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慰安婦：六十年的悲喜生涯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台灣由日本帝國的南進據點升級為南進基地。作為日本的殖民地，台灣不僅要開始後勤補給，而且因為距離南太平洋近這一地理 原因，也成為當時慰安婦的轉運及供應地。自1992年開始，台灣婦援會開始確認台籍慰安婦名單，奔走日韓收集史料，並踏上了對日求償的漫長征途。
1998年夏天，賴采兒在美國密歇根州的一張報紙上看到一則有關台灣慰安婦的新聞後，腦中掠過一個念頭：我能為她們做些什麽？她沒想到，自己在兩年後會參與到台灣慰安婦的議題表述，而這一工作持續了長達10年。
2000年，賴采兒正式參與這一工作時，“統計在冊的台灣慰安婦的人數為42名。”而日前，台灣婦女救援基金會（以下簡稱婦援會）工作人員告訴《鳳凰周刊》記者：“截至2010年7月，隻剩下15位阿嬤還健在，平均年齡超過87歲。2010年上半年又有三位已經往生。”
對於年事已高的15位台籍慰安婦來說，她們有很大可能會在未來的5到10年內全部凋零，但賴采兒對她們在有生之年獲得日本政府的道歉和賠償持悲觀態度。
據 賴采兒介紹，近兩年來，受害各國於每年舉辦的連帶會議中，對於日本政府和日本國會的要求，始終沒有改變：1、對於日軍慰安婦問題，為實現認定事實、公開謝 罪、依法賠償，日本國會應早日製定特別法，在受害者有生之年內實現謝罪、賠償；2、要求日本政府應為防止日軍慰安婦相似的犯罪，在日本曆史教科書中正確記 錄史實，教育現在和未來的年輕一代。
“種種對日本政府的公開呼籲、要求，始終未能得到日本的響應。”賴采兒說。
1992年的三封電報
1991年底，《聯合報》連載四五十年前日軍征召韓國婦女當慰安婦的故事，王清峰曾看過一兩篇。當時她就有預感，在同樣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這種婦女被糟蹋的事情一定也會有。
王清峰彼時的主要工作是律師，又是婦援會的董事長，平時的工作量已經超負荷，於是“心一橫，眼睛不見為淨，就當沒這回事”。3個月後，在日本發現的三封電報讓王清峰的眼睛不得不再度聚焦台灣慰安婦這一群體。
1992 年2月，日本眾議院前議員伊東秀子在日本防衛廳研究所圖書館發現三通電報，內容是昭和17年(1942) 3月12日，日本的台灣軍司令官應其南方總軍之要求，征召50名“慰安土人”（台灣人）到婆羅洲沙撈越(Sarawak of Borneo)服務，請求日本陸軍部核發渡航證。這三通電報證實了二戰期間確有台灣婦女被送到日本前線軍隊做慰安婦。
記者的電話也馬上打到王清峰的耳邊：“婦援會準備怎麽做？”
王清峰終於在1992年3月12日邁出了第一步：設立申訴電話、公布婦援會地址、接受申訴並進行田野調查。此後半年間，婦援會接受的個案申訴電話人數約有90餘名，經訪問確認了共60名慰安婦。
台籍慰安婦人員名單的確認，成為台灣民間開展對日求償運動的基礎。之後，王清峰踏上了奔走日韓收集史料、帶著慰安婦阿嬤們到日本打官司的漫長征途。不過她當時想不到，18年後，她們仍然無法得到來自日本的道歉與賠償。
慰安所的誕生
作 為中國割讓給日本的殖民地，台灣在二戰期間一直給予日本戰事巨大支持。同時日本在台灣海峽西岸的防衛力量也一直吃重。軍人駐防多的地區，相應也會設置更多 的日軍慰安所：在台灣本島，沿太平洋海岸僅花蓮一地曾設置慰安所，而在麵臨中國大陸的海岸沿線，北到基隆南至屏東，共有9個縣市曾設置有慰安所。
朱德蘭用“翩飛的蝴蝶”形容台灣慰安婦的青年時代，用“凋落的枯葉”來看待她們的現狀。作為婦援會慰安婦“口述曆史”計劃的主持人，朱德蘭所做的工作涵蓋了台灣慰安婦被征召到戰後療愈的每個細節。
