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據台灣時期，日本的台灣總督施政的重要策略是將台灣建設成日本向福建省、南洋地區發展的基地。
日本“統治”台灣之後，為了達成統治中國的野心，將台灣定調為日本拓展中國華南及東南亞勢力的基地，因此並未禁止兩岸往來，反而用盡心思透過興辦學校、醫院及報紙等方式，經營與對岸的關係。
隔年，第2任總督桂太郎就職時，即強調日本應采取北守南進政策。“北守”是因畏懼俄國強大勢力而暫時采取守勢；“南進”又稱為“南支”或“對岸”政策，即有意在中國福建扶植日本勢力，將此地區納入日本統治；並進一步擴展到“南支南洋”，甚至是二戰時期的“南方”。
“經略”台灣劍指對岸
由於桂太郎擔任台灣總督僅短短4個月，無法實現他的企圖。第3任總督乃木希典認為台灣是燙手山芋，任期內日本議會還曾打算賣掉台灣。直到第4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就任(1898年初)後，日本對“治理”台灣才有更明確的目標。
兒玉源太郎就任後的隔年中發表《有關台灣過去及將來之備忘錄》共14條，內容大部分是以“對岸經營”為重點，他將目標從福建省縮小到以廈門為中心，認為有利於對台灣的“統治”，從此台灣總督府施政的重要策略是將台灣建設成日本向福建省、南洋地區發展的基地。
日本對福建有強烈的意圖，又看到德國強租膠州灣、俄國租借旅順及大連、英國強租威海衛、法國強租廣州灣等地，因而向滿清朝廷施加壓力，以維護台灣安全為藉口，1898年4月底強迫清方與日本訂立《福建省不割讓條約》，要清朝廷承諾福建省永久不割讓給其他列強。
清朝廷的意思是永不割讓給包括日本在內的各國，但日本則強詞奪理解釋為不可割讓給日本以外的他國，所以接下來日本在福建省所做的事就完全不受該條約所約束。此條約其實與日本的“對岸”政策息息相關，簽訂之後引起英、美、俄、法等國的注意及防範。
1900年1月，台灣總督府為了處理和中國大陸的關係事務，設立了“對岸事務掛”，統轄和福建、廣東的有關政務。
2月，清廷在日本的壓力下低頭，逮捕從淡水逃抵廈門的“台灣抗日三猛”之一的簡大獅，並以“日本國之匪徒”名義，接受日本引渡而遞解出境，簡大獅被押返台灣後，3月11日被絞死於台北監獄刑場內。
經濟策略方麵，日本統治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掌握台灣金融市場，第一步就是統一台灣流通貨幣，籌畫創辦“台灣銀行”。日本帝國議會通過《台灣銀行法》後籌備兩年多，1899年9月正式營業並發行新貨幣，除在台北設置總行，並在台南、台中、嘉義、宜蘭、鳳山、新竹、澎湖、淡水8個地方開設分行。
兒玉源太郎在《備忘錄》中提議“開設台灣銀行廈門支店(分行)”，就是要以廈門分行做為經營對岸的窗口，為將來占領廈門鋪路。當時的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曾向台灣銀行創立委員會提出：“廈門是台灣的中心，至少在曆史上，廈門是控製台灣財經界的中心。”所以要藉開設分行吸收廈門一帶的資金以供台灣建設，更重要的是《福建省不割讓條約》簽訂後，在日本南進策略上，廈門的地位將比台灣更具“前哨”意義，提高了廈門開設分行的必要性。
日本當局接受這個意見，1900年1月開設廈門分行，後藤新平特別從台灣到廈門以表示“日華親善”，並聯絡台灣富戶林維源等商人，廈門分行5月即正式營業。
台灣銀行具有殖民地中央銀行的性質，兼具支援對岸政策的金融事業之使命，成立後第4年設立香港分行，隨後福州、汕頭、廣東、上海、九江、漢口等各地也設了分行。這些分行營業對象最早是台籍商人及海外華僑，後來擴及日本商人，以及成為日本資金流通中國大陸的仲介角色，台灣銀行也積極擴展南洋地區市場，扮演日本南進的重要經濟推手。
1900年，日本趁著北京發生義和團事件，參與“八國聯軍”，更想藉機強占廈門，因而製造了一場“廈門事件”。
當年8月24日淩晨，位於廈門仔頂街的日本東本願寺布教所發生火災。事發後，後藤新平先抵廈門，日軍計劃8月28日從基隆港出發，後藤新平準備等30日軍隊一抵達，即以火警是清朝暴民所為為由，向清朝廷發出最後通牒，預估清朝廷會拒絕，日軍將在隔天淩晨5時展開軍事行動。
廈門事件一石二鳥
這事件事後被證實是由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山縣有朋、曾任台灣總督的陸軍大臣桂太郎及兒玉源太郎、後藤新平4人設計，且獲得了明治天皇的特許。
學者陳文添認為，兒玉源太郎除了想藉出兵廈門來“建立功名”，也認為清朝廷支離破裂，東北已被俄國占領，無力顧及南方；取得廈門是台灣往後向華南發展的根據地，也可根絕台灣“匪徒”逃亡廈門的管道。再者，台灣政治上雖“屬”日本所有，經濟上仍屬於中國經濟圈的一環，因此取得廈門是一石二鳥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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