍宣隊(大陸文革時,一種靠軍隊出麵來調解政權癱瘓後出現的派係鬥爭的權宜之計)”來收拾殘局了。

最後要對青年學生朋友們說的是: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中,一向有“聞過則喜”之說。可惜我們的領袖們,最後總是會言不由衷地“口是心非”,讓中國人非但得不到實惠,反而由此跟著養成“缺誠少信”的習慣,讓我們的社會陷入如此不堪的境地,迫使尚在“求知識、長見識”階段的青年學子,要提前跑出來“越俎代庖”,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曆史錯誤。所以真正應該做的,就是從作為民主主人的自己開始,以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勇氣和真才實學中得到的智慧,穿過前人為我們描繪、卻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樓”,真正進入“聞過則喜”的精神境界,開始來反思、檢討我們自己和自己社會的的問題。一旦能夠付諸實踐,就會實實在在地看到“柳暗花明”的又一村。正所謂“萬裏之行始於足下”,要切記毛澤東以“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的心情,卻換來“欲速則不達”的曆史教訓。讓中華民族整體,從此不再成為“總是要犯第N次同樣錯誤”的愚蠢民族。

讓我們一起來共勉之、共習之、共驗之,直到最後來共享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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