在 朱德蘭看來，日本軍部考慮設置慰安所的原因之一，是怕私下的性行為導致性病蔓延，從而影響日軍戰鬥力。早於1918年日本出兵進攻西伯利亞時，就曾麵臨過 這種性病蔓延的景況。當時日軍派遣7.2萬名軍人前往西伯利亞，患有性病者卻高達1.8萬餘人，其中2000多人更是重病患者，而一場戰爭下來陣亡者也不 過3400餘人。在保持軍力、防止性病蔓延的前提下，日軍遂設置了由軍中管理的“慰安所”。
日本是國際聯盟簽訂禁止買賣婦女兒童條約的簽署國。但到了1921年，國際聯盟又在第14條規定中補充，“簽署國可以宣稱有不適用的情況。”當時的日本政府則將這一條款使用在殖民地朝鮮和台灣地區，為這兩個地方日後成為日軍慰安婦的重災區埋下了種子。
據朱德蘭的推估，二戰期間被日本人強征的慰安婦人數，朝鮮人有十餘萬，日本人有兩萬，中國內地超過20萬人，台灣島則至少有1200人。
台籍慰安婦工作的慰安所主要分為三種：軍營式、食堂酒店式和高級軍官俱樂部。軍營式慰安所開設在軍營內，以木板隔間臨時搭建，為所有軍人提供純粹的性服務；食堂式是先端菜陪酒，再做慰安；而軍官俱樂部則有豪華餐廳、會議室與臥房，招待對象僅限日本軍官。
令人驚訝的是，日本在戰後初期還曾在本土設置過慰安所。當時日本的內務省和大藏省共同建立了“特殊慰安施設協會”，以便向當時進駐日本的盟國部隊提供慰安婦，借此阻止盟軍隨便侮辱日本平民婦女。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台灣由日本帝國的南進據點升級為南進基地。台灣不僅開始發揮強大的後勤補給作用，而且因為距離南太平洋更近，交通運輸便利，所以也成為慰安婦的轉運中心及供應地。
慰安婦在台灣被征召送往慰安所時，時常以軍事物資的“子彈一箱”作為代稱，而戰時甚至有日本軍醫將慰安所稱為“衛生的公共廁所”。
日 軍士兵戰鬥歸來後，會帶著軍隊發給他們的安全套跑向慰安所。所謂的慰安所，隻是日軍臨時搭建起來的簡陋房屋，用一張草席遮擋裏外。軍人們在草席前排隊等 待，對著席子大聲說：“麻煩您了！”然後低頭進門。等到結束出來後，再朝著草席低頭說：“謝謝！”下一個要進去的人接著馬上說：“拜托您了！”再進去。
有的慰安所人氣太旺，所以規定一個人從進屋到出來的時間，不能超過30分鍾。有時在房裏的日本兵稍微超過一點時間，馬上會被後麵排隊的人罵：“帝國的軍人不要那麽磨磨蹭蹭，如果敵機攻來你怎麽辦？！”
婦援會截至1992年6月30日的調查記錄顯示，台灣慰安婦的每日慰安次數從三至二十餘次不等，其中以一晚得60支牌即60次為所發現的最高次數。
台灣慰安婦的戰後命運
1927年，太魯閣族的林沈中出生在台灣花蓮秀林鄉的Mukibo部落。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台灣成為日軍西進大陸的重要補給地。林沈中的部落成了日本軍隊存放貨物的倉庫。家中三個哥哥全被征召赴南洋作戰後，家中隻剩下林沈中和父母、祖父母幾人。
二戰期間的台灣原住民部落相對馴化，對警察相當敬畏，而對“警察大人的要求”也無不應從。林沈中成為這種應從的犧牲品，盡管當時距離日本戰敗隻剩下8個月。
1944年12月的一天，當地派出所主管帶著一個軍人到林家對她爸媽說，要讓林沈中“到軍隊裏洗衣服、縫補軍衣，每天工作時間從早上8點到下午5點，部隊供應午餐，沒有假日，但有事可以請假，月薪10圓”。林家無人敢反對。
然而，一個月後，林沈中和一同被征召做工的女孩迎來的命運卻是在山洞中被日軍淩辱，“返回休息所後，沒有人不低頭落淚。”
