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關係其實是中美日這段不等邊三角關係的投影。盼望未來的台灣領導人能夠對台灣的樞紐地位有更建設性的想像與作為，不要再成為大國博弈的炮灰。

胡一天：台灣專欄作家，港台金融市場觀察家。


 

台灣陸委會主委王鬱琦與大陸國台辦主任張誌軍在南京紫金山的「王張會」，普遍認為是繼20年前的「辜汪會談」，兩岸關係進入「官對官」交流新階段。緊隨其後，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北京釣魚台國賓館的「連習會」，亦在2月19日登場。 

 

兩場會談，先政後黨，台灣島內的討論卻依然充滿選舉考量，藍綠均未能從兩岸關係的根本入手，仍在「主權」、「尊嚴」等概念上大玩修辭學。反觀大陸對今年台灣「七合一」選情泰然自若，處理兩岸關係不疾不徐，高下立判。 

 

從地緣政治角度分析，兩岸關係其實是一個偽命題，因為沒有兩岸關係，隻有中美關係。更深入地看，兩岸關係其實是中美日這段不等邊三角關係的投影，一旦抽離了歷史脈絡就無所附麗。由此觀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胞弟岸信夫為首的70名自民黨親台青年議員於「王張會」與「連習會」之際倡議「日本版《台灣關係法》」，不僅可能為日趨惡化的中日關係再惹波瀾，其對歷史時機的掌握亦十分微妙：2014年，正是美國製定《台灣關係法》35週年。 

 

「一中原則、三大公報、台灣關係法」一向被視為美國自尼克森（Nixon）總統以來對華政策的三大支柱。《台灣關係法》的獨特意義，不僅因為它是規範美國與一個它已不再承認的「中華民國」間特殊關係的一部國內法。美國艾森豪（Eisenhower）總統與中華民國1954年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成為阻撓兩岸跨海熱戰的關鍵。作為其繼承者，《台灣關係法》為美國在對華政策上的博弈心態與兩麵手法下了一個絕佳的註腳。 

 

中美三大公報的歷史背景是美蘇冷戰，目的在於美國自身戰略利益，而不是對華友好。深究《台灣關係法》的條文，一方麵揭櫫了美國維持「西太平洋之和平、安全與穩定」的意旨，一方麵卻又允諾美國繼續對台灣出售「防禦性武器」，這就抵觸了中美《上海公報》與《建交公報》中的共識，亦無形中令美國對「一中原則」的「認知」與「不表異議」顯得十分曖昧。 

 

從霸權博弈的角度看，美國這種曖昧的態度有戰略上的必要。但由於其憲政製度與兩黨鬥爭的局限，這種曖昧根本上彰顯了1949年後中美亦敵亦友的矛盾競合，且有不時成為美國政客轉移內部焦點的政治籌碼之虞。但中日則不同。因為兩國在歷史上的種種遺緒，中日很難如中美一般，在重大關鍵問題上容許「創造性的模糊」。這也是中日關係較中美關係更形複雜的主因：日本背後有著美國在安保條約下的核武保護傘，但日本軍國主義再起的氣焰其實藏著反美的幽靈。中日和好，中美不一定好；中美不和，中日肯定好不了。岸信夫在此節骨眼上倡議日本版的《台灣關係法》，顯示安倍晉三在支持率停滯、市場對「三箭」的經濟振興力開始懷疑之際，仍然無法顯示在中日關係上超越民粹激情的胸襟與魄力。 

 

與其問美日是否需要新的《台灣關係法》，不如問中美日之間對區域和平與集體安全究竟有什麽新的見解。在全球一體化的世界中，戰爭與和平同樣不可分割。我們隻能盼望未來的台灣領導人能夠對台灣的樞紐地位有更建設性的想像與作為，不要再成為大國博弈的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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