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認為，街頭運動就是民主製度。林啟弘攝
轉自3月24日蘋果日報王丹專欄
這幾天圍繞太陽花學運有很多的討論，最為耳熟能詳的言論，就是說什麽“既然已經有了民主製度，為何不依循製度管道，而一定要上街衝撞呢”？這又是典型的似是而非的言論。
且不說針對台灣現在的政治狀況，“已經有了民主製度”本身，其實就是值得商榷的問題；退一步講，上述說法，把街頭運動排除在民主製度之外，這就是對於現代民主製度的無知。
不錯，民主製度的基本架構───選舉，三權分立，言論自由等等───確實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人民意誌的表達，但是從以往的民主製度的發展曆史來看，現有的這些架構本身也存在很多的問題和漏洞。以選舉為例，代議製的主要目標，就是讓人民的意誌可以通過民意代表充分表達出來，這裡有一個前提，就是民意代表確實可以完整代表民意。但是，由於選製本身，曆史因素等等原因，選舉，其實並不能充分保證民意的完整表達。
今天的台灣就是一個例子：以政治上的傾向而言，台灣的兩個主要政黨───國民黨和民進黨───的支持者的比例大致為5.5:4.5之間，也就是說，就支持者的層麵來看，國民黨對於民進黨並未佔據絕對多數；但是在立法院，經由選舉產生的立法院（2012年為準）裡，在113席代表中，泛綠陣營隻占了43席，雙方差距明顯與實際實力有很大落差。換言之，立法院中的民意呈現比例與現實有一定差距。原因何在非本文討論目的，但是這樣的政治現實導致的結論很明顯：第一，僅僅選舉製本身產生的結果並不能確保代議製的充分代表性；第二，如果將近一半的民意在立法機構裡隻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代表，而這少數並非得到足夠的保護和尊重，導致部分民意被多數否決的時候，這些民意自然就會尋找其他的出口表達出來，街頭就是一個選擇。今天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多少就有這樣的憲政體製上的問題作為曆史和政治脈絡。
民主，是一個使得民主製度逐漸完善和豐富的過程。以前，隻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後來，人們認為國家機器會相互包庇，不是那麽可信，於是才有了第四權───言論自由───的平衡。成熟的民主製度對言論自由給予最大限度的保護，就是為了賦予它限製權力的功能。但是我們現在也看到，媒體自身也很容易出現問題，所謂“無冕之王”也需要監督和製約。因此，我們必須進一步建立更多的民意表達機製和權力製衡機製。街頭抗爭就是選項之一。
日本當代思想家柄穀行人就曾經在《柄穀行人談政治》一書中指出：“所謂代議製，就是選舉出代表者的寡頭政治，這絕對稱不上是民眾參與的民主。我認為民主沒辦法透過議會實現；民主隻能透過議會之外的政治活動，比如示威等形態的活動來實現。”在這裏，柄穀行人並未否定議會的作用，他隻是強調，議會以外的方式可以彌補部分議會代議製的不足。而這樣的方式，就包含街頭的示威，遊行等運動。
行政，立法，司法，媒體，街頭，這樣的五權分立，建立起來的是更加完善的民主製度。五權中，沒有一權應當淩駕於另一權之上。人民衝撞立法院，當然要受到司法的製衡，相關行為當然要經受司法檢驗；但是，如果司法，立法，行政和媒體沆瀣一氣的時候，人民也有充分的憲政權力走上街頭，保護民主。
因此，我的結論很清楚，街頭運動（或者說社會運動）本身，就是民主製度的一環，就是民主製度的題中應有之義，不應當把它和民主製度對立起來。那些走上街頭的示威者，他們依循的，就是民主製度的既有管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