林 沈中每天晚上平均要接待一到三人。不像其他慰安所的女孩們，她們沒有領到保險套。營區的軍醫則要求她們“萬一月經沒來，就要告訴他”，然後讓她們吃一種感 覺很惡心的藥，但從未替她們做過身體檢查。在營區期間，林沈中懷孕三次，每次都在不知情的狀況下繼續被帶進山洞，在大量流血之後流產。
1945 年8月，大部分日本軍人已撤離花蓮秀林鄉，隻有少數人還留在營區。但當時林沈中所在部落的多數人不知道日軍已經戰敗，更不知道留下來的日軍是在等船隻遣送 回國。這些留待遣返的日軍每天晚上還是用車將原住民婦女載到營區，要她們陪酒並唱歌跳舞助興。玩樂之後，日軍帶她們到一間茅草房，“房裏鋪了一排排木板 床”，在沒有隔間的大通鋪裏，軍人一對一地帶著女人玩起“性派對”。“我不記得欺負我的人渣的長相，但記得他們酒後居然還講出這種話：‘日本沒有打輸戰 爭，是戰爭結束了，50年後，我們還會再回台灣。’”
直到1946年春日軍完全撤離後，林沈中才有機會重新開始她的生活。
她 經曆了四段婚姻，除了一次因丈夫早逝，其餘三次都以離婚告終。“對原住民來說，失去貞操是非常嚴重的事，我不敢告訴族人。我這輩子結過四次婚，因為過去的 陰影，到最後都是破碎的結局。現在隻剩我一個人和纏繞我半世紀揮不去的夢魘。我常想，從成為慰安婦那一天起，我的生命似乎就已經結束了。”林沈中說。
和林沈中一樣，絕大多數慰安婦在二戰期間及戰後普遍存在的害怕、痛苦、憂愁、寂寞、反抗等心理狀況，最終都變成了“消極地認命或順從”。
僥 幸返回台灣後，她們多以替人洗衣、煮飯、打掃、做手工為生。婚姻狀況大多不穩定或不美滿。有的人雖然結婚，但卻多年承受鄰居街坊流言蜚語的中傷，以致不是 被丈夫毒打就是再度離婚；有較穩定婚姻關係的，有的是因為配偶貧困，認為娶慰安婦“省錢”、“可成家”，婚後又因為彼此的包容、疼惜而有幸福。不孕，成為 慰安婦阿嬤們普遍的身體狀況。她們家庭中的孩子，也多為抱養。
經曆過非人的磨難，這些女子大多還在盛年就成為虔誠的 基督徒或佛教徒，希冀能依賴宗教信仰來原諒自己過去的“罪惡”。婦援會工作人員告訴《鳳凰周刊》記者，早年在進行田野調查時，有的阿嬤因為家庭的壓力等因 素中途撤訴，“當然也有可能有的慰安婦阿嬤選擇永遠忘記身心傷痛，再不對任何人提起自己非人的遭遇。”
林的勇敢令她成為慰安婦中的例外。1992年挺身而出，林沈中踏上了向日本求償之路。
“相較其他地區，台籍慰安婦的抗議動作的確晚了些。”人權律師王清峰表示，“主要原因是日本人撤軍時銷毀了很多二戰史料，相關證據缺乏。而比起韓國，台籍慰安婦更羞於談論自己的遭遇。”
對日求償路漫漫
1996年12月11日，台灣150位（占立委總人數92％）立法委員聯名致函日本首相及參、眾議院，強烈要求日本政府盡速製定特別法，解決慰安婦問題，且由跨黨派立委親自赴日拜會及遊說日本國會議員，但最終未得到響應。
1999年7月14日，王清峰與台、日聲援民眾及9位台籍慰安婦阿嬤，親自前往日本東京地方法院遞狀，首次提出“台灣慰安婦要求日本政府國家賠償”訴訟案，要求日本政府正式向受害人道歉及賠償每人300萬元新台幣。
日本政府逃避戰爭責任，同樣激起日本民間人權運動者的不平聲浪。2000年的“東京大審”，成為台籍慰安婦對日求償活動中的標誌性事件。
這一年，日本民間團體“戰爭中受暴力侵犯婦女保護組織”在東京發起“2000年女性國際戰爭法庭”（簡稱“2000年東京大審”），準備以虛擬審判的方式針對此慰安婦議題進行審判，以求在今後的法庭審判中對日本官方施壓。
來 自台灣、中國大陸、韓國、朝鮮、菲律賓、印度尼西亞、荷蘭等國慰安婦受害者及支持團體近2000人參與此活動。這場女性審判法庭以民間審判法庭的組織方 式，運用與國際法庭相同的學理方法，參與法庭審判者包括4名法官組成的審判團、兩名檢察長、多位曆史學者、75名受害者（慰安婦），及兩名日軍。各國受害 者出庭陳述當年受日軍非人道對待和淩虐後，2名坦承參與日軍暴行的日本軍人給出證詞。最終審判結果是：裕仁天皇、幾名軍事將領和設立發展慰安婦製度的日本 政府，因違反國際人道法而被判有罪。
