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聯合報》22日發表評論文章，內容摘編如下：曆史無法倒帶，發生的事不能抹掉重來。但如果十天前國民黨考紀會給王金平的懲處是“申誡”，而不是“撤銷黨籍”，今天台灣的政治局麵會不會大不相同，也許值得大家思考。
“如果是申誡”這個命題，放在現實政治中，當然已經過時，也難以改變現狀。但是，借由這樣的回顧和推演，也許更能讓人們看到台灣政治的吊詭、多變和無常，也許能提醒政治人物學習審時度勢，作出進退合度、有益大局的選擇；同時，也許有助於社會大眾用比較平和的態度看待今天的僵局。
國民黨對黨員的黨紀懲處，有四個等級，依輕重順序分別為：申誡、停權、撤銷黨籍、開除黨籍四種。對王金平而言，前兩種處分，不會危及他的不分區“立委”身分，自然也不會影響他的“院長”身分，隻是顏麵上較不光彩。亦即，若考紀會對王金平祭出“申誡”或“停權”，王金平的“議長”大位仍在，他應不致大動作反撲；而如此一來，王金平的聲譽和威望因關說案受損，他也許更能接受黨中央節製，配合馬當局的步調行事，以爭取下屆繼續保有藍營不分區“立委”的地位。
是不是應從輕采申誡或停權，當然也與王金平在關說案中的角色與情節有關。王金平為民進黨總召柯建銘關說是事實，且是關說司法既遂；但以台灣社會的法治觀念，一般民眾顯不了解“關說”與“司法關說”之別，也因其中其間涉及的“利益交換”並不顯著，許多人認為王金平的情節並未嚴重到要拔掉其“院長”職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馬英九突下重手，反而使他的天平顯得失衡。
進一步看，以台灣政治“凡事反彈”的慣性，若王金平僅受申誡處分，反對黨、媒體或名嘴必定對國民黨的“輕輕放下”感到不滿，從而批評馬英九“包庇”、“放縱”黨員關說，甚至要求國民黨給予王金平更嚴厲的處分。如此一來，今天民調春風得意上升至六成多的人，絕不是王金平；而那些打算上街抗議的民間團體所打出來的口號，也勢必是另一番景象。
問題是，馬英九既不懂“逆向操作”或“欲擒故縱”的原理，也忘了掂掂雙方的人脈斤兩，他甚至沒有摸清自己的“憲政”進路和司法退路，即貿然宣布揮師伐王。馬英九的失策，在於太過急切，未留給這個議題“發酵”的空間和時間，未讓民眾對此事有充份的思考和討論，便向考紀會發出須給予“撤銷黨籍以上”之懲處的指令，也暴露了他必欲拔除王金平議長職務的意圖。正因莽撞出手，一刀下去沒有斬斷亂麻，卻不敵王金平“菩薩”和“逆增上緣”的天蠶神功，最後落得“違憲”及“政治鬥爭”的罪名，令人扼腕。
我們一直不願將此事稱為“政治鬥爭”，主要就在我們關切的不是誰勝誰負，而是台島的體製能否順利運作，社會的是非價值能否準確定位。馬英九搶先出手，卻將政局導入傾斜之境，他當然必須負起收拾的責任。尤令人遺憾的是，如果不貪功躁進，馬英九除能對關說案作出適當處置，更有機會在法製上及觀念上使“反關說”向前邁進一大步，讓台灣地區的民主法治更上層樓；然而，他“吃緊弄破碗”，不僅人沒辦成，社會對關說及司法正義的認知更呈現大倒退，這才是最令人遺憾的事。
多年的藍綠對峙，已讓台灣政經各方麵日漸耗弱；而此案不僅牽動藍軍的內訌，更連帶拉扯台灣社會的價值座標，使得民主、法治、人情、是非的軸線全部跟著位移，使台灣社會陷入更大的混亂和險峻。麵對此一形勢，除了坐等司法程序對王金平“議長”職位的裁定，馬英九也應該尋求各方的力量設法紓解，不可使政局陷於硝煙，這是他身為台灣地區領導人無可逃避的責任和義務。
如果當初國民黨給予王金平申誡處分，今天馬英九的處境會不會截然不同？這個答案，要由民眾自己去解答。一如我們上文所述，台灣的政治有一種“相對主義”式的逆反傾向，社會對於是非的判斷有一種傳統人情的黏著；這些，都讓台灣民主多了幾分吊詭和濁度，這也正是馬英九缺乏掌握的變數。他想追尋一條直線的是非，卻失落在曲折的人情與曖昧的政治迷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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