因為這個結果，婦援會和台籍慰安婦們一度曾對對日求償的結果很樂觀。但接下來5 年內在日本舉行的三次審判，結果令她們失望：2002年10月15日，東京地院一審宣判，婦援會與台籍慰安婦群體敗訴；2004年2月9日，東京高院二審 宣判，再度敗訴；2005年2月25日，東京最高法院宣判敗訴定讞——這意味著，通過民間在日本提起訴訟並得到日本政府的賠償與道歉，已經不可能實現。
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在2008年與慰安婦阿嬤們茶敘時也表示：“（對日）求償部分，訴訟已經終結了，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之下，國際社會通過政府對日施壓的措施近年來呈上升趨勢。
繼 2007年美國國會通過決議，要求日本政府負起慰安婦議題的責任且向受害者正式道歉後，荷蘭國會、加拿大國會和歐洲議會也相繼展開相同行動。2008年 11月11日台灣“立法院”也通過“要求日本盡速解決慰安婦問題、賠償受害者、負起戰爭罪責、恢複受害者名譽”的決議文，成為全球第6個通過決議文的國家 和地區。
即使如此，“慰安婦阿嬤們幾乎不可能在有生之年得到賠償和道歉”仍是大家默認的共識。
日 軍在1945年撤離台灣時已經銷毀了很多相關史料，慰安婦存在的物證已呈缺失狀態，而還活著的15位高齡慰安婦阿嬤，則成為碩果僅存的人證。一旦她們往 生，則道歉沒有對象，賠償金也沒有接受人。死無對證的局麵，或許正是日本官方在對此議題一直回避的過程中，最希望看到的結果。
心理療愈
“用一張紙來表達你現在的情緒。”這是藝術治療工作坊的主持人林惠愛給慰安婦阿嬤們設置的一個題目。
一位慰安婦阿嬤把紙團成一團，說：“我的心糾結。”
2002年開始，婦援會工作人員嚐試針對慰安婦阿嬤開設“療愈工作坊”，將美術、戲劇、瑜伽、攝影、與心理師對談等活動加入其中，其主要目的是希望這群平均年齡80多歲的阿嬤們，在經曆生命的創痛後能夠逐步放下從前的苦痛。
林惠愛是一位專業的美術心理治療師，曾於2004年以藝術治療工作坊的形式為慰安婦阿嬤進行心理治療。慰安婦阿嬤對抽煙的高度依賴，令剛剛接觸她們的林惠愛覺得吃驚。雖然無法讓阿嬤們戒煙曾帶給她挫折感，但她也由此對阿嬤們內心的傷痛有了感同身受的體會。
慢 慢的，林惠愛邀請阿嬤們接觸不同媒材，“有幾位阿嬤高度抗拒拿筆做畫，所幸她們亦找到黏土做為創作媒材。”林惠愛經仔細評估後認為：使用黏土需花費較大能 量，因此更能將內在壓抑的情緒轉化出來；阿嬤們沒受過良好教育，潛意識中將寫字用的“筆”與畫筆類化，所以抗拒拿筆做畫。
藝術、攝影、戲劇、瑜伽等治療工作坊，開始令慰安婦阿嬤們的晚年不一樣。隻是一個令人心痛的事實是，在早些年人數較多的時候，工作坊還需要在台北、台中等地分批進行；如今健在的阿嬤越來越少，隻用開一個治療工作坊就可以了。
2005年，時任婦援會國際部主任的賴采兒曾率領台籍慰安婦阿嬤到韓國參加交流活動，在一位韓籍慰安婦阿嬤家中看到當地婦女團體為她拍的婚紗照，不少台灣慰安婦阿嬤眼中流露欣羨之情。賴采兒決定要為阿嬤們“圓夢”。
2006年4月18日，阿嬤們終於穿上由知名婚紗公司提供、依個人三圍訂製的婚紗，還有專業的整體造形設計，並由攝影師拍攝了巨幅婚紗照。“過程不一定需要男伴，現存的另一伴也不會出現，純粹是完成一個平凡女人的心願。”
2009年7月，曾多次到日韓參與對日求償抗議的吳秀妹還圓了自己的空姐夢，其時她已93歲高齡。也許，比起被動地等待別人的道歉，來自同胞的這些盡心盡力的慰療，對阿嬤們另有別樣的意義。
